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从马克思主义在地球上出现的那一天起，帝国主义执政的国家首脑脸谱时时变换，反共反社赚钱的目标却始终如一的坚持不变。为了各自的利益，既相互联合，又相互争斗，但反共反社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从不动摇，从不因总统、首相、总理的频繁变动而变化。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武力征服不了的形势下，也“和平相处”，但思想意识中的敌意立场从未减弱中断。一代一代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首脑们从未改变、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信仰。就像教堂里的主教和寺院中的主持，尽管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连动物都能“克隆”，航天技术可以登月飞行，通讯信息数字技术把神话变成了现实，但他们始终一贯的坚持自己的信仰毫不动摇。对信念的忠贞程度可以说坚如磐石，坚持信念的意志力无与伦比。而几代以后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信仰信念的坚贞上和他们没有可比性。

　　几代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却不断“修正”自己的信念信仰，与“国际接轨”。前苏共领导戈尔巴乔夫，外部力量没能瓦解这个超级大国，在放弃信仰的改革中自己解散了共产党，葬送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最终在各种“美妙”的说法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胜利提供了“无私奉献”的证据。国家分裂，经济衰退，所有的苏联人均失去苏联国籍，干出了连中国历史上儿皇帝都不愿干的愚蠢事。尽管有那么大的年龄，那么高的学历和拥有基本等同美国一样的军事实力，连胜利者都觉得自己赢得如此的轻松。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培育选择出了代代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统，首相和总理，一代比一代会反共会干事，“青出于蓝胜于蓝”。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却没有培育产生出代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席或总书记。西方世界用几百年“一贯制”的最古老的政治模式管理最发达富有的国家，经济科技现代化，管理体制却是几百年前就确定的，国家操作者经常变换，国家机制却是“一切照过去方针办”。“演员经常换”，剧本从不变，一条路子走到底。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则是各吹各的调，各走各的道，朝三暮四，一代领导一套方案。同西方国家的情况相反，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扩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

　　迄今为止，共产党曾在世界上几块地方击败对手夺取了政权，却从未“和平演变”过对手放弃自己的主张，“议会道路”没有建立过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者们虽未武力征服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和平演变”了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这就向不愿吃二遍苦的人们提出了如何巩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搞私有化的严肃话题。

　　(一)

　　一百多年前的1871年3月，勇敢的站在历史前列的法国工人阶级建立了“巴黎公社”，这是一个新的社会体制的“生长点”，虽然在资产阶级的镇压下失败了，但象明星闪烁一样划破了黑暗的长空，使人们在全球“姓私”的社会里看到了不同的未来。之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随后，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中国也建立了社会主义，再后来的朝鲜、越南，古巴等国的共产党人建立公有制国家，世界上先后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块和人口，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中运行，社会主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以前苏联为标志，七十多年以后，在历史的螺旋型变迁中，前后对照，又纷纷倒退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了。难道资本主义能永恒的运作几千几万年吗?但目前确实是帝国主义胜利了，轻松的卓有成效的瓦解了曾在世界上有相当力量的社会主义国家。促使完成这个过程的便是“和平演变”战略。

　　西方的帝国主义者们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内，从最高层寻找代理人，准确明白的表述，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国家的当权者，出于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范围内利益的需要，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层领导人中，寻找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培植“不战而胜”的“倒共铲社”者，利用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从政治经济思想三个领域内进行“侵略性”的渗透，“泡软”了共产党几代以后的领导人原本就不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立场后，由这些名义上叫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取消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最终全面的复辟资本主义，消除资产阶级统治全球的障碍。前苏联和东欧就是西方资产者们运用这一战略的“成功范例”。这是长期以来世界上两种社会体系矛盾与斗争演化的产物。

　　挖空心思反共反社，而今“胜利”了，就公布了这个秘密。英国的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十分自豪的以战胜者的心态，在其回忆录中就公布了如何找戈尔巴乔夫为“代理人”，瓦解前苏联的大体经历。外因经过内因得到了成功，但不知当时和撒切尔夫人同期执政的美国总统里根和布什是怎么搞的。夫人在回忆录中呼吁资本主义世界应尊美国为首领，首领肯定是要“带头干事”，不晓得是“谦虚”的未说出自己的成绩，或是说出了还未传入中国。

