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期望的“实际的行动与结果”是“他的改革造成的影响，那股不可抑制的威力却可能将苏联体制扫出苏联之外”(第321页)。他们对“改革”的结果分析的非常准确。“在这4天中，我可以感受到共产主义下的土地在改变。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腐败的政府最危险的时刻是在它开始进行改革时，我所受到的欢迎，群众的热情和苏联当局所给予的尊敬。都显示了平静表面下的暗潮汹涌，西方的自由制度已在这个东方集团里逐渐萌芽，苏联体制已显出分裂的迹象。重大的改变已在眼前，但我无法猜到究竟何时会降临。”(第329-330页;指访苏四天) 在盼望“重大改变”降临的过程中，同时还涌现了叶利钦。并批评对叶利钦带有的偏见，“西方普遍存在一种倾向，忽视叶利钦，视其如小丑。我无法相信这种判断是正确的”。“1990年4月27日叶利钦抵伦敦，我竭诚予以欢迎。事前我所得到的有关叶利钦先生的简报，简报中‘他说民主集中制需予废除，改采真正的民主制度，并要求制定政党法，终止共产党的特殊地位。’我认为他这一番话值得击掌再三。简报上继续说道‘某些专家甚至暗示，假若叶利钦获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其任内缔造的功业将比戈尔巴乔夫在土崩瓦解的苏联总统任内作为更为辉煌’”(第524页)。那边竭诚欢迎，这边积极回报表忠心，让夫人“感到惊讶的是，叶利钦已完全摆脱了共产党的思考模式及其教条语汇”(第535页)。 如果说以往口里说的同手中干的不一样，还多多少少带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而今时机不同了，干脆取掉“遮羞布”，言行一致的登台亮相干起来。怎么让帝国主义高兴怎么说，怎么能尽快毁掉社会主义怎么做。曾信誓旦旦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混入党组织，又骗取了高官要职的走资派，其反目背叛的作为超出了昔日敌人的想象。“1990年6月访苏之行我亲身面对了构成当时政治生态的各股相激相荡的势力，──这不只包括了戈尔巴乔夫，还包括了激进改革者，国家主义者和对改革造成最大潜在威胁的军方(指以后抵制戈尔巴乔夫的雅佐夫等人，加注)。6月7日晚我飞抵莫斯科，翌晨我拜访了属于改革派的莫斯科市长帕波夫先生。他抓住了关键点：假如没有私有财产和明晰的法律架构的话，你不能在莫斯科或其他地方创造市场经济。所以他希望人民能拥有自己的住屋及店铺，而且希望服务业转由私营。”(第536页)。至此“我也认为，有希望在中欧和东欧打倒共产主义”(第557页)。“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人能比戈尔巴乔夫更能胜任推动改革的工作。我希望能见到共产主义的崩溃，──事实上我不只希望见到它在东欧及苏联溃败，而且希望它能在地球上的每个角落消失无形，──可是我希望这种溃败能以和平方式达成。”(第532页) 中苏两国有相同之处，中国在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建立的社会体制时，也是逐步进行的，开始搞些不为多数人注意地“软件”，从思想意识上瓦解，制造舆论，开始搞私有经济的时候，美其名曰“必要的补充”，而今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时改组改变国有制经济。“改开搞”不断深化发展，实质是连续不断的削公兴私，破公立私，损公肥私。预期的最终结果将是中共中社消亡或名存实亡。现在农村和城市区县以下几乎全部私有化，所谓国企改革，使共产党存在的最后一块社会基础支离破碎，前景不好。 为了实现“和平演变”战略，从大处着眼，从各方面具体着手，进行了全方位的瓦解工作，推动国家分裂，煽动民族对立。“当独立浪潮来袭时，我们都相当明白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特殊法律地位，还不是不让它们独立，而是到底什么时候它们才能独立的问题，6月我拜访戈尔巴乔夫时即警告苏联当局诉诸武力对付三小国所能引发的严重后果”(第533页)。又从各方面扶持反对本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犯”进入上层。 1990年6月访苏时访问乌克兰，刚任命为苏共乌克兰第一书记的伊凡雷科临时安排去会见刚当选的最高苏维埃委员，并进行演讲，讲完后“一个发问者告诉我说，在场议员中，包括他在内，有十个曾是政治犯。他说他知道是由于我和里根总统的努力，使得他今天能在这里以议员的身份见到我，而不再是政治犯。”(第533页)。反共反社者进入上层。 不进则退，社会主义国家开创者鉴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身的条件，在策略上不四面出击，保证本国新生制度的巩固，不输出社会主义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但不接受资本主义的观念和制约。而那些对社会主义失去信仰的当权派却甘愿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无视自己的潜力，因而内政受到掣肘，使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成份增加负面因素。 资产者的希望在挂着共产党牌子的不肖子孙中的许多地方变成现实。“1989年的夏末，共产主义即将在东欧土崩瓦解的迹象开始显现。6月上旬，团结工会在波兰赢得选举，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坦然接受结果。几天后他来伦敦，我当面称赞他的表现。匈牙利实施自由化”，“10月开始在莱比锡的一连串示威，导致东德元首昂纳克垮台。接下来捷克开始变天。到了年底，2月间还是阶下囚的异己分子兼剧作家哈维尔已当选捷克总统，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也被推翻”。“这些事件是我有生以来最欢迎的改变。但不论共产主义在东欧及中欧垮台上让我有多高兴，我绝不会让欣喜淹没我的理智。”(第521页) 1992年1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欣喜无限的宣称：“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上发生了几乎像圣经一样伟大的变革”，“共产主义灭亡了”。“在我的一生中，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是：承蒙上帝的恩泽，美国赢得了冷战。”