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谁是西方在党内复辟资本主义的代理人

　　可以肯定，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最终酿成“共社”灭亡，复辟资本主义。如果有远见能认识，自己也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做法，不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先驱”，而最终却成了“先驱”，为后来苏共和社会主义的灭亡创造了条件，由后来的戈氏瓦解了苏联苏共和苏社。赫鲁晓夫不了解不能认识哲学上量变和质变过程的渐进关系，他干的是量变，戈干的是质变。从共产党夺取政权干社会主义的目标持续不败分析，能使“共社”败亡的最危险最难打掉的敌人不在党外国外，在共产党内部，内部的戈尔巴乔夫、叶列钦一类的敌人。

　　社会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的许多人迫使毛泽东主席提议的领导人干不成而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他们不愿意中共和社会主义在中国中止。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的领导地位他们还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巨大贡献。但由他们提出的政治经济路线，最终经过几代人的演变，将无疑定会导致中国步前苏联的后尘而成为中国“倒共铲社”的先驱。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连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一齐消失。虽然“改革”的社会主义时期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资本主义如何自由却从不允许有丝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存在，这是代代资产阶级及其领导人的“可贵之处”，同时也是后来共产党领导者的愚蠢之处。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共产党内那些开倒车恢复旧事物的专家、走资派们纷纷出动，相互串联，最终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比赫鲁晓夫高明，不作“秘密报告”，搞了个所谓的正确评论功过事非的决议，反对把领袖神化，反对崇拜领袖，用否定一部分肯定一部分达到全面否定，从而打开私有化的禁区，不是在总结经验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在所谓“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地幌子下逐步消蚀社会主义，从1978年至今快二十年了，时间把过去的巧言掩饰撕得一干二净，现在该看清是什么了。换位思考，我们把另外的一套也照曾对毛做地那样，“三七开成”，就像一个苹果，这一部分是好的，那一部分有问题，那不是全面否定成“破烂”了吗!

　　所谓的反对把领袖神化，实质上是反对把毛主席坚持的社会主义“神化”，动摇瓦解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社会主义同旧社会和资本主义比，公有化的观念远未深入人心，社会主义建立时间不长，远未像资本主义那样巩固，公共的物质精神财富积累比几百年资本主义薄弱得多。事实证明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人物必须崇拜，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代表了社会主义和多数人的利益，反对他们，确实是反对社会主义。在中国批判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实践将一再证明这是坚持社会主义的真理。批判否定了毛泽东，自然，人民公社被解散，国有工商业被私有逐步替代……。否定时他们说干的和后来真干的截然不同。在一些特殊的关节点上，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系于一人或几人。

　　政治多元化，多党轮流执政是和资本主义相适应相协调的，是一个本质的不同表现。无论如何轮流执政，资本主义不变，而社会主义制度下远未创建起多党轮流执政，坚持社会主义不变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我们要探索的课题。因此，我们要保护坚持社会主义的领袖和思想，也就是维护了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利益。现在世界上搞社会主义的只有共产党，而无别的党派。还没有出现多种党派都搞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先例。就目前讲，搞社会主义还是要真正的共产党一党执政。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种党派坚持资本主义的执政方向相同，领导随时变，社会制度不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领导的变化，则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蜕变，因为还未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我们认识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石，也是区别社会制度性质与产生领导人途径的分水岭。资本主义民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竞争选择主要是表示如何干好资本主义国家的事业。无论如何民主，均未选出干社会主义的总统首相等。马列主义的创始人批判过议会道路，事实如此。

　　现实的“两难判断还具体表现为：没有复辟时搞批判，人们难以相信，世界上谁相信赫勃戈在干埋葬苏共的事情，只有毛泽东这样认为。谁能相信毛以后的中国领袖在做埋葬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事，也只有毛泽东等那样认为。已经复辟了，却难以逆转，并在倒退的社会大趋势下，甚至连认识思维都难以存在了。”那就等待觉醒了再进行一次选择吧!

