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辛子陵修正主义集团的投名状

　　民主社会主义为何得以“风光”?

　　1920年，一批已被历史淘汰了的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叛徒，为了同第三国际相对抗，重又在日内瓦开会，标志第二国际恢复活动。“复活”后的第二国际各党，已经公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彻底沦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但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1923年正式更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其主要作为就是鼓吹阶级调和与社会改良主义。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再次停止活动。1944年，反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工党和美国劳联、产联发起恢复该国际组织。1947年，欧洲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召开会议，成立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1951年6月，英国、以色列等16个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在西德法兰克福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社会党国际”。此次大会通过纲领性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又称《法兰克福宣言》)，正式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

　　社会党国际的纲领称：它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之路。提出以民主方法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反对一党制，主张多党制和分权主义，实行混合经济，提倡市场竞争，不反对私有制。以后，在1989年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中，社会党国际又提出最新的原则纲领，宣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上实行民主，认为多元化与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权力集中和阶级专政，宣称在宏观调节下通过市场才能使社会创新，要求对国有制进行限制并实行民主控制。

　　社会党国际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说穿了，无非是一剂帮助资产阶级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鸦片;同时，也是掩盖那些马克思主义叛徒“反水”的一块遮羞布而已!表面看来，“民主社会主义”非常吸引人：

　　又是“民主”——而且是“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上”全面的“民主”，又是“社会主义”，又是建立“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多美妙动听的词汇呀!谁不渴求啊?

　　可是，请注意：“社会党国际”纲领或“民主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都是以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前提的。那么，请问：

　　有了资本剥削阶级的“全面民主”，还能有劳动者阶级不受剥削的“民主”吗?

　　有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还能有劳动人民真正不受奴役的社会主义吗?

　　有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同劳动“1%与99%”的社会关系，还能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福利国家”吗?

　　在现实世界中，要么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要么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搞社会主义，两者必居其一，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可走?

　　列宁说得好：“要辨明政党斗争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列宁全集》第18卷第30页)

　　这如同看一个人，不能只听他讲了什么，更要看他干了些什么?“社会党国际”纲领中的文字再漂亮，最终仍掩盖不了它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9年，正当解体了的第二国际忙着筹划重新“复活”为“社会党国际”的时候，希特勒也正在组建他的政党——纳粹党，其党的名称就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同样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并同样以“工人阶级”的政党自居。

　　从第二国际到社会党国际的历史演变过程，人们不难看出，“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变异，是第三国际与列宁主义的对立物;“复活”后的“社会党国际”实质上就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政党。

　　按理，自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壮大;历史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同时也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破产。那么，此后怎么还会有20年代第二国际的“复活”和当今“民主社会主义”的“风光”呢?这主要是有如下两大原因造成的：

　　第一，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导致资本主义的拼死反抗。

　　二战后，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不但形成且不断发展壮大：先是有东南欧的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东德等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后又有亚洲的蒙古、中国、朝鲜、越南，以及美洲的古巴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截止上世纪60年代前，世界上已有14个国家组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另外，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社会主义对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有这些，确实对资本主义旧世界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了拼死的反抗，使战后两大阵营的冷战搏杀愈演愈烈。为了稳住资本主义，争夺中间地带，搞垮社会主义，从1947年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宣布直接干涉他国内政帮助各国反动派镇压革命)到1948年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经济上援助资本主义欧洲的“复兴”);再从1950年发动侵朝、1961年发动侵越“热战”，到推出杜勒斯“和平演变”方案的《十条诫命》……，一句话，调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能调动的资源，采用一切资本主义世界中最无耻、最卑劣的伎俩，目的在于保住垂死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遏制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在这一严酷斗争中，扶植“社会党国际”，在资本主义世界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以便蒙蔽在资本主义控制下的人民群众，泯灭他们的革命意志，无疑是国际范围资产阶级拼死对抗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现代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最为广阔和最为深刻的一场革命，它不仅要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消灭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推行的私有制剥削制度。这就要求人们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时，还必须“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也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在它的进程中，无产阶级革命者根本没有什么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得在实践中探索，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会犯些错误;而其敌人又是历史上最富有阶级斗争经验、最为凶狠、最为狡猾、最为强大的对手。

　　就在社会主义新世界同资本主义旧世界两大阵营斗争交锋过程中，遗憾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却出现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