“不战而胜”，怎能不生喜悦之情，自然溢于言表。 多年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用心良苦，欣喜中会自然生出理智的追忆，“回顾匈牙利之行，这次出击形成英国对东欧国家特有的外交策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与现有的政权建立更多的经济与商业关系，使他们较无需依赖封闭的东欧经互会，之后在人权问题上施加更多的压力。使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开始减弱时，再帮助他们进行内部的政治改革。”(第310页)1984年2月夫人就是以那种动机去“访问”了匈牙利。中心是进行内部的改革。至此就知道了西方讲人权是什么货色和目的。 夫人很理智，从取得“胜利”的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核心只有两点，“这些受欢迎的改变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一直保持强大与坚定，另一方面也因戈尔巴乔夫及苏联扬弃了勃烈日涅夫的教条”(第522页)。充满哲理，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把问题写的简洁明确，总结经验，是为了以利再战，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上还没有完全消亡。 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从共产党掌权那天就从未改变过。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的把共产党的目标确定为消灭私有制。后来的共产党的叛徒们嘲笑这个目标。而资产阶级却始终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希望资产阶级永远统治全球，无论国际国内的局势多么动荡不安，无论“民主政治”下首脑的脸谱变化多么频繁，资产者的首脑们从未放弃过，从未动摇过。信仰之坚贞，立场之坚定，决心之宏大，意志之顽强，令人惊叹，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又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但要维护本国的资产阶级统治地位，而且“我不希望东德──就如我不希望其他人一样──生活在共产主义阴影下”(第524页)。其他人还有谁? “中国本身渐增的经济改革将带动其政治改革。保持与其贸易沟通管道畅通以及坚定地支持人权，是确保中国逐渐从军事强国转变为经济强国的最佳途径，同时使其成为国际社会中可依赖且可预期的一员”(第339页)。预期的一员，按夫人的愿望分析，绝不是公有化社会主义的一员，到底是什么，也许只有有朝一日中国同前苏联一样了，才能明白讲出。 夫人回忆录的这些言论，肯定是他们十分巨大工程的一斑缩影，不宜公开的肯定比公开的多得多，实际的运作一定远远超出了回忆录的表述，而况领导者还是美国，美国总统如回忆起来，一定会更为详实丰富，那些直白的表述对现今中国，借鉴俄罗斯的结局将产生什么启迪呢? 过去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有两个，苏联和中国，西方在苏联已经演变成功，而在中国也已接近成功。我们无法知晓美英等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次领导内瞄准的代理人是谁?试想他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连一个北朝鲜都不放过，不断找借口干涉，一定对中国不可能没有“措施”。中国同前苏联一样时，他们自然会讲出来。 中国的上层不是没有认识。1989年9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意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策划动乱，进行颠覆活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渗透和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去掉括号(括号是加注的原文无)里的话，对外部情况的表述分析是正确的，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后也有反对国际社会“西化”、“分化”中国阴谋的论述。这是对外。 对内的认识也是较为清醒的。还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大会上的同一篇讲话中指出：“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界限”，“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又进一步指明：“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象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很低下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是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不知是集体的意见不得不那样讲，还是别的什么或真实的个人看法被中央一批人认可，难以搞清。应该说这个“明知”是正确的，但后来却是“明知故犯”。当时苏联的“共社”还未“自取灭亡”，而在前苏联“共社”灭亡后却放弃了实质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走向“市场化和民主化”，实质的资本主义化，这是些什么?又为什么? (二) 一九七六年以前，中国在毛泽东主席作为最高领袖的时代，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批评当时苏共中央，开始偏离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离经叛道的当权派，发表了以“九评”“两论”为代表的文章，距今天只不过是三十多年，果然十分准确的应验了“红旗落地”的判断。三十多年前指出的结果毛主席等人未看到。以后的人看到了，而今中共那些还健在的领导人中，当时虽不大相信，但现在一定会记忆犹新。 