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知识分子

　　D. 为什么会有《武训传》翻案风?

　　在《逻辑》发表七年之后，又有权威部门网站《环球网•历史》于2011-04-11发布文章为电影《武训传》翻案：《新中国第一部禁片电影〈武训传〉被禁内幕》(下简称《内幕》，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1-04/1620248.html)。下面我们分成五个部分，每部分先简介《内幕》关键内容、再給出我们的【评论】。

　　a.为什么与武训一拍即合？

　　《内幕》回顾了《武训传》拍摄的前后过程，透露出早在1944年夏天，孙瑜导演就因读到《武训先生画传》而受感动，有了将“武训事迹”拍成电影的想法。赵丹也曾在医院里读过《武训先生画传》，见到自己的同乡武训忍辱负重，终生艰苦修“义学”的事迹，感动得痛哭流涕。因此，他后来欣然接受孙瑜导演的邀请而担任主演。

　　【根据清廷对武训的嘉奖和蒋介石为武训所作题词可以肯定：孙瑜导演在国统区所见《武训先生画传》，必然是借颂扬武训之机来宣扬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孙瑜导演不曾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而相信了这种颂扬，当然就铸成日后编导《武训传》时的错误。赵丹读《武训先生画传》甚至痛哭流涕，说明他也不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

　　b.《武训传》剧本经多次修改

　　1949年6月，孙瑜导演受邀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总理。他唐突地表达要拍摄电影《武训传》，周总理略为思索后说：好像武训年老时办的三个“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

　　1949年12月，孙瑜和郑君里、沈浮、赵丹等剧组人员多次讨论《武训传》剧本，感到武训立志办“义学”是为了穷孩子、精神可贵;但这不可能改变穷人的地位，应予评述。孙瑜接受大家的建议，将《武训传》改写成悲剧：一方面武训感到了失败的痛苦，另一方面武训说“咱穷人偏要念书”，以表现其对封建阶级的悲剧性反抗。

　　1950年1月初，孙瑜导演有机会向电影事业负责人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领导介绍悲剧结尾稿，赵丹給予补充。夏衍听后，建议再修改开场和结尾，以自然地留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的空间，并口头同意继续拍摄。

　　【首先，《内幕》承认了，并不曾专门研究过武训的周总理，居然在初次听说老同学孙瑜要拍《武训传》时只说了一句：武训那三个“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这个关键细节，证明周总理敏锐地提出质疑、并未支持拍摄这部影片。

　　其次，孙瑜导演为应对周总理的质疑，在《武训传》剧组的建议下关起门来编造他们自以为的“悲剧结尾”——难道悲剧这样容易创作吗?编剧在读《武训先生画传》时并未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难道仅凭听了周总理一句质疑就能产生悲剧冲动吗?如果悲剧这样容易写就，那么青史还能给希腊悲剧或者莎士比亚留出任何位置来吗?

　　最后，夏衍领导因为孙瑜同意重新打扮《武训传》，为“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而穿鞋、带帽，就口头同意拍摄——这不正是支持这些从未深入工农、也无思想准备向工农学习的旧知识分子们闭门造车吗?以手中的权力支持他们带着其未曾改造的世界观，继续这样创作意识形态作品——夏衍后来为此做检讨并不冤枉。】

　　c.添加农民起义反而弄巧成拙

　　1950年2月，孙瑜导演和《武训传》外景队到了武训的家乡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开拍前还邀请了好多位老年农民座谈和回忆武训“讨饭修义学”的种种细节。

　　在山东拍摄了《武训传》外景之后，又回上海拍摄内景和场地外景。但到当年9月，昆仑电影公司突然要求把电影拍成上下两集。孙瑜导演又夜以继日地修改和赶写剧本。这次最大的修改是为武训增添了一位“朋友周大”：周大纠合死牢囚犯打出牢狱，并领导了失败的农民起义，这就与武训兴学构成“一文一武”，直贯剧终。

　　【《内幕》说，孙瑜导演和外景队还曾邀请了好多位老年农民座谈和回忆武训“讨饭修义学”细节。那么被邀请的都是些什么“老年农民”呢?为什么没有一位老年农民告诉孙瑜等人，“武训义学只收地富商人子弟、从不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呢?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座谈中这样容易地被这些“老年农民”们所欺骗呢?调查研究是向工农学习、改造世界观的过程，这些旧知识分子恐怕一窍不通吧?

　　至于那闭门造车的“一文一武”虚构，当然瞒不过毛主席历史唯物主义的火眼金睛!这些旧知识分子全无人民革命经验，大概也不曾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那时不是远在美国，就是人在大后方国统区，哪里可能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呢?以这样的世界观来创造意识形态作品，十个要有十个失败!

