美国政府关门、休克恐吓与养老金改革争议

　　美国政府关门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西方媒体曾对美国政府关门炒作得沸沸扬扬，热闹表象背后隐藏着金融垄断财团利益与舆论造势。美国债务上限风波背后的深层原因与发展趋势，直接关系到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安全。美国国会达成协议仅仅将债务上限推迟到2014年2月，短短数月后美国可能再次搞债务悬崖战术令世界各国惊恐不安。

　　实际上，早在2013年5月美国政府就已经超过了债务上限，但是，美国政府先是忙于“重返亚太”刺激南海、东海紧张局势，后来又忙着借口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谋划对其发动军事打击，国会议员、财政部官员那时根本不提财政困难没有打仗军费，美国主流媒体也大肆鼓噪攻打叙利亚而对财政困难三缄其口。2013年10月美国政府却从到处耀武扬威突然因囊中羞涩陷入关门，总统没钱买机票、发博克等种种情节看似逼真，反而显得像为某种特殊目的安排的做戏。

　　美国国会、政府和西方媒体几乎出现了压倒性舆论，指责养老金、医疗费用等社会保障支出是罪魁祸首，仿佛这种观点反映了美国社会各界共识并得到广泛支持。实际上，美国社会公众的意见与此恰恰相反却根本得不到主流媒体反映，就如同美国主流媒体制造的压倒性支持打击叙利亚的舆论一样，同美国大多数民众反对打击叙利亚的民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美国权威民意调查机构进行的多次调查显示，美国民众高度支持政府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认为这是民众终生扣除工资社保缴款后的正当权益。美国政府官员、议员平时担忧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不敢轻易触碰这个易于引起民愤的禁区，只有利用超过债务上限和政府被逼关门的时机，才敢强硬推出削减社会保障等损害民众利益的政策。

　　2013年10月17日最后期限之前，美国国会两党达成的妥协协议表明逼真的闹剧没有白费力气，政府重新开门交换到削减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一万亿美元。[2]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政府花费了巨资挽救华尔街以免让大银行关门，大银行实际控制的国会却让挽救自己的美国政府关了门，也让挽救自己的广大纳税人无法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还将面临因到退休年龄却无法领取养老金而陷入贫困的危险，这从侧面显示出美国民主模式中究竟谁是主人、谁是仆人。

　　以休克恐吓推动掠夺民众财富的改革

　　美国德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伊萨莫尔·扎德认为，这是一次美国华尔街财团操纵国会领袖蓄意人为制造的危机事件，意在借助美国政府关门带来的心理震撼和冲击，趁社会各界不知所措的之时推出掠夺民众财富的政策，媒体竭力渲染垃圾遍地无人拾、阵亡士兵遗孀生活无落的情景，促使民众在震惊之中默认养老、医疗保障权益遭到剥夺，同时也营造舆论氛围逐步推托、抵赖美国政府债务。[3]

　　西方国家二战后在冷战压力下推行社会改良政策，加强政府干预、严格管制金融投机并扩大社会保障，并非是资本主义本质变化而是被迫采取的策略调整，华尔街一直对压抑其投机贪欲的社会改良政策强烈不满，长期支持哈耶克等学者研究反对社会改良的政策理论依据，但是，迫于社会强烈反对和冷战压力而暂时难以推行。当年哈耶克反对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并称其为“通向奴役之路”，在西方知识界普遍被视为反动思潮并陷入身败名裂境地。

　　越战失败后美国被迫放弃“冷战”转向“缓和”战略，美国政府认为已没有必要再限制金融资本贪欲扶植战略盟友，这一政策无法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军事力量壮大，为阻止美国全球霸权衰落必须扭转社会改良潮流，重新推行放纵金融资本贪欲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帮助金融财团掠夺财富并遏制世界各国经济崛起。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各国民众普遍拥护社会改良并反对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强烈反对削减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政策措施，美国政府就采用了中央情报局秘密研究的“休克震撼疗法”，以破坏、摧毁各国民众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阻力。

　　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往往被认为是借用医疗术语比喻，很少知道其起源于中央情报局为逼迫犯人招供的酷刑实验。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50年起曾秘密资助一项刑讯逼供研究，借助电击震撼、强烈灯光、噪音等刺激摧毁嫌疑人心智，在丧失自我意识、控制能力的情况下服从刑讯部门的意志。这项秘密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揭露后遭到美国国会调查，中央情报局被迫给予九位受害者数十万美元的赔偿。中央情报局赏识这种迫使受害者丧失抵抗意识的有效方法，广泛将这种原理应用于推行各种国际战略扩大美国霸权利益。[4]

