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辛子陵修正主义集团的投名状

　马克思、恩格斯对机会主义的批判

　　那么，辛子陵之流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这就不得不去了解一下它的前世今生，去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历史。

　　1848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撰写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从此，马克思主义很快就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共产党宣言》公开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与伟大的革命纲领，决定了在它的发展道路上是不会平坦的。它每前进一歩，都必然会遭到它的敌人——从外部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扼杀、镇压，到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潮和传统私有制观念的顽强抵抗。

　　整个近现代国际工人运动史证明：只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息。马克思主义前进道路上每一次同机会主义斗争的胜负，又决定着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发展与人类解放事业成败的命运。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定还是如此。

　　还在科学共产主义诞生前后，马克思就开始了对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批判。这其中包括1846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克利盖“爱的梦呓”的批判(《反克利盖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更是专门列出一个章节(即“宣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对“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

　　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1864年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成立，几乎同时马克思主义就开始了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整个12年的“国际”历史上，前期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后期又有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比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主义的创始人。他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却主张保存小私有制，反对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纲领;主张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蒲鲁东主义反对政治斗争，反对工人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反对任何政权和政府权威，是无政府主义的鼻祖。蒲鲁东主义要求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建立“供销合作社”，成立“交换银行”，保护他们不受商人的中间剥削。

　　蒲鲁东主义在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拥有一批信徒，尽管1865年蒲鲁东本人已经辞世，但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内部仍有很大影响。经过1866年的日内瓦会议、1867年的洛桑会议和1868年的布鲁塞尔会议，通过激烈交锋，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了蒲鲁东主义的错误观点。特别是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又以“大会决议”的形式，明确主张“矿山、土地和交通手段都应归社会公有”，粉碎了蒲鲁东主义“维护私有制”的理论核心，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同蒲鲁东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

　　亚历山大·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长期流亡欧洲，1864年参加第一国际，是巴枯宁主义的代表。巴枯宁主义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鼓吹无政府主义主张。他的全部纲领可以归结为：使用“无情地破坏”手段，废除国家，取消继承权，不要政党，不要政治斗争，建立一个人人享受“充分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在1869年的巴塞尔大会上，马克思为批判巴枯宁的经济理论，专门写了《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文中论述了继承权是私有制的产物，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承认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能意味着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这在理论上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84页)另外，巴枯宁又是个野心家，他屡次在“国际”内部玩弄阴谋手法，搞分裂活动，如伪造代表大会的代表证等事件，最终于1872年被“国际”开除。

　　马克思主义在第一国际内部对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显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战无不胜的力量，它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从高潮走向低潮;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也使各民族国家工人阶级的建党活动提上了日程，按照组织形式必须服从政治任务需要的原则，1876年第一国际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自动宣告解散。

　　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各国工人政党纷纷建立起来。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以及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

　　1889年7月，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法国工人运动领导人拉法格、瓦扬等人主持。在恩格斯(时正忙于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未能出席大会)的影响下，大会议决，今后将以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形式，继续进行活动，这次大会就此也被公认是第二国际的建立。

　　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继续旗帜鲜明地对工人运动内部出现的机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斗争。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的工人运动理所当然地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更多的关心与帮助。1869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在爱森纳赫成立(又称“爱森纳赫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纲领明确宣布：私有制是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政治斗争是经济解放的前提。党建立后即宣布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一个支部。

　　其时，德国境内另有一个工人运动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受拉萨尔领导。拉萨尔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但他却是个机会主义者。

　　拉萨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由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工人总是太多，工人只能得到最低工资，也即“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造成的，主张采用“依靠国家帮助工人建立合作社”的办法来实现社会主义。他反对暴力革命，把无产阶级斗争局限于议会活动，迷恋于“合法手段”，对当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1864年拉萨尔去世，其继承人约·施韦泽、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等人仍坚持执行拉萨尔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帮助下，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开展了斗争。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推翻容克地主阶级的统治，实现德意志统一;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巴黎公社革命。

