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切需要构建毛泽东主义

　　(三)历史观——史统

　　或许因为中国民族特有的强烈的历史感，或许因为孔丘主义的深厚史学传统(55)，包括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传统的影响，作为一个忧国爱民的知识分子，李大钊不仅对历史学一直具有强烈的兴趣，而且还倾向于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历史发展的因果法则，这使研究历史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

　　关于李的史学思想，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教授在他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已经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作了详细的权威论述。本文不想掠人之美，复述他的论点，而是要突出我认为李大钊在改造子孔丘主义史观或史统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

　　首先是李大钊对史学的看法(56)。他认为孔丘主义的史学只是历史的材料(57)，它的史观是「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58)，这种史学必须改写，这种史观必须批判。改写批判的依据和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唯物史观。通过马克思主义史学，他认为这「才把历史真正的意义发明出来」(59)，才使历史学成为一门与自然科学相当的科学(60);通过唯物史观，他了解到，「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61)从而形成了他的线形动态历史观，找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62)。这个认识，使他不愧为中国的第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63);这个认识，不仅关系到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前途，更关系到他所献身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前途。

　　他放弃孔丘主义螺形的动态道德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线形的动态经济史观，可以从上述马、孔两家的思维方式直接找到思想上的脉络。孔家的内外思维和马家的上下思维，有一个很重要的殊途同归之点就是，两家都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可以控制的;孔家根据内外思维来控制社会的发展，而马家则根据上下思维来控制社会的发展;所不同的是，前者是道德决定论，也即按照道德规律来控制历史进程;后者是经济决定论，也即按照经济规律来控制历史进程。根据李大钊的了解，唯物史观者认为：

　　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64)

　　这个认识，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一般常识，但在当时，对急于寻找救亡图存真理的少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不啻是一次中国史学上一次石破天惊的大革命，使他们终于由此找到了开启救亡图存真理大门的钥匙!

　　而且，从长远的意义来看，这个论断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因为唯物史观从此将今后中国文明的发展置于稳固的科学和物质基础之上;因为，在内外思维之下，经由儒家主张的求圣的不断内在超越，尽量发挥精神力量，以推动历史发展的思路已经将中国近代的命运—其实早在宋代，已经将中国文明的命运--逼进了死胡同，中国古文明在近代备受摧残的噩运，充分证明了没有近代物质基础的精神力量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缺乏抗压力和承受力。当然，强调精神力量的伟力并没有错，而是错在将之绝对化了。

　　然而，在上下思维之下，经由求专的不断外在超越，尽量发挥生产力，以推动历史前进，则将中国的文明建立在无穷尽的强大而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于此可见，这种唯物辩证史观对中国文明的新生及其未来的命运是多么重要。于此可见，五四时期，主要在李大钊推动下进行的史学革命，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远远超过备受后世赞誉的胡适之所倡导的文学革命。可惜至今一直未受到史学家应有的重视。

　　但是，这种史观对杜威实用主义的信徒如胡适而言，却是不能理解的。实用自由主义对历史采取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不承认历史中有什么规律、法则。因此，实用自由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无法用人的意志来加以操纵控制的。所以，当胡适说历史是一连串偶然事件造成的，又说历史像个小姑娘，可以任人 打扮，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大惊小怪了。

　　然而，以孔多塞(Condorcet)和孔德(Comte) 为代表的法国实证自由主义却相反地对历史采取一种「可知论」的态度，肯定历史中有法则和规律。他们认为人类已经从积累的大量历史经验中掌握了某些基本的历史规律，而且深信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按照这些规律来控制历史的进程，创造一个与自己理想相符合的完美社会。法国实证自由主义的这种史观，正切合当时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和渴望—砸烂旧社会，缔造新社会，所以李大钊也大量引进吸收(65)，成为他的新史学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

　　由上所述，己未革命后期及其后的中国思想界逐渐拒斥杜威的实用自由主义，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思想和历史上的原因。同时，由此也可清楚地看到李大钊在史观方面，由孔丘主义走向法国实证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再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曲折心路历程。

　　从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有了依据，有了方法，革命的实践有了指导。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李大钊根据新的唯物史观，初步解答了两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换句话说，在两个方面，对孔丘主义史学作了科学的和民主的根本改造。

　　首先是中国古文明再生的问题。己未革命初期，李大钊本于孔丘主义的生机说(organism)，兼采佛家的轮回说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博格森和尼采的意志论及自然科学知识等，论证文明必然像宇宙和生物界一样，经历永恒的由盛而衰、由衰而盛的往返流转过程，从而证明中国的古文明必然由「白首之民族」，恢复为「青春之民族」(66)。