　　当提出“找代理人”的理论时，一般的状况是，也只能是共产党的权力还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手里，才提出忠告以防范，而不是像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人的手中，不可能有现时中国，几年前苏联那样实质性的具体的复辟行为，只是表现在上层活动的一些特别场合的言论中。以中国讲，那时权力在毛泽东主席的手中，又有权威，不可能在当时实行一些日后“特别是”的做法。因而远离最高决策层的广大群众很难接受这个理论。身居高位的共产党的领导怎么能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呢?而这类代理人又是从共产党自身产生的，通过本身的信仰认识异化蜕变形成，一般又居于高层领导地位，而不像特务间谍始终有一个揭露或未揭露出的明确“标志”，有一个事先确定的原始目标。

　　尽管中国在毛泽东主席时代，搞“社教文革”，把当时“四存四要”的基本政治路线肯定成共产党和人民的生命线、幸福线，不遗余力的强调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晚年更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指出“这是最危险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又从改变社会基础上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系列指示，不但很多党员，广大人民不能完全相信，苏联的党和人民更不相信，而且相当多的人还有反感，党内外缺乏应有的认识，就连其选定的接班人内心也不很相信中国共产党内会出现背叛马列主义，全面否定毛泽东主席的路线和思想，逐步复辟资本主义。没有鲜明的实践作证，只是较多的理论推断，人们难以相信，这也是公有化的社会主义倒退时的一个新特点。历史上有过，人们也从历史的经验中经历过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但还未具体经历过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社会实践。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霍查没有经历过，只有毛泽东主席从苏联的蜕变倒退中有了深刻的认识，敏锐的觉察了问题的严重性。

　　社会发展往往向绝大多数人难以想象的相反的方向发展，又被大多数人所接受默认。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时，发誓要继承革命遗志永不变，实质上没有多少天中国推行了“特别是”。当时中国九亿多人，有几人能预测会是目前这种结局，这是国外帝国主义者一时也难以认识理解的事情。苏联有那么大的地方，几亿人不知有多少人能认识到风靡一时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苏社撤消。这是一难判断。

　　事实证明，公有化的社会主义要领导和大多数人共同努力才能搞好，而要毁掉，只需一个总书记，主席或“领导集体核心”就足够了。苏联只有一个戈总就行了。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又一难点。微量“修正”难有共识，就更谈不上有效抵制了。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因公有制一时并未被人们认可。

　　另“一难判断”是等到中国的赫勃戈一类人取得权力，全部复辟资本主义的现实到来时，国家的军队的行政的，专政的财政的权力被复辟者掌握时，就难以改变而“后悔难”了。世界上能“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而未发生过“和平演变”资本主义。人们在倒退的社会中，认识“两难判断”也很难。没有复辟时没认识，复辟了又难以纠正。这就是群体性的弱点。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贫穷困难，思维习惯意识形态落后，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文基础滞后。直至目前，多数人远未跨过生存的警戒线，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第一选择，为其小利无视一切不顾一切，延长了生存困难的期限。任何事情都可以从历史长期的积淀中找到依据。虽是人口众多，但“经济人口”比例小，具有一定政治思想信仰基础的人口更少，所以在中国任何社会体制的确立和中止都未有较大的曲折。多少错误的社会潮流在人群的迷信自私，麻木不仁，目光短浅中无限延续延伸。

　　社会主义毕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消除了少数人占有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奴役剥削多数人的社会存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在世界范围内和资本主义体系比较，还是不够强大，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中私有化的影响还普遍存在，根深蒂固。新生的社会制度不可能运用经济手段短期内清除旧社会残余的社会基础。在国际资产阶级较为完善完整的思想意识，数百年积累的强大的物质和军事力量的渗透影响下，开倒车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当权的“共产党人”背离马列主义，不为多数人谋利益，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社会的代理人而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复辟资本主义，又具有“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要取掉共产党这不易制止的特征，当复辟的现实一步到位或逐步来临时，人们虽然清楚明白了，但短期内也无济于事了。