　　从上世纪50年代的赫鲁晓夫到9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这都是一些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资产阶级野心家和民主主义者，他们是口头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在世界观上却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根本没有改造。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冷战”过程中，他们窃踞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权力，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外在压力，过不了内部社会主义革命关而蜕化变质，堕落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成了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代理人，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果不其然，在他们长期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在他们揪住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扩大，进行恶毒攻击以后;在他们长期丑化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丑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在他们长期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宣扬阶级调和，宣扬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以后，最后终于直接配合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导致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基本上断送了整个社会主义大业。

　　二战以后两大阵营的“冷战”史，已充分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需要“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它要稳住自己阵营，需要麻痹欧洲工人的革命意志;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叛徒集团，同样需要“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潮，以便用它来腐蚀、解除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帮助帝国主义从内部搞“和平演变”。这就是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能在欧洲立足、发展，并从“白人国际”直至向世界蔓延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当今“民主社会主义”能得以“风光”的真正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它既是统治阶级鼓吹的一种思想，同时又是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的一种政策。可以这样说，它只是垄断资产阶级消弭国内无产阶级革命的“维稳器”，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攻心战”的利器。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在世界上还存在一天，以“民主社会主义”面目出现的社会改良主义就有其存在的基础。反映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阵营内，就一定不断地会有革命者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改开”以来，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以辛子陵、谢韬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公开鼓吹“告别革命”，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提出要为修正主义“正名”，胡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另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何方宣扬：

　　“以往的宣传把民主社会主义称为‘修正主义’，实际上，它同样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1919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彻底分裂后，主要分成两大流派，一是宣布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二国际和各国工党、社会民主党;一是宣布实行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双方都承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开头时还都自封‘正统’，但却互不承认，势不两立。在二战之前，社会民主党已经在瑞典、芬兰等北欧执政。二战后，工党、社会党长期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家执政。这就使不但北欧，而且整个西欧也都成了民主社会主义。”

　　何方的这些议论，貎似“客观”，但它只能欺骗那些不明国际工人运动真相的人。在了解了本文前述的国际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史以后，人们就可清楚地看到，何方的议论完全是为了混淆是非。请问：

　　否定阶级斗争学说，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共产主义的“理论”，这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吗?这种“民主社会主义”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吗?硬把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党，说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党，这不是混淆视听又是什么?

　　何方活像一个在街头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骗子，他唾沫飞溅地向中国人民兜售“民主社会主义”，说什么：

　　“以瑞典、芬兰为例，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初还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而且气候条件恶劣，但到20世纪70年代，它们的富裕程度已名列欧洲前茅，真正做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消灭了等级制和特权，……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做到了普遍富裕。”(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马国川采访何方：《应为社会主义正名》)

　　拿两个北欧资本主义小国(瑞典人口900万，芬兰人口500万)的所谓“成功”来说事，这有普遍意义吗?要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去走瑞典、芬兰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能走得通吗?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地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些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如果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事物的发展是复杂的，任何发展都会有一定的“特例”。人们只有把握那些具有普遍意义、能反映事物本质必然性的事实才是有意义的，否则，这种“事实”只能是一种被玩弄的“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另外，即使是在瑞典、芬兰这两个“特例”中，只要稍作一番调查研究，就会发现：原来何方的溢美之词离这两个国家的客观现实又何其远矣!

　　第一，瑞典、芬兰在历史上并不像何所说的那样，是属于“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它们的富裕更不是全由“民主社会主义”造成的。

　　早从18世纪起，瑞典就是一个同荷兰、英国等国进行竞争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1731年，瑞典就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其时英、荷、丹麦、葡萄牙和法国均有东印度公司)，专事负责对中国的“贸易”。同年“哥德堡”号处女航，历时一年半，从中国广州装回大量茶叶和瓷器，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回报，得利90万瑞典圆，所得的25%即被派作股息。瑞典东印度公司直到1813年终止，仅1750——1770年间，该公司资本每年的回报率就高达100%!

　　另外，芬兰也不是什么“气候条件恶劣”的不毛之地之国;相反，它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夏季平均气温16℃，冬季平均气温-5℃。国土上森林覆盖率高达66.7%，约2024.7万公顷，人均占有量3.89公顷，木材储积量20.48亿立方米。矿产资源中铜较多，还有铁、镍、钒、钴等矿产，泥炭资源丰富，已探明储量约700亿立方米，相当于40亿吨石油。

　　看看海湾、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小国吧，从阿联酋、科威特到沙特，人口少，资源丰富，有哪一个不富?除非像伊拉克、利比亚那样遭到了美国的狂轰滥炸，那就只能例外了。

　　第二，这两个国家虽是欧洲小国，但经济发展一直不错。

　　如世界闻名的瑞典电讯大王爱立信公司，就是一个成立于1876年老字号公司。从早期生产电话机、电话交换机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其业务遍布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又如世界上最大的商用运输产品供应商之一的瑞典沃尔沃集团，也是始创于1927年的大公司。