　　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后，他遂将这个主观的哲学信念改而建立在客观的科学史学或社会学之上。根据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考察也即所谓的五种社会形态，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在未来的人类历史中，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死亡，社会主义必然取而代之，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虽然是个漫长的过程。李大钊完全接受这个论断，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67)。

　　这是从理论、学理上论证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同中国大革命的相关性和契合性，历史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点。正当中国虚心地做西方欧美列强的学生却遭到老师痛打、欺凌、羞辱的同时，北方脱胎换骨的社会主义苏联却袒露心怀，伸来了热情的友谊同志之手;这就是斯大林于1918年11月发表的一篇《十月革命于民族问题》的雄文，深深打动了当时苦难中国的、正在寻找国际反帝盟友的革命志士—-包括从事资产阶级革命几十年的孙中山，值得引录如下：(68)

　　十月革命在俄国中部胜利并蔓延到许多边疆地区后，就不能局限于俄国领土范围之内了。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下层民众普遍不满的气氛中，它不能不波及邻国。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并摆脱掠夺性的战争;公布密约，庄严地废除侵占别国领土的政策;宣布民族自由，承认芬兰独立;宣告俄国为「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苏维埃政权向世界发出对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战斗呼声，——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被奴役的东方和流血殆尽的西方发生重大影响。

　　果然，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来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在波斯、中国和印度效法俄国的苏维埃成立工农苏维埃的事实，十分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为西方工人和士兵解救自己的活榜样并推动他们走上真正摆脱战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的革命。….

　　斯大林的这篇雄文，印证了发生在苏联的大革命以及当时发生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各地的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为当时苦难的中国人传达了这个体现正义与平等精神的社会主义新世纪的信息!(69)

　　中国要不要加入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革命的进程呢?

　　李大钊的答案是肯定的，1922年11月7日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

　　一文中道出了中国革命志士的心声：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十月革命喊出来的口号是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用这种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 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这个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劳苦民众应该纪念他，凡 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70)

　　中国不但要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还要走苏联的道路。所以中国的革命志士，决定向西方资产阶级的老师道别了，改拜北方的列宁之乡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老师了。

　　当时的中国虽然正处于资本主义革命的初期阶段，但李大钊认为日本和欧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剥削，已经使整个中国成为一个没有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但有无数穷苦的工农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国家(71)。这种客观的社会条件，加上时不我与的迫切的主观愿望，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具备了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李大钊在这里点出了近代中国革命不同于欧美甚至欧俄的特殊国情;应该说，这不是修正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按照中国的国情，将之中国化了。

　　李大钊对当时中国社会特殊国情的这种认识和分析是极其深刻的。他的论证也是极富于原创性和想象力的。主要在他的启蒙下，己未革命后期社会主义思潮后来居上，逐步取代了自由主义思潮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主流。

　　他对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所作的这种独特的启蒙和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是当时的任何一个启蒙思想家包括陈独秀在内所无法比拟的，值得大书特书;当然陈独秀在己未文化革命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方面所起的启蒙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也是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的。

　　其次是关于道德精神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显然由于深受孔丘主义人伦传统的熏陶及其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它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说深感不安(72)，从而觉得有必要予以批评和修正。所以，同时又主张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受伦理道德精神的支配：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的法则。我们要晓得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就可以发现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何时何处，都有它潜在，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却随着他的知识与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73)

　　这样，他就陷于阶级斗争的经济决定论和互助协合的道德决定论的两难的理论困境。但是他不认为这是不可克服的;首先，他将阶级斗争译为阶级竞争来缓和由此名词带来的「争夺强掠残杀」的气氛(74)， 然后根据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从理论上论断有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假」历史，然后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斗争，使人类社会进于「真」历史之境。所以，阶级斗争不过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体现大同社会精神的互助协合才是改造社会组织的目的。换言之，他主张同时对物质和精神进行改造：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 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75)

　　他认为这样才可以纠正马克思学说「抹煞一切伦理观念」的缺失，并提出了社会主义伦理的概念。(76)他引述欧俄持相类观点的思想家的学说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支持他的观点。(77)他还进而认为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人自私自利的私欲还会存在，所以还要用社会主义伦理的互助协合精神来改造人类的精神。由此, 李大钊将心物的矛盾统一起来了，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和孔丘主义的道德决定论的两难困境创造性地解决了;简言之，他通过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孔丘主义的道德决定论和贵和说，通过孔丘主义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两者不但可以互容，而且可以互补。

