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志愿军邓华、杨得志、洪学智获悉美李军队调防的情况，决定发动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战术反击，由西海岸到东海岸一字展开的第一梯队第65、40、39、38、15、12、68 军7个军参战。 这一天黄昏，当紧张防守了1天的美李军正在休息之时，志愿军7个军各以连排为单位，在东西两线180余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40多个目标，向美李军1个班到1个营兵力的防守阵地，发起了攻击。 10月8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为了迫使志愿军转入守势，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悍然宣布和谈无限期休会。 这一天，克拉克又批准了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金化攻势”计划。美李军此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 此后，中方参与谈判工作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由于美国单方面中止谈判而奉命归国。 10月10日，毛泽东因收到宋庆龄的赠书，就亲笔复了一函，他写道： 宋副主席： 承赠大著《为新中国奋斗》，极为高兴，谨致谢意。另承赠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谢！ 顺祝康吉 毛泽东 10月14日，“联合国军”在上甘岭地区开始发起空前激烈的所谓的“金华攻势”，目标是夺取597.9高地和537.7高地，进而夺取上甘岭，再夺五圣山。 10月20日，刘少奇在苏联受毛泽东委托，写信给斯大林，阐述了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征求意见。 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代表团，他说： “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0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给彭德怀、邓华、杨得志、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的电报，对持久阵地战进行了总结。他写道：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自从去年7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7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7月以来的15个月中，比较以前的8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8个月平均每月25000人，后15个月平均每月为8000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9月18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后来在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发起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到11月25日，收复全部失地。 在43天的争夺上甘岭的战役中，志愿军以伤亡11500余人的代价，使投入总兵力4万余人的“联合国军”，付出了近200万发炮弹、5000枚炸弹、毁伤270余架飞机以及伤亡25000余人的代价，也未能达到夺取上甘岭地区的目的，“金化攻势”这才不得不作罢。美国新闻界评论说：“这次战役实际上却变成了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自此以后，“联合国军”再也没有发起过什么像样的攻势了。这是后话。 再说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安子文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三反”斗争至此胜利结束。 据统计：“三反”运动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有10万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有关司法机关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全国仅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到行政上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3种处分者，共有4029人，其中省军级干部25人，地师级干部576人，县处级干部3428人。 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廖鲁言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报告。“五反”运动正式结束。后来在1954年，中共中央曾对“五反”遗留问题再一次进行了调查处理。 10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同行的领导人有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还有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此外，还有王敬先、罗光禄和李树槐、李银桥、孙勇、马武义、张木奇几个卫士，以及摄影师侯波、保健医生王鹤滨、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及其夫人。 毛泽东一行住在天津市委第一招待所。他们到天津后吃的第一顿饭是在街上包子铺里吃的“狗不理包子”。 天津这一名吃的名称，源自包子铺老板的雅号“狗不理”。 原来，在解放前的北方，被父母冠以“狗不理”乳名的人很多。那时候，穷人家的小孩子死后，埋葬很简单，大多被野狗刨出来吃掉了。许多穷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小孩子成活，就给他们起一个“狗不理”的小名。没想到这位“狗不理”果然是狗不理，不但长大成了人，而且还因为他做的包子好吃成了一个大名人。 毛泽东此次天津之行，招待所里一张有关他们伙食标准的记录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记录的内容如下： 客人名称 职务 日伙食标准 毛泽东 干部 15斤小米 随行人员 干部 10斤小米 毛泽东到天津时，天津市市长黄敬正患病，毛泽东亲自到他的住所去看望他。黄敬的夫人范瑾出面接待了毛泽东，向毛泽东介绍了黄敬的病情。 毛泽东在化学家、国家轻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烛尘的陪同下，参观了天津轻工业展览，视察了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 毛泽东一行驱车到了秦皇岛市一个玻璃器皿制造厂，已经是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了。 工作间内，光线很暗，毛泽东仔细地观察工人的操作，工厂领导不时在旁边介绍。只见工人双手持定一根近3米长、拇指粗细的钢管，将钢管的一端伸进融化玻璃的钳锅里，像用筷子粘糖稀一样，用管头粘起一团红红的玻璃熔球，用口含着管子的另一端，将气吹进玻璃的熔球内。随着气体的吹入，玻璃熔球逐渐膨胀起来。再将吹大的玻璃球移入模具中，转动管子造型，并用长长的火钳把器皿折出所需要的皱褶的边缘或其它所需要的形状。下一道工序，则是一些工人用砂轮在玻璃器皿上雕刻花纹。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工厂领导介绍说： “英国皇家有名的高脚玻璃杯，就是我们厂生产的产品。英国人花不多的钱，把我们制作的高脚杯买去，再在杯口上加上金线，就变成英国出品的皇家名牌酒杯了。” 毛泽东听后，不由得沉思起来。 接下来，毛泽东又参观了厂里的玻璃器皿成品展览。 之后，毛泽东一行人从天津出发，要南下视察黄河，李烛尘也应毛泽东之邀随行视察。 毛泽东视察黄河的第一站是山东，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2次去山东。途中。他全神贯注地读一本小说。直到深夜1点了，卫士给他端来一碗面条，他却头也不抬，仍然在看书。卫士把饭碗摆在他面前，又把筷子放在他的右手里。毛泽东光顾盯着书看，筷子插在碗里不动。他左手按着厚厚的书本，读到要翻页时，卫士提醒说： “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条都放凉了。” 毛泽东根本没听见，继续翻着看。 “主席，要不再给您热热去？” 卫士伸手就去端碗。 “嗯，不要。” 毛泽东说着，嘴慢慢靠近碗边，眼睛盯着书，呼噜一声，一筷子面条吃进嘴里。此时，毛泽东因几个字靠近书脊看不到，就用左手一边握着书，一边让书展开些。卫士看在眼里，赶紧上前帮忙。他不明白，什么书使老人家这么专注。他趁机扫了一眼，噢，原来是作家周立波的名著《暴风骤雨》。 10月26日傍晚，毛泽东的专列在济南车站停留，他计划见见山东有关领导人就继续走。 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得知毛泽东要来济南，十分高兴，早早和省公安厅长李世英及省市领导在火车站等候。罗瑞卿向毛泽东通报后，即请众人上车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客厅里与许世友等人一一握手。落座后，毛泽东说： “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们，不想下车打扰地方同志。” 许世友说： “主席，我们很长时间没见面了，山东的指战员盼你来，山东人民群众想见见你。你路过济南，应当下车看看。听说你还没来过济南，更应该看看，这里有很美的景观，有趵突泉、大明湖，还有北极阁。” 许世友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胶东保卫战，参与指挥了济南战役，他与谭震林、王建安直接指挥攻城。毛泽东听许世友说起北极阁，自然就想到了济南战役，问道： “北极阁，就是王耀武指挥部的那个北极阁吗？” 许世友说： “是的。” 毛泽东看了周围的人一眼，笑着说： “许司令这样留我，我就盛情难却了。好吧，许世友同志，明天我们看北极阁、大明湖。” 于是，许世友就扶着毛泽东下车，乘车到了省交际处招待所。毛泽东简单吃过晚饭，就让许世友去给他借地方志。许世友很快就给毛泽东拿来了好几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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