　　芬兰的情况也与瑞典类似，资本主义早在19世纪就有很大的发展。当今世界闻名的诺基亚公司，就创始于1865年;再如当今世界领先的跨国森林工业集团——芬欧汇川集团，在芬兰也拥有悠久的历史，集团第一批机械浆厂、造纸厂和锯木厂，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便开始运营生产。

　　笔者所以要举出瑞典、芬兰的一些著名跨国公司的历史，至少可以证明：这两个国家虽小，却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既然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这些王牌企业不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标志吗?(就像美国有通用公司，英国有劳斯莱斯公司，法国有雷诺公司，意大利有菲亚特公司，日本有三菱公司，德国有西门子公司，等等)你还能说它们是“落后国家吗?

　　两国虽是小国，其实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拿跨国公司来讲，瑞典除有爱立信、沃尔沃集团以外，还有萨博、斯凯孚、伊莱克斯电器、ABB、哈苏相机、宜家家居、利乐包、H&M服装、绝对伏特加、阿斯利康制药、斯堪尼亚汽车、柯尼塞格跑车等等;芬兰除拥有诺基亚、芬欧汇川集团外，还有斯托拉-恩索纸业集团、富腾集团和凯斯科等跨国公司。

　　第三，导致瑞典、芬兰的“富裕”还有一些特殊原因。

　　比如，它们都是小国，人口少，许多矛盾容易控制与解决(如诺基亚一家公司，就可为芬兰贡献年度税收的十分之一还强);又因为是小国，外交上也有“小”的“优势”，瑞典在二战中是“中立国”，芬兰是苏联、德国双方拉拢的对象，从而避免了战火的破坏，逃过了一劫;再如，两国均为欧洲国家，二战后又得益于欧洲的战后复兴与整个发展的大环境。

　　第四，瑞典、芬兰确实比较“富裕”，那么，那儿是否真的已成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呢?非也!

　　先拿经济来讲，两国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90%以上企业为私人所有(这就与社会主义制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赖外贸，纯属外向型经济。这种外向型经济，一旦外部世界形势有变，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就会陷入困境。本次世界范围经济危机发生以来，该两国经济就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再拿政治、社会问题来讲，这两个北欧国家也并非一派清平的“和谐世界”。

　　1986年瑞典首相帕尔梅遇刺身亡(政府开出5000万克郎合850万美元重金，悬赏破案，至今未有结果);2003年9月11日，瑞典女外交大臣林德又被刺毙命，破案问题还是一团迷雾，没有结果。

　　近几年，以民族排外主义为核心的新纳粹主义极右势力在欧洲到处闹事，在北欧尤为猖獗。听到过震惊世界的“挪威奥斯陆爆炸枪击案”吗?

　　2011年7月22日一天，凶手布雷维克(挪威人)先在奥斯陆搞爆炸，炸死了7人;再赶到于持岛青少年夏令营(夏令营由挪威执政党工党青年团组织)制造枪击案，屠杀了14岁到18岁的青少年达70人!更为震惊的这不是一个疯子杀人，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案件。早在2002年4月，布雷维克就在伦敦与9名极右翼人士秘密会面，成立一个“十字军”性质的组织，开始计划此次枪击案，在发动袭击前的几小时，布雷维克还在互联网上发布了其耗时三年篇幅长达1500页的英文种族主义《宣言》。

　　在欧洲的新纳粹极右势力，如今大多在努力向政党方向发展。在这方面，唯独瑞典的极右势力率先转型成功——改头换面地取得了合法地位，成立了“瑞典民主党”，并在2010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5.7%的选票。这究竟是福还是祸?谁也说不准。2011年，芬兰的民粹主义政党——正统芬兰人党也获得议会选举选票的19.1%，已成为芬兰政坛的第三大党。

　　随着近几年欧洲经济衰退，瑞典、芬兰两国还都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移民问题，年轻人缺乏进取积极性，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对“统一欧洲”的不认同，等等，一大堆问题，这些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留下的苦果。北欧虽相对较“富”，但绝不是“人间天堂”。今次“5·19”瑞典暴乱事件的发生，则进一步反映了“民主社会主义”正在破产。

　　可见，谢韬、何方拿瑞典、芬兰这两个资本主义小国做“典型”，想以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来证明“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普世”意义，实属枉然。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谢韬《炎黄春秋》上发表那篇文章的时候，这两个曾经长期在瑞典、芬兰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却一一垮台了，两个社会民主党分别在2006年、2007年“下岗”。一个被瑞典中右联盟的温和党拉下马;另一个也被芬兰中间党所取代，正式宣告瑞典、芬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破产!