　　最近出版发行的英国女首相撒切尔夫人回忆录，这是胜利者的自白，清楚无误地道出了如何“抢抓机遇”，在当时苏联共产党内部寻找代理人，最终实现“不战而胜”的主要历程。从而在几十年以后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寻找代理人”的理论提供了铁证。因十多年来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方式方法“改造”社会主义，损坏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丧失了应有的吸引力。许多人厌恶咒骂社会主义吹捧资本主义还自以为站在了时代的前列而自豪，被认为也自认为敢为天下先，观念超前不僵化保守，必然不可能自省成为复辟资本主义代理人的行为。在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应有氛围中更无关注警惕的可能性，由寻找代理人一方自己表述出来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因而原封不动的大段引述。

　　原文摘录如下：

　　“我相信我们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人来成为苏联领袖，栽培并支持他。这正是后来那些人会认为我被戈尔巴乔夫所惑，而偏离原先对付苏联策略的原因。我认为他这样一个人正是我寻找的，而且我们相信即使身在极权制度下，他的基本精神绝不会轻易的被克里姆林宫摧毁。”(《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第307页，以下只注明页码，省略书名)说的多么明白无误，可谓“慧眼识人”，又充满信心，“暗示了某个在苏联制度下夺权的人，也会有能力挑战那个制度。”(第307页)

　　为了实现他们的“和平演变”战略，非常关注苏联最高层动向，搜寻目标，细心筛选分析。“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已受质疑，如果他只能再活几年，这个领导人的职位应该是交给新的一代了。两个主要的竞争者是罗曼诺夫和戈尔巴乔夫，我查了所有关于他们两人的事迹”，“关于我们所仅知的一些戈尔巴乔夫的消息则较令人鼓舞”，“我拜访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时也听到对他的有利报导。我开始特别注意起苏联方面有关此人的消息了”(第307、308页)。特别注意戈尔巴乔夫的什么?

　　“我与特鲁多会谈国际事务──有关香港问题，中国与苏联等问题”。“其中我认为最有趣的是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观点。特鲁多认为，尽管戈尔巴乔夫谈论的是中程核武器问题，但丝毫不见其人有传统的苏联统治者所带有的敌意”。(第219页)

　　对昔日的敌人失去敌意。从本世纪六十年代苏共领导赫鲁晓夫推行“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三和二全”式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国当时称其为社会帝国主义，经过以后许多年月的演变，历经勃烈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他们真的成为朋友。

　　共产党内出现问题，都有明知故作的性质。列宁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并有大量的经典理论。毛主席更是不遗余力的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的是‘目’”。“纲举目张”，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目的是“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私有化回潮。而后来者均背叛了这个决定一切的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政治路线，把“共社”大业引向失败。

　　“在西方的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多了解对方的人民与制度，多做沟通以确保我们未来的安全，无论是冷战或热战我们都需要多了解敌人，因为有一天，他有可能变成你的朋友”(第306页)。西方世界争取化敌为友，基本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

　　“当前苏联的情势正如里根所预测的彻底瓦解了，我和里根总统合作愉快，但除了我们分析世界局势看法一致外，我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能正确无误掌握整体战略，而我则认为和共产集团的关系必须采取渐进的模式，以免情势脱离掌控”(第220页)。要掌控“可以合作的戈尔巴乔夫是西方“一致的”立场。

　　“1982年9月22号同中国谈完香港问题之后一个月，我在波恩。会晤科尔总理之后，赴柏林造访已被拆除的柏林围墙，科尔陪同一起前往，不论后来的英德关系尚有多困难，但就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以及对盟邦的信守程度上，我们却仍是一致的。”(第179页)

