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正确理解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开以来的教育方针有三项严重的变化： à 一是无端地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去掉了，不但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也违背了马列主义。在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十分强大的中国，你不为无产阶级事业培养接班人，就势必要为资产阶级事业培养接班人。 à 二是虽然保留“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上却“百分之百脱离生产劳动”，读诵了一大堆书籍，却对真实的生产劳动过程一无所知——待毕业后到工作单位再从头培养，那就很难成为高技能的劳动者和出色的发明家了。 à 三是将培养目标从“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变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不明确、也不确切，正好为改变了的主义打马虎眼。 我们继续讨论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方针，这里只选择两种最常说法分析和反驳。 否定阶级斗争为纲造成教育失误 有人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教育方针有些‘左’倾观点和错误，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甚至在教育工作中造成一些损失”。 首先，毛主席提出各项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正确?1981年的《决议》在建国32年后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至今又是32年。凡愿意正视现实的人都应该承认：这后32年因此而在新中国生长出了尾大不掉的新生资产阶级——中国前后两个32年的大规模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正确的。 其次是绝不能形而上学地将“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地理解为“天天斗地主、资本家”和“天天整出身不好的人”。教育领域“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开展无产阶级世界观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否则的话，强大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势必将师、生们大批大批地抢夺过去——这恰恰是八十年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所发生的事，而且又恰恰成为培植新生资产阶级的先声。 因此，坚持教员的世界观改造，坚持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不但不会“在教育工作中造成一些损失”，而且还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真正的人才。 文革并未破坏教育文化亦无浩劫 有人说：“文革中教育战线是重灾区，四人帮甚至提出‘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给中华几千年文化造成空前浩劫”。 首先，这里说四人帮讲过“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是没有根据的。网上有一篇研究文章给出认真的否定，参见脚注[4]。 现在所能查到唯一有类似语句的报道是《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于1976年5月10日发表的《共产主义幼芽不可摧——清华大学农村分校的调查报告》。该文详细地介绍了清华大学在首都南郊大兴县所办的农村分校，学员实行社来社去、教学实行几上几下，培养亦工亦农、具有一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新型农民。这批学员共300名，他们在一个月内就测量规划了114条道路、总计191公里;规划了排灌渠道292公里;搞了现代化固定喷灌10亩，规划了活动式喷灌1000亩;测量和布置了地下管道6900米，以及其它一大堆不再详列的技术任务。因此，贫下中农们给这批新式大学生做出很高的正确评价： 看到这样的大学生，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走资派诬蔑这样的学校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农村宁要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不要那种有着“高深学问”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为我们服务的100个大学生。四个现代化要靠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实现，只能“化”到资本主义黑道上去。 这段报告的真实性如何呢?笔者文革中在一家中型厂矿长期参与技术管理，同时在七·二一工人大学兼职，而且有机会考察过大批县、乡、镇企业。根据自己的工作和阅读经验，笔者认为这段报告比较真实，也相信贫下中农完全可能这样讲： “我们农村宁要这样一个大学生，也不要那种有着‘高深学问’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为我们服务的100个大学生。” 问题是谁也没有再去向《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调查，那篇1976年5月10日的报告是否真实，更没有人去调查清华大学大兴县分校的办学经验、去向贫下中农请教一下办学的效果——而且新生事物完全还有改进的空间。仅从这件小事就足以证明，“文革中教育战线是重灾区”这句话是蛮横不讲理的。 最后是“给中华几千年文化造成空前浩劫”这句话，那就更站不住脚了。本章第2节对孔孟之道三千年的回顾和分析已经证明：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批判中华几千年文化，然后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改开以来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再做任何分析和批判的工作，因此才给了资本主义借助孔孟之道复辟的机会。 