解体后的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局势难以平安，人民正在受二遍苦，社会主义几十年虽未走上天堂，没有运行几百年的美国富强，但如今比解体前麻烦的多，难以说清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有良心的人们对中国当时的警告忠言到如今是怎么的想法和看法。不知中国是否还有幸运的忠言引人发省。 以苏联为借鉴，毛泽东主席时代批判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多的说法是“反修防修”，警惕中国出修正主义，那时并未有现在的现实作为依据，只是思想政治理论上的分析推断，根据当时苏联赫鲁晓夫那一套政治经济路线和中国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来判断的。说的十分清楚明白，而且范围很大，“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 “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要防止要堵塞的就是现在修正主义。当时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并提醒全国人民。经常性的一个提法就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 这个论断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置信，而且在很大范围的上层和普通群众中还认为这是整人的借口，况且那时从未有过西方世界自白的寻找代理人的事实上的证据。到底毛泽东主席是从什么事实得出的结论我们无从知晓。只知当时苏联改变政治路线，中国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几个领导者，要突破毛主席的政治经济路线的试图引起了领袖的高度重视。 重大问题的结局，往往都是“两难判断”。如果现在中国还是毛泽东主席一类人掌权，提出那些反对修正主义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理论，容易使人相信，现在有了事实上的依据。苏联和东欧果真复辟了资本主义。未大干“修正”时反“修正”，全面“修正”后未见反修正主义。 前苏共领导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他们为资本主义在前苏联的复辟准备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条件，难以判断其内心主观上是不是要恢复资本主义。中国的第二第三代类似前苏联的领导人正在做埋葬共产党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工作。是否主观故意，只要用不只要看说什么，还要看干什么就会逐步有清晰的认识。客观上前苏联已被证明，中国如不警惕，也即将被证明亦为期不会太远了。只要翻看毛泽东主席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对当时苏共的批判和以后的结果事实，就会认识那是多么英明的远见卓识。 这些在“潜移默化”中受西方资本主义和国内旧的残余影响很深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陷入资本主义的思维体系不能自拔，名为共产党的领袖，实际上完全成了资本主义体系下资产阶级意识和思想的俘虏，拿资产阶级数百年积累的经济科技财富和社会秩序上的优势，对比几十年的公有化社会主义，动摇了信仰。他们能办资产阶级强大的军事力量想办而办不到的事情，最终堡垒从内部攻破。前苏联和新中国、西方国家处心积虑的颠覆，均不能成功，而通过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失去信仰和信心的这些共产党的领袖，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批敬仰崇拜资本主义的思想俘虏得到了成功。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影响下，在国内旧的思想文化的“默化”下，这些所谓的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打着各种不易被识破的招牌，逐步从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上瓦解社会主义而不易被抵制，干着危害社会主义的事情，思想上主观动机上又未明确提出要毁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但客观上为后来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溃败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创造了条件，这个条件就是“重新恢复私有化”。一九五六年，中国搞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资产纷纷“姓公”;以后公有制资产纷纷“姓私”，改革不断深化，私有制不断扩大。深化改革，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彻底改公为私，无论怎样改革也未见改私为公的。中国革命历尽艰辛，曲折复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是十分恰当的感叹。 前苏共的赫鲁晓夫，毛主席逝世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均是这种情况。苏共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篡夺了苏共的最高领导权，改变了苏共的路线，作“小报告”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来反对斯大林，实质是反对斯大林坚持的社会主义。经过三十年后，如中共在“九评”时和以后所断言的最终埋葬了苏共和社会主义，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苏维埃消失。列宁带头建立了一个公有化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又带了个从公有化恢复私有化资本主义的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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