　　他们要一致赢得冷战，打击共产主义。“里根和我都很清楚，在军事和战略各方面我方都胜过苏联，但同时我们仍必须避免冒任何不必要的危险以赢得冷战”(第305页)。1982年夏凡尔赛七国首脑会议后，夫人十分敬佩的认为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上下两院进行演说。演说精彩，就英美双方对抗共产主义的理念厘清颇多，我们两人都深信，强大的国防对克服共产威胁而言，必要却未足够。除防堵共产主义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将自由思想赋予其中。该次演讲指出了西方打击共产主义的新方向，也展现了西方绝不放弃共产国家反图救亡的决心”(第176页)。美国“打击共产主义”的决心如此之大，使夫人从内心发出“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须在美国的领导下，务必保持团结”。(第161页)

　　他们团结一致，千方百计进行渗透，拉拢利诱。“我现在必须考虑我的下一步，以求与苏联有进一步的关系。显然地，我们必须要与苏联领袖维持更频繁的私人接触，杰弗里·豪希望能邀请契尔年科来访，但我认为这还言之过早。不过我很乐意邀请其他人，并希望进一步邀请资深苏联政治家，包括戈尔巴乔夫来访。戈尔巴乔夫也表示他很希望他第一回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访问能尽快成行”(第311页)。在接触中认识深化了。

　　“他与我所想象的是那么的不同，我想我很欣赏这个人”，“他的个性和制式化的苏联领袖是那么不同”(第313页)。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袖，虽然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不甚坚持诚信，但还有个彼得大帝留下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戈尔巴乔夫连最起码的国家统一的立场都不要了，更何况作领导人起码的准则“制式”，这是多么合适的理想人选，难怪夫人“真希望他就是下一届的苏联领袖，而我也告诉记者，他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第314页)。戈尔巴乔夫以后成了苏联的领袖，也果然成了一个可合作的人。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下，在少数人富裕的经济的诱惑下，在本国旧的思想残余的影响下，在落后国度建立的社会主义，尽管发展很快，但短期内不可能同建立几百年资本主义制度的美英法一样富裕，那些失去对社会主义信仰的人，虽然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却崇拜欧美，淡化信仰，美英法成了潜意识中社会制度的典范，追求的榜样，向往的目标，如今中国和当年苏联解体前相类似。

　　“1985年3月契尔年科过世，戈尔巴乔夫继任苏联领袖职位”，“正如我们所期望的，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政府注入一股崭新风格。他开放地谈论着苏联差劲的经济情势”(第317页)。所谓的“崭新风格”就是按西方世界的腔调毫无顾忌的随意嘲笑攻击诽谤苏联。由于戈总书记带头，迅速掀起吹捧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狂潮。当时还是超级大国的前苏联被“涂抹”地一无是处，接下来就是“拆散”砸烂丢弃。68年的成就，从1985年到1991年，只6年就被彻底从内部摧毁无遗。

　　前苏联从1917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战”时又受到空前的战争灾难，解体前仍然是类似美国的超级大国，世界一流的经济军事强国，解体后综合国力迅速衰退。旧中国文盲充斥，缺医少药，人民食不果腹，住土房，土布衣，几乎没有工业，一切近乎原始状态。1949年新中国建立，在穷山恶水，人口众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在工业和农业、军事和人民生活水平上取得惊人的成就，而况帝国主义捣乱骚扰不停，当然不可能搞几十年社会主义就和美英等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富有。

　　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为多数人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但同时限制了极少数人成为拥有巨量财富的资本家的欲望，制止清除了旧社会官吏所拥有的为所欲为、高薪厚禄的特权地位。社会主义不是历史上改朝换代式的旧制度的重复，推倒这个皇帝再来一个新的皇帝，要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的公有制社会主义。革命能消灭旧的体制和政权，却不能像埋葬死人一样埋掉旧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在旧的社会基础和观念影响下，掌握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一些官员就会追求旧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官员的特权和金钱成为走资派，背叛社会主义的信仰，割裂历史，脱离实际，按帝国主义的说法来否定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与我有许多理由必须互相合作。我在戈尔巴乔夫成为领导人之前便与他结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所以很快地我便受邀访问莫期科”(第321页)。“1985年11月里根总统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首次会谈，最后并未达成重大的协议，但两个领导人很快便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第317页)夫人在此未透露良好的私人关系到什么程度和许多必须合作的“理由”。