前面所引列宁的话，已经指出旧学校所吹嘘的“知识全面”、“一般科学”，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训练资产阶级奴才的(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是为资本家培训白领劳动者、却又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种现象，在改开后的新中国又都大面积地出现了。 C. 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鸣锣开道改开以来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三精英们，就是走资派和他们所扶植的新兴资产阶级(美其名曰“企业家”)，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为他们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或称资产阶级知识精英，有些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新旧知识分子，有些则是改开后从学校新毕业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或翻出孔孟之道来，或从国外进口普世价值，总之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做着共同的事，那就是不断鼓吹和帮助推进私有化、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实际上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知识精英广泛地分布在教育领域、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法学和法律领域、文学艺术领域、各种传媒领域，以及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以及党校、军校和权威政策研究部门都有了大批资产阶级知识精英;九十年代后，这些人还在各种背景资金的支持下组建了大量的“民间智库”——他们整天都在忙什么呢?他们努力地从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中寻找意识形态根据，再将其披上马列主义(有时居然是他们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鼓动解散人民公社、鼓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为“补资本主义的课”——赵紫阳语)、鼓动自由市场经济、鼓动国企破产贱卖、鼓动外国资本自由贸易、鼓动一切私有化的举措，只要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辟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能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史、甚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造谣和污蔑，他们通通不遗余力。 他们成功了吗——他们为大面积复辟资本主义而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自鸣得意。他们失败了吗——他们的败象已经暴露、像茅于轼和袁腾飞那样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且他们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民大众所识破，哪里可能躲得开人间正道! D. 普通大学毕业生就业越来越难广大毕业生可就不如资产阶级知识精英那样幸运了，这要归咎于“教育产业化”。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当初呼唤产业化的领导人至今尚未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致使“产业化”引起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但教育产业化错误的根源，还是因为抛弃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方针。为了讲清这个道理，让我们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说起。 大学扩招至今(2013年)已有15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700万(笔者入学时只有12万)。报道说[5]：我国虽然GDP快速增长，但毕业生就业岗位却在减少，今年比去年少了15%，因此今年夏天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仍达几百万。笔者根据这篇报道将专家学者们所列原因归纳为四条，分别加了小标题、并借以批判改开教育方针： 教育脱离生产劳动 专家：名牌大学、博硕士研究生教育脱离实际，眼高手低、并无实际工作技能，只想着出了校门就能“找把椅子坐下来”。 评论：中华封建文明在北宋中期臻于顶峰，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清明上河图》成图的前一年)，进士汪洙曾经写下广为流传的94行五言顺口溜《神童诗》，其中充斥了孔孟之道的“上知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我们只从中摘取八行人们耳熟能详的语句，来证明封建意识形态对我国教育界和百姓的影响有多么普遍又多么恶劣：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 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 其实就连张之洞、袁世凯和慈禧太后，都认定科举制度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因而在1905年就将其废除。但中国名牌大学的博、硕士研究生教育，追不上欧美国家的博、硕士研究生教育，却因为与“世界接轨”而在百年之后“脱离实际，眼高手低”，循着一千年前《神童诗》的道路滑了回去，变相地复辟了封建社会的科举教育： 这就在教育领域再次证明了同样的真理：只要搞资本主义的“与国际接轨”，就势必会拉大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距离，甚至给一切封建糟粕营造了复辟的土壤。 教育产业化惹的祸 专家：各类大学不顾市场需求、勉强扩招，毕业生就业难，大学生毕业工资甚至不如农民工，因为“在学校学的东西很少用得上”。 评论：孔孟之道“上知下愚不移”在民间影响恶劣，已如前述。但教育机构和有关领导人不去批判封建阶级意识形态，却利用它来忽悠百姓，脱离社会需求地扩大招生，这就是实质性的“教育产业化”。