　　这里顺便引用，《党的文献》1998年第1期载王善中《武训、电影〈武训传〉及建国初期开展的批判》一文对毛泽东为何发起批判《武训传》的解释：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 历史上的武训和当时的农民起义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然而电影剧本对武训的宣传却有意或无意地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即不仅仅是凭空造出了一个要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周大来作为武训的反衬, 而且把清政府对武训的表彰同当时的农民战争也联系在一起了，……这样一来, 本来是还属正常的清政府对武训的表彰, 突出地成为了清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了。

　　“电影《武训传》的最大缺陷就是把本来与农民战争关系不大的武训办学，人为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了。”

　　王善中这段解释与笔者见解有一致的方面，即“添加农民起义反而弄巧成拙”。为什么会这样?还是因为世界观未经改造，自以为是好心、却在替剥削阶级做宣传】

　　d.受到“好评”却遭政治批判

　　电影《武训传》在1950年年底终于完成了。公映后，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得好评潮涌，“口碑载道”……1951年2月21日晚在中南海放映时，周总理等百多位首长观看。“孙瑜坐在他身旁，心里忐忑地多次观察他对电影的反应……像刚交上考卷的小学生，紧张地等待老师评分!”周总理没有提多少意见，只是指出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描写似乎太长了。孙瑜第二天即刻剪短了踢打武训的镜头。

　　1951年初，《武训传》在全国热映后被评为1950年度10部最佳影片之一。但两三个月后遭《人民日报》社论批判为反历史唯物主义：承认或者容忍对它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社论得出严重结论：“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说武训是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使孙瑜、赵丹等40多名剧组人员受到沉重的打击或者牵连。

　　【第一，《内幕》片面地说《武训传》公映后“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得好评潮涌，‘口碑载道’……”，却对批评意见只字不提。《百度名片·〈武训传〉》虽然也站在为《武训传》平反的立场上，但至少还承认存在着截然相反的意见：

　　《武训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的争论。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这本是文艺界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而毛泽东却认为，电影《武训传》……。

　　第二，笔者在文革初是待结业四年级大学生，有机会看了《武训传》，现在仍然记得十分清楚：当时对此没有任何政治压力，但是周围的同学们一致地认为，武训为了行乞而找挨打的镜头实在太下贱了!请注意，这还是在周总理指正“狗腿子乘机毒打武训的残暴画面描写似乎太长”后，而“即刻剪短了踢打武训的镜头”的拷贝。

　　第三，《武训传》所编造的周大，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与武训牛唇不对马嘴，“一文一武”必然漏兜!毛主席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恰恰点出了这个严重问题。《内幕》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又根据什么史实，来指责这篇社论呢?

　　第四，《内幕》说“孙瑜、赵丹等40多名剧组人员受到沉重的打击或者牵连”。到底受到什么打击和牵连，是打成右派、还是打成反革命了?语焉不详!真实历史是：

　　周总理曾在电话中就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对夏衍做过指示：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孙瑜导演并未因此事挨批判而停止工作。

　　毛主席还在几年后还专门问过赵丹：“孙瑜没有安排好吧?”他接着说：

　　“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判，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难道惊动了领导和电影界、犯了宣扬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错误，还批评不得吗?】

　　e.“平反昭雪、重见天日”？

　　《人民日报》1985年9月6日第一版上刊登《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2005年底纪念赵丹90诞辰时，《武训传》重见天日。

　　【首先，《人民日报》这篇《胡乔木说…》报道，正文加标点符号只有237个字符[1]，不但丝毫没有报道胡乔木讲过怎么个“片面”、怎么个“粗暴”，而且此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有关胡乔木在此问题上的任何后续报道了。难道仅仅因为胡乔木是政治局委员，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变得“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了吗?

　　其次，在纪念我国已故表演艺术大师赵丹90诞辰之际，由他主演的《武训传》也实在应该拿出来放映一下——这是他的历史，不过与“重见天日”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到底批判《武训传》对不对?如果从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来看，那么时至今日仍未见到任何一篇站得住脚的“平反文章”。】

　　《学习》杂志第五期于1951年6月16日发表了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主席曾经增加了这样两段话，恰好可以用来结束《武训传》批判问题：

　　“……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

　　“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请注意：毛主席在写下这两段修改文字时，肯定还未读到37天后才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但毛主席早已预见到武训“义学”“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因为毛主席早就看透了，清廷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颂扬”武训不过就是要借这块招牌来叛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因此，毛主席特别警告我们的同志，千万不可替剥削阶级宣扬他们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