　　在访问中“我离开克里姆林宫并前往与萨哈罗夫及其他以前持反对意见，现已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异议分子共进午餐，对于他所说的苏联的改变令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我告诉他们光是目前支持戈尔巴乔夫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做好准备，在未来5到10年中继续支持他，共渡难关，在欢呼收割前，改革的成本是相当大的”。(第327、328页)

　　资本主义世界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关头的“和平演变”

　　战略通常采用经济渗透，组织扶持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打出人权的招牌，抓思想舆论上的人心瓦解工作，同时还采用各种特工手段捕捉情报。

　　1987年3月28日夫人在莫斯科的访问中，“较令人鼓舞且值得一提的是3位苏联电视台记者对我的访问;后来我得到那段访问对苏联舆论带来极大的冲击。这个访问未经任何修剪便在苏联电视台上播出，我因此便肯定了我对戈尔巴乔夫的信心”(第328页)。此时距苏联和共产党消亡只有四年时间。

　　倒退行为不以倒退者的意志为转移，不可能在倒退到限定的程度内自行中止。“前苏联国安局高层官员高迪夫斯基的变节使苏联知道我们对他们的一举一动十分清楚。我曾经和高迪夫斯基有多次洽谈，并对于他对苏联的判断给予极高的评价”(第315页)。此时“戈总”如被巨蛇吸住的蛤蟆，虽然相互明白，已是无能为力。

　　“戈尔巴乔夫执政两年来，政治改革的表现比经济更为显著”，“对政治自由与民主的需求正被热烈的讨论着。戈尔巴乔夫已赢得一些原本持反对意见的人，特别是萨哈罗夫来支持他的计划。有关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事迹也已发行成书，苏联开始更注重人权。”(第322页)

　　改革打破了不能搞资本主义的禁区。以往不能干的事均可干了。叶利钦在访英中誓示，“重建政策的出发点，原是要让共产主义更有效率的运作，但那是不可能的，苏联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深化政经改革，包括引进市场经济”(第535页)。至此，深化改革的最终意图和目标被叶利钦所道破。

　　同打仗一样，虽是很大的战役，有时的较量还在细小的环节上，“一叶知秋”，重大变化由不为人注意的“软件”处表现出来。观察的那样细微，从细小处发现了真实的巨大变化。1987年3月3日，“那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夫妇在一个旧的巨宅里为我安排晚餐;也许是刻意的安排，气氛和我的首相别墅十分相近。稍后我们到另一个房间，一边喝咖啡和甜酒，一边谈论世界大事。在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可信度的挑战过程中，我发现了戈尔巴乔夫夫妇热烈的争论着我所挑起的话题──苏联宣传口号中经常提及的‘工人阶级’一词的定义。我真想知道他们对它作何解释，戈尔巴乔夫起初主张只有兰领阶级才能算数。但他重新考虑后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或‘精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并不适合以现代的社会标准来下判断。”(第328-329页)

　　“现代的社会标准”来源于政治理论，撒切尔夫人同时也发现了社会运作上方向体制的演变，“苏联的政治是靠口号来运作的，这些口号无法以西方人的观点来解释。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口号内容全然改变了：‘重建经济体制’取代了‘加速经济改革’，是真正的实际改革。同样的，‘开放’一词也有了新的涵义”(第322页)。同中国相类似。

　　从那些变化中，西方国家首脑很快的便发现了可能出现的结局，1987年3月23日，“我安排了与密特朗总统及科尔总理会面。密特朗总统对苏联的态度和我大致相同，他和我都相信戈尔巴乔夫已准备好走上改革之长路;他的一项精辟见解是，戈尔巴乔夫应会发现：‘在改革形成的同时，实质改变已然发生’”(第323页)。1987年“3月21日星期六，我在托基市保守党会议中发表临行前对苏联问题的公开声明。”“我说：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演说中已清楚承认共产体制不可行，而苏联要赶上西方国家则还有一段长路要走。我们听到苏联领袖们所用的新字眼，‘开放’、‘民主’，但那些字对他们的意义是否与我们相同?一些曾经因为政治态度或宗教信仰而遭囚禁的人已经被释放了，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不能单凭言语，意向或承诺下结论，而是要见到实际的行动与结果”(第323-324页)。夫人未写出戈叶承诺地具体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