　　本世纪七十年代，暮年的毛泽东主席以浓厚的兴趣和美国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议论“对称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义”，在这个静止的概念中，从哲学的角度抽象思维，引伸出普遍规律。就用对称的理论分析国际政治中的不对称。

　　一代一代的资产阶级代表者，非常坚定的反共反社，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几百年从未动摇。掌握帝国主义统治权的资产阶级，他们能建造出那么好的产品，飞机、卫星、核武器等，科技日新月异，创新能力领导世界潮流，但在墨守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成规上，几百年“一贯制”，不论在运作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始终如一的坚持不动摇，干什么都力求创新，唯独在社会制度上从不创新，习惯老一套，非要吊死在资本主义这一棵树上，就同《西游记》中的唐僧一样，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难险阻，信仰信念从不改变。

　　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却不是这样，在取得领导权以后，失去了“对称”含义中的比例平衡，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理论输入给共产党，而共产党在几代以后从不想改变资产阶级。那些聪明的“共产党”的领导者要独树一帜名流青史，积极搞社会制度这个“软件”，花样随意“翻新”，和帝国主义者正好相反。以英美两国为例，1644年英国的克伦威尔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径直十分“僵化”运作至今。美国的华盛顿，杰佛逊等1776年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持续坚持，从不标新立异。

　　比照中国，同是1644年，当时闯王进京，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各有一套，蓄发留辨子，连头脑的发式都翻新了花样，落后战胜先进。接下来是孙中山，袁世凯和蒋介石各吹各的调，所有私有化体制使中国积弊日深。深鉴于此，毛泽东主席等从西方引进了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盘散沙的中华民族有了凝聚力和生气。紧接着搞了“特别是”，逐步扩大私有化。社会体制就像改变定型的机器图纸，随意不断修改，难以持续正常施行，当然不可能有正常的预期结果。

　　以美英法德意日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自诩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什么事情都能干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干社会主义，总统总理首相人选反复变，社会体制绝不变。尽管执政时间不长，但在坚持资本主义道路上不搞短期行为。难道在这些国家搞点社会主义的试验，没有比在朝鲜越南伊拉克打仗好?八国联军杀戮中国人，帮助中国打内战比搞社会主义好?但就是不搞。

　　要在自然规律上有所突破不容易，在社会规律上有所认识更不容易。任何落后腐朽的社会制度总是和一部分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要认识理解这些有关国家前途命运的事情是多么的困难。无情的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初对前苏联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断言必定葬送“十月革命”的成果的结论是那样的深邃而准确。但当时并未在中共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内取得共识，因为结论在结局的前边。无深远的洞察力，缺乏战略眼光，当然不会在事变之前有所觉悟。

　　当时的赫鲁晓夫为断送苏共和社会主义作了创建性的准备工作，在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任内得到“发展”。这时的共产党已被戈尔巴乔夫那些人搞的声名狼藉，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了，由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变成了损坏者，被替代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伙人原来以投机谋官捞利图名的动机混入党内上层，当“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消失时，厚颜无耻到了什么也不顾的地步，迅速又投机到另外的行列，宣布脱党已成为时髦，以博得喝彩，过去“共产党”的书记摇身一变

　　成为总统部长等。按定性分析，历史否定人民抛弃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共产党，而不是斯大林列宁时代。在中国，不少人反感“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共产党当权者，而不是毛主席时代，那时确有伟大光荣正确之感。现在的共产党队伍混进了一大批腐败、腐化分子、阴谋家、黑帮、投机家、野心家、异己分子、买官卖官者，并充斥了各级领导机关。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西方世界不但在苏联东欧取得成功。在中国，从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经济上;在党内外老中青三个层次的人群中也基本上形成了可以复辟资本主义的各类条件和人事力量。“一切向钱看”和“一切以美国为标准”齐头并进、里应外合，上下层基本上失去了抵制、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免疫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基本抛弃，公有制经济快速减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只剩下了名称。

