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知识分子

　　D. 官媒捧专家却忘掉工农大众

　　前面讲到，每当受到嘉奖和表彰时，钱学森总会想起与他共同奋斗过的工农大众——那绝不是他“过度谦虚、哗众取宠”，而是因为他尊重历史和现实，即脑力劳动知识分子如果脱离工农大众、如果脱离集体协作，那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贡献。钱学森懂得这个道理，但有些知识分子就根本不懂，包括某些有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在获得领导人吹捧后就忘记了工农大众——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现在只以著名的袁隆平院士“受表彰”一事为例：他因为做出过重大贡献而获我国首届最高科技奖——但官媒表彰袁隆平院士的大批宣传材料，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关键时刻帮助过他的工农大众全部抛到了脑后(注意：笔者是谈“应该如何表彰”问题，而丝毫不意味着袁隆平院士本人忘记了工农。尤其是，袁隆平院士以前不宜公开反对转基因，最近应邀参加明确反对转基因的“第十二届国家安全论坛”，令人尊敬)。

　　理论贡献和首倡功劳

　　背景一：袁隆平在1949年8月至1953年7月就读四年制的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是新中国所培养的第一批本科大学生。毕业后，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长期在湖南省安江农校(1967年前后曾一度更名黔阳地区农校)任教，到了1985年又被该校聘为名誉校长。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方面的研究工作、甚至推广工作，几乎都是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完成的，因此也可以说几乎都是在他于湖南省安江农校任教期间完成的。

　　背景二：袁隆平的主要贡献是依据三系法理论培育出了高产杂交水稻品种。该理论是美国学者希尔斯(Sears, E.R.)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1987年后，袁隆平已无突出新成果，但在主持863项目中曾建议根据二系法理论开展一步的育种研究，其中二系法理论是美国学者爱德华生(Edwardson, J.R.)五十年代的研究成果。袁隆平搞的不是理论研究，而是大规模的田野科学育种实验和研究。和钱学森的军事科研相比，袁隆平的科学育种研究必然更需要大量的农民协作配合，更需要发挥集体的智慧。

　　袁隆平在1960年至1966年进行“三系法”中雄性不育系初步研究，包括60年7月发现“鹤立鸡群”株，61年发现“天然杂交稻”株，64年找到一例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65年7月又找到5例不育株，再经两年春播与翻秋，有4株繁殖了一至二代。袁隆平1966年2月28日在中科院主编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这类研究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因系学术论文，广大民众对袁隆平尚一无所闻。

　　文革期间获主要进展

　　最关键的进展是李必湖和冯克珊于1970年11月23日独立地发现了“野败”——因为袁隆平小组以后主要是围绕“野败”实验和研究育种的。李必湖1964年就加入袁隆平小组，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冯克珊是海南岛南红农场技术员。也许袁隆平事先給过指导，但官媒宣传资料几乎都不提及这两位功臣的名字，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袁隆平研究小组之所以能在文革中获得巨大进展，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遇到了“伯乐”，即当时主政湖南的华国锋，曾广泛发动群众給予支持。华国锋指示：

　　“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广泛发动群众性科研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见《百度名片》袁隆平词条)

　　继获华国锋支持之后，袁隆平研究小组又在1972年3月获得国家科委的支持，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协作攻关，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这才有了袁隆平成功选育“不育系二九南1号”的成绩。在此基础之上，袁隆平小组于1974年育成了“南优2号”，1974、1975两年小规模试种。到了1975年12月，恰好他们的“伯乐”华国锋在中央工作，指示要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来支持推广他们的杂交水稻。农业部还主持了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加速推广杂交水稻。这才有了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云集海南，大规模地成功制种3.3万亩;然后才有了1976年在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的大规模实验，增产幅度普遍达到20%以上。

　　文革结束后没啥突破

　　虽然在文革结束后又继续扩大了育种和推广的面积，但袁隆平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显然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的，而那时又主要依靠集体研究、协作攻关、工农参与。但所有的宣传资料全部都有意地回避了“文革”、“集体”和“工农”，为什么?因为这些词汇，与官方的“文革中四人帮破坏杂交水稻”宣传相矛盾。

　　关于袁隆平的事迹，《百度名片》还比一般官媒宣传资料更客观些。《名片》列出文革后1978年至1999年间共65项事件，其中只有两项属研究工作，其余全部都是讲课、报告、获奖、晋升、受聘、出国等等，以及袁隆平到1999年开始办公司了。

　　这两项研究工作分别是1986年的杂交早稻新组合威优49、以及1987年7月16日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找到了一株奇异的光敏核不育水稻，于次年培育成光敏核不育系。但至今未见这两项成果被大规模推广的报道，也许因为人民公社都已解散，也许因为袁隆平担任863项目主持人后，转由其他人主持二系法的光敏核不育系研究了。

