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知识分子

　　2) 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改开后有人非毛、反毛，包括说毛泽东爱“整”知识分子。照此说法，孙瑜和赵丹就成了最先挨“整”的人——这是对党和毛主席知识分子政策的误解、甚至污蔑。

　　A.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

　　孙瑜和赵丹都是名人、都是好人，而且还都曾在反帝反封建事业中做出过贡献。但他们刚解放时的世界观无疑是资产阶级的——这不但是意识形态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也已经被孙瑜和赵丹“好心地”策划和修改电影《武训传》剧本，却闭门造车、弄巧成拙的行为所证明。他们的职责恰好是以艺术手段来宣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那时他们还不懂)，这就决定了他们只有经过长期的、甚至痛苦的改造过程，才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适应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为什么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毛主席还特别关心孙瑜和赵丹，鼓励他们在工作中继续改进，以及为什么周总理还特意嘱咐：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中央对事不对人。

　　本章第2、3节曾经概述，孔孟之道与普世价值两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形成历史、阶级本质、一波三折，以及它们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分别走向腐朽和反动的过程。孔孟之道与普世价值作为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势必在中国旧社会泛滥、并在新中国继续长时期存在，而且还可能再次泛滥(例如时下)——这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宣言》要求与之做“最彻底决裂”的“传统观念”。因此在社会主义阶段，一个人无论他是革命干部、工农群众，还是知识分子，都应该努力改造自己受孔孟之道与普世价值影响的世界观(即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余，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向孙瑜和赵丹提出“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也是希望他们将世界观改造、转变到无产阶级一边来。

　　在解放初的三大民主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中，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于完成我国民主改革和实行工业化，极为重要：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1951年10月23日

　　这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于一年后结束。到1952年秋(正值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前后)，全国已有91%高校教职员、80%大学生和75%中学教师参加了学习，开始转变立场、接受马克思主义，批判旧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

　　在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毛主席再次提出希望知识分子转变世界观：

　　“广大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为人民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逐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1957年2月

　　一个月后，毛主席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三月十七日)：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两家的思想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小资产阶级算不算一家?当然也可以算一家。但是小资产阶级在基本点上，它是同资产阶级是一家的，它属于资产阶级那个范畴里头的。”

　　再过一个月，毛主席进而指出必须有一个过程，才能帮助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

　　“……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没有变过来，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强迫人家信，要人家相信，要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传》上卷，第672页

　　B.为何要强调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

　　前面说到，革命干部、工农群众和一切知识分子都需要改造世界观。但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呢?这个问题极其重要，笔者不敢信口开河，现根据老知识分子邢家鲤一篇讲话文稿[2]中的要点整理展开如下，与读者共同探讨几条道理：

　　旧知识分子问题

　　新中国刚成立时共产党员总数为448万，其中只有14000人读过大学、占旧中国30万大学毕业生的0.47%(不到200分之一)，即使读过高中、初中的党员分别也只有3万和10万，说明绝大部分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并未确定共产主义信仰。

　　绝大多数旧知识分子，事实上也像编导演《武训传》的孙瑜、赵丹那样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护新中国。但他们以前接受的是旧教育，又大多出身于旧家庭，尤其是大多人曾以知识分子身份服务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制度，在未曾参加革命、未曾接受马列主义教育之前，其世界观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的。

　　到了新社会，尤其在完成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旧知识分子改而附在“社会主义这张皮”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担任人民的“先生”了。为此，他们又必须“先当学生”，批判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旧知识分子若不改造其世界观，那就势必与社会主义事业格格不入：一方面，他们个人无法在教育、文艺、新闻、宣传等思想领域，或在各种政治、经济、企业等管理领域中服务并获得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将因缺乏足够的知识分子而遇到困难。

　　新知识分子问题

　　这里暂将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称作新知识分子。但即使在解放后，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而且教育本身的问题也难以在短时期内解决。首先，大批教材仍然充斥着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其次，大批教员本人都是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造好;最后是学生本人的家庭出身，在解放初期也仍然以剥削阶级的居多。即使出身在劳动人民家庭，也未必就能从家庭影响中获得无产阶级世界观。加上社会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新知识分子仍然有着长期改造世界观的艰巨任务。

　　事实上，相当比例的旧知识分子都曾在毛泽东时代努力改造世界观。他们所发表的研究论文和文字材料，现在读来思想水平都很高，令人敬仰。与许多新知识分子的文字相比，后者反而常有大批人满脑子剥削阶级世界观。这虽然是改开以来的观察，但足以证明：新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任务并不比旧知识分子轻松。

　　改开新知识分子

　　改开以来，相当一大批新旧知识分子，暴露出其未经改造的世界观，大肆鼓吹普世价值、复辟孔孟之道，为私有化鸣锣开道。他们或在教育领域、或在文艺领域、或在新闻宣传等思想领域，以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世界观，影响着年轻的一代。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所培养出的大中院校毕业生，我们暂且称作改开新知识分子。