　　尽管他已经运用上下思维方式，承认经济因素是道德精神的导因，但是他特别强调道德精神的积极能动作用。他认为，人在了解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之后，不是被动地、宿命地听由历史规律的支配，「坐待新境遇的到来」(78)，而是主动地运用历史的规律，充分发挥自由意志，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来创造历史，创造未来。很自然地，他由此主张是人创造了历史，而不是什么超人的东西如神等创造了历史。

　　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消极)的生物，……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79)

　　这样，他一方面，通过孔丘主义人本思想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物本思想，(80)避免了可能产生的唯物主义的宿命论;另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物本思想和自由主义的民主思想，纠正了长期麻痹中国人思想的唯心主义的宿命论。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李的上述论证，显示了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81)，有的中国学者认为他的马克思主义不纯，掺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82);他的朋友和战友鲁迅也说他的有些观点「未必精当」(83)。这些看法，固然言之成理，但可能忽视了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努力，可能看不到他正是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机械地全盘照搬;可能认识不到他正是批判地继承孔丘主义，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

　　这正是本文论证的主旨;正是李大钊把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吃掉了，消化了，融入中国文化的机体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正是李大钊而不是别人，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结论

　　1、文化巨人当之无愧

　　李大钊在世界观、思维方式和历史观的所谓三统方面的启蒙贡献，已如上述。我们不妨借林伯渠的一首诗来概括他的这种启蒙贡献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84)

　　他的思想直接哺育启发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第一世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的好学生，毛泽东。如果将李大钊比喻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巨人，则毛泽东就是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而青出于蓝，成就了他不世出的功业!

　　1921年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同陈独秀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一个为中国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政治核心组织，北李南陈，成为党的共同核心。1927年李大钊为他的党、他的理想和志业奉献了宝贵的生命。之后的中国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正是朝着他在社会的实线中用鲜血划出的方向前进，而不是朝着胡适在象牙塔里用墨水划出的方向前进;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扬弃了杜威主义。

　　从此，神州免于陆沉之祸!

　　从此，白首之中华，脱胎换骨，成为「青春之中华」! (85)

　　2、初步奠定了人民之学的基础

　　李大钊对己未文化思想革命的启蒙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深远的影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成功地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汲取营养，然后根据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吃掉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帝王之学的三统观，赋予维系中国文明连续性的三统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和内含，初步奠定了人民之学的基础，从而使古老的中国文明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的生命。

　　必须强调，三统三位一体，具有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缺一不可。因此，必须同时改造，否则中国文明仍然无法重获生机。当然，他只是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了个头，进一步的深化、系统化，则有待他的好学生加同志的毛泽东来完善完成了。

　　3、三家互动互补

　　尽管90多来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己未革命时代民主与科学、正义与平等的基调，仍然是今天的基调。马、孔、杜三家争鸣的形势基本未变，而且正在向更高的层次上发展;今天，马家已定于一尊，成为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新在通过邓小平理论，丰富了毛泽东主义;孔家已发展成为新孔丘主义(新在通过自我坎陷，建立认识主体，以和谐与人伦为其变奏);杜家也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新在通过道德自主，会通科学、民主、人权)。所以，今天是旧调新唱，在以往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民主与科学，阐发正义与平等，辅之以自由与人道，这就是今天中国马、孔、杜三家并存的文化生态;因此，根本不存在另创新调的问题。

　　今天在文化思想方面，当中国古老的文明已经获得新生，日益壮大之际，应当站在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从比较文化的观点，重新审视反思己未革命以来有时被过分否定到了荒谬程度的但内容却无比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 包括孔丘主义，而不是来对它再进行一次否定，转而去拥抱基本上正在开始丧失活力和创造力的西方文明。简言之，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文明, 必须向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寻求源头活水，将根深深扎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否则，一直依赖外来的文化思想为其源头活水，终将有枯萎凋谢的一天。因为引进的外来文化思想，不论在理想上或理论上多么自圆其说，如果同主体思想体系在性质上相异甚或相反而非相近，充其量只能起补充或中介作用，例如佛学之输入中国，绝对无法反客为主，取代原来的主体思想。李大钊之所以能够起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伟大启蒙作用，其主要原因在此。李大钊的这条宝贵经验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仍然适用，特别是在欧风美雨又有回潮的迹象的情况之下，更是如此。

　　这就昭示了今后构建毛泽东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值此纪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之际，特与国人和同道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