　　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起源并非是由于滞胀和凯恩斯主义失灵，滞胀是1973年中东战争导致石油禁运和油价暴涨后发生的，而早在197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密谋策划并提供大量资金，支持智利军方和受过新自由主义培训的智利经济学家，开始制定以军事政变暴力手段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方案。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严重损害民众利益并遭到强烈反对，美国策划军事政变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依据中央情报局秘密研究的“休克震荡疗法”研究成果，采取了逮捕、监禁、暗杀、酷刑等大量侵犯人权的暴行，残酷迫害社民党人、民主人士、工会人士和普通民众，大量丑闻曝光后遭到国际社会包括社会党国际的强烈谴责，迫使开始鼓吹人权战略的美国国会不得不出面调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弹劾后这些劣迹被继任的美国政府曝光。[5]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智利亲手催生了第一个新自由主义模式，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靠军事独裁和恐怖镇压推行的，军政府为压制反对曾将数万多民众驱赶到体育场中，在强烈灯光照射下让蒙面人指认持反对意见的进步人士，靠营造极端恐怖气氛压制广大民众反对新自由主义，恐吓民众失去工作、养老金、医疗保障后的反抗活动。新自由主义从流行全球之初就不是同“民主、自由”联系在一起，美国是出于国际战略目的依靠军事政变、暴力镇压推行新自由主义。

　　美国后来采取了更为隐蔽的的办法来摧毁民众反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阻力，如借助市场恐慌、金融危机、飓风海啸、价格暴涨、大规模失业等等，趁民众因突发自然、社会灾难陷入茫然或忙于应对生存困难之时，迅速推出一系列在正常情况下遭到民众强烈反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公共资产的大规模私有化和削减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等待民众醒悟过来发现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后已经为时已晚。

　　美国曾多次蓄意操纵油价、粮价、利率、汇率暴涨暴跌，利用经济杠杆极端变化引发的价格震荡、利率震荡、汇率震荡，促使许多国家发生石油恐慌、粮食恐慌、金融恐慌、债务恐慌，然后趁机让有关国家病急乱投医落入“经济陷阱”，诱迫其推行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等损害民众利益的改革，还将这种趁火打劫的“制造危机倒逼改革”推广到全球各地。

　　美国为了通过“休克震荡”实施隐蔽经济战争的打击，曾误导许多国家推行激进价格改革并放开利率、汇率，声称政府管制将造成价格扭曲不利于市场机制运行，尽管美国深知冷战时期向战略盟友推荐的相反政策，包括限制金融投机的资本账户和利率、汇率管制，才是治理资本投机导致更大价格扭曲的成功经验，促使美欧和战略盟友出现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美国金融财团曾在20世纪70年代设下低利率陷阱，引诱前苏联东欧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大量借债，20世纪80年代却骤然将利率提高到20%引发债务恐慌，导致波兰、拉美国家爆发了外债危机和社会动荡。20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委派美国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拉丁美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导致某些南美国家失业率大幅度上升50%，民众收入水平下降40%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有资格接受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的人数则锐减61%。[6]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美国国际战略精英曾将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公开撰文称为“促使世界经济走向有控制解体的战略”，前苏联却对给拉美造成巨大破坏的经济战争毫无警觉，20世纪90年代初再次接受世界银行委派萨克斯设计改革，结果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造成破坏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导致一亿多人口陷入了极端贫困状态，许多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老兵被迫沿街乞讨，依靠出卖当年荣获英雄军功勋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7]美国还以所谓“短期阵痛”掩盖“休克疗法”带来的巨大灾难，尽管当年智利经受这种“短期阵痛”折磨持续了十多年，直到军政府被迫解雇休克医生并改选更张后才复苏。倘若当年前苏联政府充分重视新自由主义的诸多实践恶果，就能够发现美国新型隐蔽经济战争的威胁并识别美国误导，笔者十多年前撰写的专著《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对此有深入论述，当前中国应高度重视前苏联忽视软战争的惨痛教训以免重蹈覆辙。[8]

