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隆平世家 袁隆平这辈子已经做了两件事。一是开创并完善了中国的水稻杂交育种事业，二是给很多人提供了饭碗。 杂交稻的一个巨大利益诱惑点在于：这种水稻是无法留种的，农民每次播种时，都必须向种子公司购买。小麦从1952年的48.8公斤每亩增长到2008年的317.5公斤，增长6.5倍。这个增产幅度要远高于水稻，可你知道吗？不知道，因为小麦可以留种，宣传它做甚？ 正因此，无数仁人志士投入到这个“为国争光”的领域当中来。你只需要利用大量现有的不育系和恢复系材料，选配一个新的杂交稻组合，就可以去申报新种子。哪怕你搞出来的品种与现有的品种相比没有明显的优势，反正杂交多少有撞大运的成份，万一成了呢？ 所以，中国杂交稻主产省每年新申请的种子品种都数以百计，这就诞生了一个巨大的育种产业链。近年流行的方式是拍卖，好的品种以上千万元成交不成问题。最次的情况是，一个组合能卖出两三百万元，最少不低于100万元的价格。 这“炒种子”的泡沫可远不如楼市坚挺。据统计，2013年杂交水稻余种量为2.6亿斤，占需种量的50%，供种余量达历史最高，生产严重过剩。 关于这一点，袁隆平看得也足够远，看看“隆平高科”网站上的密密麻麻的组织结构——从育种科研到育种公司、经销商再到肥料公司，围绕着袁隆平品牌，已经实现了一条龙式的产业链条。 不过，还有一些人来钱的方式可能更加隐蔽。据湖南省农科院植保所的陈绍光实名举报，湖南省某些领导通过组建隆平高科，搞了大量内幕交易。 此外，袁隆平的大儿子袁定安是“安徽袁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二儿子袁定江是隆平高科的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他也正是隆平高科股票和房地产投资的操盘者。翻开隆平高科历年业绩报告发现，对于公司净利润贡献最多的就是房地产方面的权益性投资收益。2009年时，曾有媒体质疑隆平高科大股东涉嫌利益输送。 “加强研发和拓展国内市场，争取有3—5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国内市场杂交稻种销量达到500万斤”，这是袁隆平点头同意的“袁氏农业”未来三年KPI。袁隆平为杂交稻代言或许源自对事业的追求或是对祖国的热爱，但无法否认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家人同样有福共享。 噢，差点忘了，袁隆平还有个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作的小儿子袁定阳，他是研究转基因的。 千万别再说袁隆平反对转基因 1999年时（恰好是中国水稻单产高峰过后），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张启发老师研究分子育种比较早，我原来不大懂，现在也在学转基因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张启发后来被骂成美国走狗、孟山都在华利益代言人） 2000年后，袁隆平成立了转基因应用研究室、分子育种研究室，从全国招聘了数十名高级专业人才。同时把儿子袁定阳送到香港中文大学专攻转基因。 2003年，袁隆平指导博士生开展远缘物种基因组DNA导入水稻的研究，将一批外源基因转入水稻。 2005年，袁隆平对记者说“经过30年的发展，常规育种的浑身解数已经用完，要进一步挖掘水稻产量的潜力，必须在生物基因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并指导团队研究人员通过穗茎注射法，将外缘基因组导入了杂交水稻亲本品系。 2007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上发表文章，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对政府支持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期盼。“只要国家放开转基因水稻的限制，具有抗除草剂性能的转基因水稻将大有发展前途。” 2008年，袁隆平承担了“高产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的国家重大专项。 但，令人疑惑的是。以这样的理论基础，袁隆平没理由对“抗虫稻”有顾虑和摇摆。而且在批完“Bt蛋白”后，他又迅速表态“现在我们正在把玉米的基因转到水稻上来，提高水稻的光合效应，这样的转基因有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样逻辑混乱、前言不搭后语、却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儿的一句话几乎原封不动地说了两遍，一次是2012年初两会上，一次是2013年底在接受腾讯采访时。 恕我冒昧，袁老，我只能这样解读——“把玉米基因转到水稻上”，正是您小儿子袁定阳攻关的重要目标。而“抗虫稻”显然会对传统的“隆平世家”产生重大冲击。否则，一位2005年就知道杂交育种已无可为的人，为何明知水稻种缺乏抗虫基因，却迟迟不肯引入现代生物技术？ 卖种子可以，但请不要以国家之名。站在这个错误的神坛上，您可得立稳了。 (第一财经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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