　　当然，谢、何也许会反驳：北欧瑞典、芬兰的失败，不等于整个社会党国际的失败。你看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的社民党等，不是继续在英、法、德这些西欧传统大国执政吗?

　　不错，像“社会党国际”系统的这些改良主义政党，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政党，由它们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笔者要强调的是：“社会党国际”系统的政党，如今虽继续在执政，但想要持续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那一套，已不可能了。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已经破产了!

　　“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一般说来，它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因为改良主义需要由垄断资产阶级“让出”一部分超额利润，来收买工人运动中的“工人贵族”，甚或收买整个工人阶级——通过高工资和社会福利，造就一批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存在的经济基础，只有在世界的“食利民族”中才能实现。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凭借“资本”手段对世界进行掠夺。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这就决定了资本的积累必然是两极分化的过程，造就少数人的巨富与多数人的穷困。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整个世界也同样不能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社会主义”对占世界人口约90%的极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可以断言，在发展中国家鼓吹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不是有意欺骗，就只能是一种十足的幻想。

　　回顾整部近代世界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对世界的掠夺史。自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把世界变成为一个整体。由于欧洲得资本主义风气之先，因此，早期的资本主义强国一无例外地都出在欧洲。比如：15、16世纪的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17世纪的荷兰帝国，18世纪的大英帝国。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战前夕，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成熟时期——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已名正言顺地被分割成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英、法、美、俄、德、奥、意、日8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资本主义宗主国;另一部分，则是亚、非、拉地区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附属国。8个帝国主义国家占世界人口不到10%，但却占据、统治着占世界人口90%的附属国。也就是说，由10%的“食利民族”剥削、奴役占世界90%人口的被压迫民族。两部分国家，也只有第一部分国家——8个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可以成为“食利民族”;其最典型的国家”就是大英帝国。

　　如今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环顾世界，与19世纪末相比，虽然这个世界已历经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轮回，世界格局的某些形式有变(如新殖民主义取代老殖民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了“新兴国家”)，但世界的基本格局还是不变。

　　当今的“发达国家”——八国集团(美英法俄德日意加)不仍然是当年的8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变异(仅加拿大取代奥匈帝国而已，8国人口数还是占世界10%稍多些，准确数为13%)吗?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广大的亚、非、拉地区的国家(占世界人口87%)，不仍然直接、间接地受八国集团的控制、统治吗?换成毛泽东的语言，就是“第一世界”(现已变为美国独霸)、“第二世界”(增加了俄国)继续统治着亚、非、拉“第三世界”!

　　说到底，“民主社会主义”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推行。因为只有这些“食利民族”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才可能在对第三世界的掠夺中(这种掠夺表面上是通过“平等贸易”——实质上的不等价交换实现的)获取超额利润，然后在国内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即高工资和高福利政策。

　　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凡有其利亦必有其弊。“食利民族”的垄断资产阶级用“高工资”和“福利社会”来收买工人阶级甚或整个民族，确实可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稳定整个社会，遏制革命;但长期的“高工资”、“高福利”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当垄断资产阶级在超额利润中“让利”到一定界限时，其结果必然是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推高，债台高筑直至不堪重负，最终崩溃。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开始，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一场百年未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如今则进一步发展成为许多国家的“主权信用危机”，它还可能直接导致一系列国家面临破产的命运。

　　比如，2011年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已达146300亿美元，前不久国会又同意追加债务21000亿美元，两项合计为167300亿美元，已超过2010年GDP总量144600亿美元的115.7%!由于美国掌握着美元这一国际货币的发行权，尚可用美元霸权“硬撑”，而其它国家就没那么幸运了。

　　在当今“欧债危机”中，希腊和意大利，它们的国债数额均已达到本国GDP总量的120%!超过了美国;其他还有爱尔兰、西班牙等国也均面临着类似问题。

　　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是现任“社会党国际”的主席，他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走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本次“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也只能采取紧缩财政，削减社会福利措施，这就促使国内矛盾激化。随后雅典爆发整个公共和私营部门职工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为获取“欧盟”救援贷款拟采取新一轮的紧缩措施，其中包括年内裁减3万名国有企业员工、提高房产税、减少工资和退休金30%等。直闹得帕潘德里欧黯然下台。

　　“希腊债务”问题是“民主社会主义”破产的典型。在希腊后面，紧跟着的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这些国家已被下调信用评级)等以至整个欧盟。

　　当然，“民主社会主义”的命运实际上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归根到底就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