　　爱森纳赫派影响不断扩大，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终于合并。1875年5月，双方在哥达召开统一的代表大会，颁布新党纲，改称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再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然而，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制订新的纲领中，在很多原则问题上迁就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错误，随即写下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以求明确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问题的不妥协立场。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着重批判了如下的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

　　以资产阶级的“劳动价值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回避对德国容克地主所有制批判的观点;鼓吹“分配决定论”，宣扬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观点;胡说“只有工人阶级是真正的阶级”，“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的观点;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的观点;所谓“国家帮助”的改良主义的观点;在国家问题上的诸如“自由国家”等种种机会主义观点。

　　1876年起，恩格斯又接受威廉·李卜克内西建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判杜林的机会主义思潮。这一工作直到1878年才全部完成，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以单行本《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出版，第二版起以《反杜林论》书名问世。

　　欧根·卡尔·杜林原是一名社会改良主义者，后一度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他在哲学上宣扬先验主义;在经济学方面仅仅批判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但不否定它的私有制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主张用所谓的“共同社会体系”来对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否认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杜林狂妄地自称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领域都作出了全面的“变革”，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受到了恩格斯的严厉批判。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革命理论的彻底性，揭穿了杜林主义是“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权威，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杜林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杜林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一度有很大影响——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注释89)。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30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工人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工人运动的持续发展。到了90年代，欧洲各国和德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欧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使各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外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均不断激化。

　　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利用一部分超额利润收买工人贵族，推行社会改良主义，力图维持国内的稳定。德国政府在政治上也被迫做出某些“让步”，扬言要实行“自由主义”政策，1890年宣布废除“反社会党人法”。

　　“反社会党人法”，俗称“非常法”，1878年由德国俾斯麦政府颁布，此法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置于非法地位。该法实施期间，约1300多种出版物被查禁，约有1500人被判处总数达1000多年的监禁，约1000多名社会民主党成员被驱逐出其居留地，还有些人被迫流亡国外。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地下，工人运动一度处于低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了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经过英勇斗争，逐渐恢复和壮大了自己的组织。

　　容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策略上的改变，使拉萨尔主义沉渣泛起，德国工人运动内部以褔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空前猖獗起来。他们要求党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与消灭私有制，主张进行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良。公开吹捧“自由主义”政策的进步性，胡说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也能“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社会主义者只要进行宣传教育，争取更多的选票和议席，就可以“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

　　为了肃清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趁着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活动重新制订新纲领之机，恩格斯毅然不顾李卜克内西等人的阻挠，把原先作为“党内文件”而存在的马克思手稿《哥达纲领批判》，于1891年在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公开发表，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极大地遏制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

　　晚年恩格斯，面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严重的右倾思潮，他竭尽所能地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

　　1892年7月，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中，痛斥鼓吹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6页)

　　1894年11月，就在恩格斯病逝前半年，他还念念不忘对褔尔马尔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在回答《前进报》编辑部关于褔尔马尔在法兰克褔党代会上，就有关土地纲领发言中要求保存小农私有制观点也“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直接赞同”的求证时，就明确地回答：

　　“据《前进报》11月10日报道，我们敌人的报刊也在传播这种说法……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的话，那末我所说的就恰好是同褔尔马尔所听说的相反的东西。”(《恩格斯致〈前进报〉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97——498页)

　　同年11月24日，恩格斯在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几乎更是直斥褔尔马尔是无产阶级革命“叛徒”了：

　　“你说褔尔马尔不是叛徒。就算是吧，我也以为他自己不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将把一个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0——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目前状况(这种状况的基础是剥削雇工和零工)永久不变地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度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0页)

　　由于所有的机会主义其本质都是要保留私有制，因此，恩格斯对任何宣扬或要求保留任何形式私有制的主张都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态度!

　　须知，其时的褔尔马尔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对他显然是持庇护的态度。然而，恩格斯全然不顾这些，足见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是何等的鲜明，辛子陵、谢韬之流污蔑恩格斯晚年背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立场显得多么地无耻!