　　美国财政危机与社保资金缺口问题

　　美国陷入财政债务危机的原因并非西方主流媒体指责的养老、医疗保障，而是政府花费大量纳税人金钱挽救大财团的金融投机坏债。2007年美国财政赤字仅为一千六百亿美元，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财政赤字飙升了三倍，猛增到四千六百亿美元，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再次飙升了三倍，猛增到一万四千多亿美元，此后连续三年财政赤字水平一直保持在一万五千亿美元左右，截至2011年危机后短短几年中美国国债就膨胀了大约五万亿美元，超过了此前美国国债两百年的增长额度。显而易见，美国退休者和病人人数并未像财政赤字那样猛增了九倍，不可能是国债增幅超过此前两百年和规定上限的主要原因。尽管美国有良知的学者经常引用这些数据，大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却有意回避这些客观事实。[9]

　　美国政界、金融界精英透露金融泡沫破裂危险日益加剧，一旦华尔街在复苏舆论下完成撤资、做空各种市场布局，随时可能利用2014年的债务上限等导火索引爆危机。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政府、国会将导致国债迅猛增长的金融衍生品赌债，置于超过民众拥有的养老金、银行存款的绝对优先地位，这是因为美国政治体制已将金钱收买权力的腐败合法化，华尔街花费数十亿美元合法行贿游说国会制定法律，催生金融衍生品赌债膨胀远远超过了全球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这意味着美国政治腐败已达到足以摧毁全球经济的程度，金融衍生品赌债已变成具有摧毁全球经济威力的金融核弹，对全球各国民众的养老金、银行存款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旦追随美国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削减社会保障改革，就会无力阻挡金融核弹的冲击波并促使民众血汗钱化为乌有。

　　2013年国际金融机构已将塞浦路斯作为金融核弹的试验场，像广岛核爆炸一样造成了令人震惊的巨大破坏，众多私营企业因银行存款遭到冻结被迫停业倒闭，广大民众的养老金、银行存款遭到无情罚没后难以维持生计。国际金融机构官员公开称将以塞浦路斯模式推动全球金融改革，这意味着对美欧施压、诱导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和削减社会保障必须尽早进行坚决抵制，这些改革从根本上违反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违反了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目标，倘若误以为是改革短期阵痛而迁就将一步步滑向塞浦路斯的灾难深渊。

　　全球危机以来美欧各国都出现了削减社会保障浪潮，西方媒体受大财团控制并渲染社会保障支出造成了债务负担，回避债务危机实际上来自挽救天文数字的金融赌债。中国某些学者将偏袒资本的西方媒体当做客观消息来源，误认为削减社会保障是大势所趋、迟早要实行的改革，主张中国也应该与国际接轨实行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还称中国也像美国一样出现了养老金的资金缺口。

　　实际上，尽管美国许多私人企业养老基金投资股市亏损巨大，但是，根据2010年美国官方的正式社会保障基金财政状况报告，三十多年来养老、医疗等联邦社会保障税收始终高于支出，从1984年到2009年的社会保障纳税超过支出盈余累计两万亿美元，联邦社会保障基金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拥有者，2013年5月美国政府超过债务上限后仍然维持运转，也是得益于联邦社会保障纳税的盈余资金。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罗伯特·克莱格认为，在美国社会保障基金存在大量盈余的情况下，美国主流媒体却将财政困境归咎于养老等社保支出，是为了盗窃民众的养老金用于挽救华尔街和对外扩张战争。[10]

　　近年来中国与美欧的经济情况完全不同，美欧国债所占经济比重高达100%左右，而中国国债所占经济比重仅为美欧的五分之一；近年来美欧经济增长乏力或陷入停滞，而中国三十多年来始终保持强劲增长；中国社会保障部门多次表态养老金支付没问题，到2012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结余达2.3万亿元，18个省份的养老金结余，远远超过了14个省份的养老金缺口，即使有缺口国家也会用财政补贴弥补，广大民众除了社保缴款还为国家发展贡献税收，他们年老体衰之时理应作为有功之臣得到回报；中国尚未像美欧国家那样推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也无需像美欧政府那样耗费巨资挽救金融衍生品赌债。[11]

　　中国某些学者声称关于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已经达成共识，实际上这种所谓共识是受到西方误导而在前些年根本不存在，当时全国学习、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一致共识是要建立“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和谐社会，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并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正是在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大政方针指导下，中国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保障力度、覆盖面积不断扩大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惠及城乡广大民众并且受到了衷心的拥护。中国究竟应该坚持自己的改革道路还是转而效仿西方，直接关系到能否继续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关系到能否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