　　袁隆平和育种群英们

　　事实上除袁隆平外，新中国还有一个水稻育种群英谱，袁隆平是六十年代出成果、七十年代成功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在70年代中后期突破性地解决吃饭问题，其关键原因是1956-58年《八字宪法》发动了群众性育种的积极性，到1970年代中后期开花结果了。袁隆平1960年发现“鹤立鸡群”株也恰在《八字宪法》之后(有报道说袁隆平因看到困难时期缺粮才立志研究杂交水稻，纯属胡编乱造：袁隆平作为农学系出身的农校教员，肯定在《八字宪法》发动群众性育种研究时就开始动脑筋了)。而且袁隆平现在办公司的基础，恰恰就是袁隆平小组在毛泽东时代的职务发明。

　　网上广泛地流传着历数大批育种专家的文章(如见http://bbs.tianya.cn/post-free-1443955-4.shtml)，至今未见任何人反驳。以下仅是其中一小段：

　　“中国杂交水稻的真正奠基人，南有黄耀祥，北有李贞生[3]。1958年，广东著名水稻育种家黄耀祥就育成了中国第一个矮秆杂交籼稻品种‘广场矮’，堪称世界首创。比后来在国际上曾经轰动一时，由设置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66年才育成的、被称为奇迹稻的‘IR8号’早了数年。当时袁隆平在教农校，还没有机会观察到杂交水稻。至60年代中期，广东省基本实现了早稻品种矮秆化，大面积亩产由过去的250公斤左右提高到350-400公斤，一举改变了广东省传统的“早四晚六”(指双季稻产量早稻占四成，晚稻占六成)的早稻低产面貌。与此同时，矮秆水稻迅速向中国南方各省扩展，至1965年全国矮秆品种植面积达到2400多万亩，每亩产量提高50公斤以上。70年代中期，矮秆品种在全国年种植面积最高达1.5亿亩……”注意：袁隆平小组是70年代中期培育出骨干品种南优2号的。

　　但是，黄耀祥和李贞生没有袁隆平小组幸运，他们没能遇到自己的“华国锋”。

　　袁隆平宣扬成功公式

　　几乎所有官媒(甚至非官媒)的宣传材料，都一致地引用这一行话：

　　“袁隆平赞成这样一个公式：知识 + 汗水 + 灵感 + 机遇 = 成功”

　　在这个公式中，知识分子既不需要与工农结合(甚至在大规模农田科学实验中也用不着农民!)，也不需要集体的汗水、智慧和协作攻关。人们不禁要问：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国家科委组织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协作攻关、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吗?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农业部先主持南方13省杂交水稻会议、然后再召集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去海南制种3.3万亩、最后推广208万亩大规模实验吗?

　　à 难道他们不需要社会主义主义制度和文化大革命中成熟的人民公社吗?

　　à 难道袁隆平小组不需要华国锋那样的省委和那样的国务院领导们吗?

　　当然，这个公式也许并非袁隆平本人所编，而是某官媒所捏造。但是我们相信，钱学森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人以他的名义来捏造这种骗人的英雄史观公式——因此问题还在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上，但改开以来就再提也不提“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了。

　　5) 无产阶级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从根本上说，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必须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绝不允许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复辟资本主义。具体地说，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既要在文化、技术和技能上培养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也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规模社会实践中，坚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具备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新型知识青年和新型知识分子——再也不能让他们像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那样，重新走先沾染、后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弯路。

　　A. 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不久，毛主席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教育方针的第一次表述

　　毛主席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毛主席一年多之前所提出的内容改称作“教育的目的”：

　　“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来批准试行的《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都重申了党的教育方针为：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教育方针确定之后，毛主席还着手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其主要思想反映在1964年教育问题春节座谈会上，他所做的长篇谈话之中，摘引如下：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学理，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文革设定教育革命目标

　　《十六条》为我国教育事业所设定的文化革命目标如下：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中国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8日通过

　　教育方针符合列宁判断

　　党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与列宁对资本主义旧学校、旧教育的评价一致：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因为那些书本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谎言，虚伪地向我们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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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3页

　　列宁的这两段话指出，资产阶级的学校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当然就要改造旧学校，要使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与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相结合。只不过列宁没有毛主席那样从容的时间和环境，根本来不及制定完整的教育方针、也来不及开展改造旧学校的实践。

　　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获得大发展：我们看到邢家鲤这样的教育家，看到了钱学森和袁隆平这样的教育家和科学家，都分别在自己的科技工作中带着一批批的新型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有人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那就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尚未转变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毛泽东时代是不敢反对的，因为他们害怕广大的工农大众。其中有些人表面上非但不反对，反而还表现得比教育方针更“左”，例如“天天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以便为他们个人捞取政治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