更有哭笑不得者，有的学校甚至在校园内竖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大字标语来激励学生;教员和家长也往往吓唬学生说“你考不上大学就去扫马路”——教育机构、官员、教员、甚至家长，简直都是在用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疯狂地”腐蚀年轻的一代! 将原因和结果倒置 专家：我国服务业规模小、第一二产业又用不了多少大学生。专家学者们批评“产业结构失衡”、却不说“大学扩招失衡”。 评论：其实第一、二产业仍然用得上大批大专、大本和博硕士毕业生，而不像这些专家学者们所说“用不了多少大学生”。问题是我国现在的第一、二产业已经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产业了——想想中国能在1970-80年试制出运十大客机，现在却多少年下来都重复不了这样的创新过程，就知道今日的第一、二产业为何不需要多少大学生了。尤其是像富士康那样的出口加工型企业，既不需要产品设计、也不需要工艺设计，既不需要工装设备革新、也不需要检验手段研究，哪里还能用得上大专、大本和博硕士毕业生呢? 资本家剥削太多了 专家：发达国家员工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我国却只规定14%，而且近几年连14%都保证不了，当然更加降低就业机会。 评论：这些数据只能证明，中国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剥削率要远远高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劳动者不但要被中国资本家剥削一层，还要被欧美资本利用国际产业链再剥削一层、并且要比中国资本家那层厚得多!本开篇前面所给出的富士康案例数据，就足以证明这“一厚层”的剥削率，远远高于中国资本家那“一薄层”了——这就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后，“与世界接轨”的结果。 专家学者们都说这“将是一个长期问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看不到出路，那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还是因为赵紫阳要“补”资本主义课造成的恶果! 总之教育方针的重大失误，就是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
[1] 《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是《人民日报》记者毕全忠的短篇报道，其全文如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9月5日在谈到武训这个有争议历史人物时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胡乔木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谈这个问题的。”“胡乔木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2] 根据邢家鲤先生于2001年1月给清华大学全校党课组长讲座的录音整理，在网上广泛流传。邢家鲤1948年8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1949年9月入党，1951年被选派留苏。清华大学物理系在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该系著名教授周培源、王竹溪后来分别担任过北京大学正、副校长。邢家鲤老先生说过他“出身于国民党大官僚家庭”、但投身革命了。网上流传他的下面这段话，感人至深：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宣传一个青年加入共产主义行列，我就够本，宣传两个，我就赚了一个。说教师像蜡烛，照亮了别人，消灭了自己，太悲伤了，我是不同意的。为什么不说是共产主义的篝火呢?一块块劈材投入了，火光熊熊。你能说那不尽的熊熊大火中，哪一块劈材是烧完了呢?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人类最美好正义高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中去，不是最大的幸福吗?” 邢家鲤先生病逝后，高等教育出版社曾据此“篝火”比喻出版《篝火颂•邢家鲤先生纪念文集》。 [3] 朝鲜族农民李贞生是吉林省海龙县(梅河口市)河洼公社社员，在担任村里45亩水田的水稻技术员时，经多年努力于1967年成功培育出远亲杂交的“玉米稻”，产量比普通稻高出15%，时间也比袁隆平1974年育成的南优2号早了7年。30多年前的资料证明，“玉米稻”那时很受重视，1975年曾被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合拍成科教片《农民育种家》，后又拍成电视;《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玉米稻”;李贞生受到了政府的嘉奖和媒体的宣传，还曾参加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李贞生的事迹也以《农民李伯伯》为题，在1978年左右编入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本。 但这种“玉米稻”在第二、三代就会退化，而且专家们对其杂交机理争议不一。李贞生文化水平低、不会写论文，而且去世得也比较早，现在无人继续他的研究。 [4] 据多个网页引用署名东方朔的博文《四人帮从未说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考察，这句话最初出现于四人帮倒台后，教育部大批判组于1976年11月25日所发表的《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岂容篡改——批判张春桥的一个谬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去年十一月八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摇头晃脑地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此后《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发表了署名任翔的文章《揭发批判“四人帮”诬陷、迫害周荣鑫同志的罪行》，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但二者均未给出任何谈话记录或文献资料的证据。 [5] 见《中国科学报》2013年6月10日第5版思想周刊所载其记者洪蔚对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等专家的参访，标题为《史上“最难就业季”：为什么毕业即失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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