　　由于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长期侨居英国，他虽然对各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具有重大的影响，但毕竟不能完全左右各国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也只能让其暂时受到遏制，不可能让它完全绝迹。1895年恩格斯不幸逝世，国际工人运动失去了明确的政治方向，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滋长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很快泛滥起来，最终汇合成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的鼻祖与变异

　　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简而言之，它是19世纪末国际工人运动在恩格斯逝世后泛滥起来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俗称修正主义，其当仁不让的鼻祖、创始人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1850年1月出生于柏林一个火车司机之家。1866年中学肄业后当过学徒，1878年前一直当银行职员。早年受反普鲁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具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学生时代他曾组织过“乌托邦”讨论俱乐部，早期思想倾向于拉萨尔主义，随后又信奉杜林的学说，后因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872年，伯恩施坦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78年，伯恩施坦开始担任社会主义政论家赫希伯格的秘书，参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的创办。1879年初伯恩施坦与赫希伯格和施拉姆一起(俗称“苏黎世三人团”)，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这篇文章否定暴力革命，宣扬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其时，年轻的伯恩施坦思想尚未定型，尤其是较多地受到恩格斯的影响， 1880年12月，他随同倍倍尔到伦敦向马克思、恩格斯认错，表示悔过。

　　1881年以后，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的日子里，伯恩施坦发表了许多受到恩格斯称赞的好文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普鲁士反动政府、争取群众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1888年5月，瑞士政府在德国俾斯麦政府的要求下，将伯恩施坦和该报编辑部一起逐出瑞士苏黎世，他被迫移居英国伦敦继续办报。“非常法”废除后，1901年伯恩施坦返回柏林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

　　从1881年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伯恩施坦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他甚至获得了“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并被恩格斯生前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之一。

　　然而，伯恩施坦在骨子里始终只是一个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综观其一生，尽管其思想往往随环境而不断变换，从早期的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到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再到英国的费边改良主义(1884年英国知识分子创立费边社——以古罗马擅长等待时机、避免决战的战略著称的将军费边的名字命名，是一种主张实行点滴改良、渐进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伯恩施坦信仰的主义如此多变，但这样变，那样变，反映其世界观的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却始终未变。

　　恩格斯早在批“苏黎世三人团”时就批判过，在1879年9月17日的《通告信》中就警告伯恩施坦及其同伙，“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党内)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否则，你们最多只能算是革命的同路人，而“在工人政党内”只能是个“冒牌货”!(《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书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02页)当时，年轻的伯恩施坦很快就接受了批评，认了错，且其后一直表现“良好”，这才受到恩格斯的信任。

　　晚年的恩格斯也觉察到伯恩施坦性格上的“多变”弱点和思想上的某些变化，曾以嘲笑式的口吻谈到“爱德华对于费边社分子的可笑的尊重”。恩格斯在1892年8月20日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讲到，伯恩斯坦“对费边分子的过高评价”，告诫倍倍尔需要“抵制他对费边分子的迷恋”。(转引自张世鹏：《关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让恩格斯万万未能想到的是，一个曾被他欣赏的“追随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伯恩斯坦，竟在1895年他逝世后，立即同马克思主义分庭抗礼，并成为修正主义的鼻祖。

　　从1896年起，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新时代》上接连发文6篇，公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挑战。在这些文章中，伯恩施坦借口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1899年2月，伯恩施坦又推出他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的内心斗争的产物”，这无疑是他内心世界真实的表述。在这本著作里，伯恩施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否定与“修正”，从而完成了他的“社会主义”——实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

　　概括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体系，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

　　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说什么“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认为通过阶级调和与合作，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而存在、而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实现。社会民主党人的目标应该是“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按：指阶级对抗)的情况下转移为一个更高级的制度”。

　　三、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只要通过“合法”途径就可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提法“肯定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

　　四、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全民利益的调节器，无产阶级专政对其他阶级是“不公正”的。

　　五、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奋斗目标;认为“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彻底背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理想。

　　仅从以上几点，足以证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所否定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核心，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最基本的原理，那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可言，还能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吗?