　　在刚刚离开学校时，改开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几乎都是资产阶级的;在参加工作之后，多数也未能获得改造世界观的正确引导。但在私有化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逐渐暴露之后，有些改开新知识分子开始学习马列毛，开始在社会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且这样的改开新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了。

　　工人阶级不会变

　　“现在经常宣传某个工人经过如何的经历变成了一个老板。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资本家背后必须有一大帮工人，一个资本家骑在一个工人头上是发不了财的。一个下岗工人由工人变成了资本家，必然同时有几十个、上百个老百姓变成工人，工人始终是大多数。这决定了工人阶级不可能通过一个个单个的工人成为资本家的方式来获得本阶级的解放，唯一的解放方式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消灭雇佣劳动、消灭私有制，这样才能获得整个阶级的解放。”

　　因此，邢家鲤老先生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不会变!下面我们将会谈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那时还将回到邢老先生的这句话。

　　C.为何常常“做法粗糙、伤人”？

　　在五十年代，毛主席要求领导干部改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明确指出：“思想改造是必要的……。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

　　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单位的领导，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做法粗糙、伤人”呢?

　　我们整个民族都在前进，即使是主持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和他们所发展的积极分子们，也只是比他们的工作对象早几年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他们也都需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包括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此外，他们大多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思想工作，也都没有经验，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来改进工作。

　　当然，还有的干部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能正确对待真心诚意的知识分子;有的甚至还打击报复提意见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干部在文革中往往都受到了冲击。对待知识分子的这些态度当然是不对的，本开篇在第八章还将再回到这个论题。

　　但是，主持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们也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只要继续前进，中华民族就必须准备在长达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时间内“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如果因为怕呛水而不敢下水，那整个民族就永远也无法前进。

　　3) 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这是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其道理十分简单。

　　A. 无产阶级导师与工农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与工人运动结合之后，才建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还处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位，还持有唯心主义者的哲学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但西欧在19世纪40年代，先后发生了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正在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正在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在1842～1844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工人、关心工人被剥削的状态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并结合工人运动来研究科学理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改造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且为世界无产阶级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毛泽东和中共很多早期领导人，都有过类似的转变过程。前面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讲他本人与工农相结合的生动实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B. 与工农相结合的毛主席语录

　　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毛主席提出了极其精辟的论断，即知识分子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最后分水岭，就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

　　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与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实行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1939年5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560页

　　三天后，毛主席还在五四演讲中指出，工农才是革命主力军：

　　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自五四以来“组成了一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青年学生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

　　《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564页

　　到了这年年底，毛主席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道：

　　“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6页

　　十八年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毛主席又专门讲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

　　“知识分子既然要这工农群众服务，那就必须首先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不好。我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顽强拼搏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观花’，总比不走不看好。还有些人可以长期在住下去，这叫‘下马观花’。……”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的讲话》1957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2页

　　在文革中，毛主席重申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并提出了“再教育”：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1968年9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57页

　　笔者是1967届大学毕业生，恰好是在1968年9月10日这一天去工厂报到的，第二天就在大喇叭中听到了这条令人印象深刻的“再教育”指示。记得那时，共有100名毕业生分配到了这家工厂，绝大多数都在日后的十年中真心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很多人还与工人、干部相结合，在技术革新项目中苦干巧干、发挥了集体智慧。

　　C. 钱学森为知识分子树立榜样

　　早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期间，钱学森就于1937年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与组员们一起学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熟悉了马克思主义。钱学森因此被美国联办调查局(FBI)列为怀疑对象，并于1950年7月被军事部门吊销了机密研究工作资格。他后来几经波折回到祖国的故事尽人皆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基础，钱学森在回国后很快就跟上了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步伐，并于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从接受两弹一星研制任务，钱学森就自觉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他多次强调：“航天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千千万万人的共同努力。”“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钱学森积极响应毛主席“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真心实意地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在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期间，钱学森还常常去附属车间参加生产劳动，与车间里的工人和科技人员相结合，共同攻克技术难关，并虚心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以下是钱学森发自心底的一段谈话：

　　“我是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是在党的关怀下摆脱了美国政府的无理拘留后回到祖国来的。我发表过科学论文，在高等学校里教过书，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得很长久的一个知识分子。我需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地方很多，来参加这次工人代表会议，就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要向各位代表学习。现在，我仅以一个学生的态度向大家报告：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多么快乐，多么光荣!我们所从事的火箭导弹研究事业，不是关在研究室里的事业，它是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它得到了全国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科学工作者的工作，也是整个劳动人民的事业，高级知识分子也正在加入到劳动大军的队伍里，我个人也是如此，这使我感到无上光荣。”

　　改开之后风向有变，但钱学森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矢志不渝。他在与北大、人大四教授谈话时曾经讲道：“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中组部在1991年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列为在毛主席时代享有盛誉的五位共产党员优秀代表。钱学森知道后，十分激动地说道：“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典范，人民的科学家钱学森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