　　(三)

　　共产党的最高机构在最高领袖的交替中出现复辟回潮开倒车，综合分析国际国内的现实和教训，主要原因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同革命初期比较，社会的阶级基础的变化。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党员群众和各级领导者，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群体比较，存在着具体利益下的政治思想感情的变化。

　　资本主义体现资产者的利益，其他人的利益体现在少数资产者的利益之下。这种财产利益关系的连续继承性使代代资本家从自己十分鲜明的利益动机出发会自发的产生出维护既得利益的行动与感情。虽然人数不多，但掌握了国家权力。

　　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初期执政的共产党人都是从国家困难，人民受压迫剥削的群体中产生的革命者，深知权力得来的不易，经受了创业难的磨砺，尚能廉洁自律，夺取政权的艰辛使其励精图治，体现人民的利益，很少腐败。

　　从人民群众的范围分析，革命的一般规律大都是在贫困的地域发生的。人民群众从死亡线上进入新的社会，生存的直接危机消除了，衣能遮体有饭吃就是进步，还能产生“忆苦思甜”的感觉，因而对新生的政权有深厚的感情。

　　随着时代的演变和社会的进步，上下的人群发生了变化，人们会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产生追求更高利益的需求，而一般的状况是追求的远远超过实际的物质增长。社会主义短期内不

　　可能使全体社会成员成为拥有大量财产的资本家，公有化本身又杜绝了有可能成为地主资本家的欲望，如若无深刻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活动，许多人会自然的产生感情上对新制度淡漠厌恶的趋势。

　　从社会主义公有化的经济结构分析，一切财产为全社会公有，实际为全体社会成员共有，从最高领导到普通社会成员，不是具体的个人所有，在利益的配置上，一切人的一切活动不直接表现为个人的具体利益，个人利益体现在集体的利益之中，迫使人们改变自己的传统观念。千百年来劳动者最直接的认识，即是当牛做马者也认为自己在为自己做事谋利，而社会主义制度下形式上都成了在为别人而劳作，在个人的欲望与现实出现矛盾时，在误导中就会滋生长出反感的感情色彩，在旧的观念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很容易产生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潮和社会人群基础。

　　长期的经济文化落后使相当多数的中国人群在可悲的生存挣扎中，没有形成较为健康进步的精神财富，在选择认可社会制度上缺乏应有的基本意识，造成了片面的思维定势，对社会主义求全责备，与资本主义缺乏客观总体上的全面理智比较而难生自发的维护意识。

　　从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各级当权者分析，管理的是国家集体的事业和资产，有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官吏之名而无其利益和特权，个人所得不能远远高于普通群众，追求特殊利益的欲望被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坚持不好，极易抵触公有化制度，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因为新的社会制度在旧社会的思想经济政治基础上产生的，不能像消灭旧政权一样短期内消除旧的思想残余影响，必然影响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执政的共产党人如不警惕，没有清醒的认识，不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瓦解曾经挽救了人民群众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短期内还会体现出得到不少人拥护的特点。一时间开倒车者似乎成了顺应时代潮流的英雄。

　　1976年前，垂暮之年的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根据当时中国的社会和党内领导群体的状况，忧患未来，郑重讲了“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不顾年事已高不怕得罪人，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社会主义大业持续发展不被中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理论，主要点是：搞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阶级斗争是纲”。分析了中国社会基础中的商品制度，按劳分配的八级工资制，货币交换等，认为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限制资产阶级的法权，重申了列宁指出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既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巩固，又提示人们认识复辟的危险性。要彻底的破私立公，在思想上革命革到所有人的头上了，相当多的人对这个对多数人有好处的革命厌倦了，在走资派的煽动下，内心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