　　诚如威·李卜克内西所指出：“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整个的社会民主党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的争论》第51页)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出笼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至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巨大震动。但囿于他曾是一位受恩格斯信用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却未能对其进行及时的批判(这表明革命队伍内部的两面派比公开的敌人更危险!)。党的主席倍倍尔和主要理论家考茨基虽对他的观点感到不安，但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故在1898年10月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他们也未把伯恩施坦问题单独列入议程，只是在讨论党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时围绕“运动和最终目的”问题进行了争论，结果，时在伦敦的伯恩施坦只通过书面声明表示不愿放弃他所表述的任何观点。

　　罗莎·卢森堡是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先锋战士，1899年4月，她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文中，开始对伯恩施坦的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为其定名“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由此得名，其修正主义的鼻祖地位也从此确立。

　　同年9月，列宁写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在痛斥俄国“经济派”机会主义观点同时，强烈谴责“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其目的就是为了“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95页)，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1900年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各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围绕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入阁”(担任资产阶级政府中的工商部长)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会代表形成了三大派：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认为这是丧失原则立场;以伯恩斯坦、饶勒斯(法国社会党)为代表的右派，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胜利”;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认为这是“策略”问题。最后通过了考茨基提出的一个暧昧味十足的决议案，在维护“团结”、“统一”的口号下，既不反对，也不表赞成，被称为“橡皮”决议。从此右派修正主义思潮进一步泛滥起来。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理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反映。它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是通过点滴的社会改良以换取工人放弃斗争，消弭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达到保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正如列宁所说，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决“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时代历史的社会的产物”。(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

　　首先，政治上自1890年德国的“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权利，并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获得178.7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4以上，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为议员的人数大增。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陶醉在合法斗争胜利的喜悦中，而忘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与阶级属性，纷纷成了“议会迷”。

　　其次，经济上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日意)陆续完成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面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推行一些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从攫取的超额垄断利润中分出一部分来，收买本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以求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国际工人运动内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实质就是上述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

　　这种以社会改良主义瓦解工人运动的做法，其实最早始于英国。早从19世纪中叶起，当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迅速传播，各个民族国家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潮流中，唯独马克思和恩格斯侨居的英国是个例外——基本上不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崇尚“费边”改良主义。究其原因，就是英国的工人阶级基本上全被资产阶级“收买”了。

　　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殖民帝国，它拥有最广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它拥有最巨大的超额利润，因此，英国资产阶级也就最有条件推行社会改良主义政策。说到底，通过对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掠夺，英国早就成了一个食利民族。

　　恩格斯早在1858年就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在英国社会，“除了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所以会这样，因为英国是“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恩格斯致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正因此，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有的是工联主义，有的是经济斗争，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以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为目的的政治斗争。

　　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也就普遍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这也就成为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的真正原因。随着修正主义思想在整个第二国际各国工人党内的蔓延，列宁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猛将与主帅。

　　进入20世纪以后，帝国主义之间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的斗争加剧，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危险阴影日益逼近。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围绕战争与和平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07年第二国际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举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20多个国家工人政党的800多名代表参加，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旗，依靠卢森堡等左派，联合倍倍尔等中派，挫败了右派修正主义，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案。其中特别明确：

　　1、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

　　2、提出在青年中进行鼓动工作的任务;

　　3、强调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反对发动战争和尽快结束已经发生的战争，而且还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来加速资产阶级的崩溃。(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第64页)

　　1912年10月第二国际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著名的反战的《巴塞尔宣言》。宣言号召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利用一切手段，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1913年8月，德国社民党的主席之一倍倍尔逝世，德国党的领导权就此落入右派艾伯特手中。

　　1914年7月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除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忠实地履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承诺，先后发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外，第二国际各政党除个别领导人外(如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几乎全都公开背叛宣言，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沙文主义者，成为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者。各国信奉修正主义的社会党，实质上也全都蜕变成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成为社会改良主义政党。大战开始以后，各党立场对立，互为仇敌，第二国际自行解体。(第二国际27个政党中24个党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3个坚持“巴塞尔宣言”的政党宣布脱离第二国际，认为“国际”已经死亡)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布尔什维主义的鼓舞下，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左派纷纷同原先的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决裂，重新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党。1919年3月，在列宁的帮助下，21个国家的35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团体的代表，正式在莫斯建立共产党国际，成为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统的国际组织——第三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