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蔑中国革命史的谣言——为复辟做的准备

　　5) 国军靠武器打败仗、共产党靠人民打胜仗

　　根据记载，蒋介石的国军在1937年至1941年从苏联获得了数量极为庞大、价格极为低廉的军事武器援助，在1942年至1945年又获得美国更大规模的军事武器援助。但国军在战场上却节节败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几乎不曾收复过什么失地。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民兵和广大民众，既得不到苏联的、也得不到美国的任何军事援助，只能以血肉之躯与日伪军拼杀，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坚持抗战、逐步扩大战果。但在毛主席《论持久战》思想的指导与精神的鼓舞之下：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队伍和人民大众，在敌后建立了一亿多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从开始的两、三万抗日武装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抗日大军!

　　6) 全世界胜利大反攻、唯独蒋军豫桂湘溃败

　　自从希特勒闪击苏联、日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之后，中苏美英等国发起组成了26国反法西斯集团，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决心反击德日意法西斯侵略，各国坚持不到侵略国无条件投降、决不与敌国单独议和。

　　美军于1942年6月赢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使太平洋战场形式发生转折。

　　苏军在1942年7月17日至1943年2月赢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成为苏德战场、乃至整个二战的转折点。

　　英军于1942年10月在阿拉曼一带向德、意军队发起反攻，于次年打败了北非的德、意军队，意大利也在1943年7月投降。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会晤，签署了《开罗宣言》，声明将坚持对日作战，直至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但就在全球反法西斯阵营捷报频传之际，就在八路军、新四军也已进入节节胜利的反攻阶段，蒋介石的国军却打出了个豫桂湘大溃败：1944年4月，日本出动51万军队向130万国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第一阶段，日军15万对国军35万至40万，结果是日军攻陷郑州、洛阳，国军丢失河南省。第二阶段日军攻陷长沙、衡阳，国军丢失湖南省。第三阶段日军攻陷桂林、柳州，国军再失广西，日军于1944年年底彻底打通了华北至华南、印支的通道。注意：那时的国军装备已与日军旗鼓相当，但日军在8个月中、以7万伤亡打得国军损兵折将70万，中国再丢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146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以及36个飞机场。只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腐败成风的国军，才会有豫湘桂这般大溃败!

　　7) 国民党军投日变伪军、创下二战各国记录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大批国民党军队整建制地投降日本，组建并继而扩充为200多万伪军，其总数一度曾超过侵华日军——这是二战各反法西斯国家中仅有的怪相!

　　当然，很多国军将士是真心抗日、流血牺牲、保家卫国的，贡献绝不可磨灭，我们作为后人必须敬仰和纪念。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如大量白纸黑字史实所证明，这样多国军将士奋起抗日，往往不是蒋介石的功劳、而是要突破蒋介石的各种阻挠!

　　3. 政治谣言追溯至文革后期

　　改开以来，类似上两节所举例的“饿死三千万”谣言以及“蒋介石是抗日主力、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政治谣言，数量很大、而且越来越多。那么，这些政治谣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呢?这就要追溯到下述已被戳穿的几条最早的政治谣言了：

　　1) “约法三章”流言

　　该流言是自文革后期的1975年开始流传的，那时江青还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文革小组副组长。流言说，党中央在1938年就对江青与毛主席的婚姻有过约法三章，包括江青不得从政、不得担任要职等等——现已证明，这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中伤性谣言，但这样容易澄清的谣言，又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而将其掩盖了三十多年呢?

　　2) “红都女皇”谣言

　　该谣言说江青在1975年与美国女学者维克多谈话时自吹自擂、并泄露了党和国家的大量重要机密。香港于1975年出版了一本书《红都女皇》，使人联想是维克多将这些机密进一步泄露在公开出版物中。这事甚至使毛主席和朱老总在1975年都对江青极为恼火。但是，维克多后来发表的《江青同志》一书证明，江青根本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而且《红都女皇》一书既非维克多所著、也未从维克多那里获得任何信息。显然，香港的这本书纯属有人策划、故意为之，属政治性谣言。

　　3) “总理遗嘱”谣言

　　在周总理于1976年1月8日去世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所谓《总理遗嘱》，给人造成周总理与毛主席、江青等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有着根本性分歧的假象。这在当时就已经被查证为政治谣言，造谣者和有些相关人员均被公安羁押。这条谣言，与前述两条共同构成了酝酿1976年四·五事件的社会气氛。但在给四·五事件平反之后，该谣言的编造者以及那些相关的人员竟然被全部释放、不予追究了。

　　4. 改开以来政治谣言的共性

　　谣言的数量和种类自改开以来大幅度上升，但仔细分析就能归纳出它们的共同点：

　　1) 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那些不良官员和学者们编造谣言，先是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而污蔑社会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斗争，目的都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有些人还不满足，进而给义和团反帝斗争、甚至太平天国以来的所有人民斗争造谣，污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化和吹捧蒋介石、汪精卫以及一切反动派，妄图制造舆论颠覆新中国的建国之本。本开篇部分就不再列举和分析这类谣言，而是将它们留在第三至第十五各篇章分别反驳和批判。

　　2) 或为死无对证、或为有意掩盖

　　不良官员和学者编造的谣言，大多为这样两类：一类是在关键当事人均已去世之后才开始流传，即使曾有白纸黑字史实记录和政治结论，也敢歪曲抵赖，造谣者以为死无对证、便为所欲为。另一类则因史实和文字(例如本开篇第四章2.3)C段引用李捷所说的，为了维护某些领导人的信誉)尚未公开，而给了造谣者“自由”。

　　但随着史料、文件和真实回忆录的逐步公开，造谣者瞒天过海的伎俩正在被揭穿。

　　3) 用历史唯心主义揣摩历史人物

　　恩格斯曾在1859年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写道：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

　　列宁在1894年批判民粹主义时也曾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从一定阶级的观点上进行批判，就是说，批判不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判断上，……”

　　总之，政治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但是，那些不良的官员和学者们所编造的谣言，往往都塞进自己大量的无端揣测和有意扭曲，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这些谣言，尽管在那些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的小资产阶级人群中还有一定的市场，但只要认真分析，那些被唯心主义揣测所扭曲的环节，都是很容易被识破的。

　　为了鉴别一条流言，我们可以先在互联网上，从几个角度搜索并积累大量正面的以及反面的信息，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武器，对所掌握的材料和信息做一番科学的筛选和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那些谣言往往都是不难识破的。

　　如本第五章开头所述，本文集将在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至第十五篇章《知识分子有清浊》的十三个篇章中，分别就有关的最恶毒谣言給予揭露和批驳。在那些篇章中，笔者还将向读者演示如何进行网络调研、如何分析信息和鉴别真伪。

　　注：1)许可读者点击http://yunpan.cn/QDFC5xk6hnhXi下载本《开篇》2013年终版、在朋友圈中打印传阅。2)欢迎转载本《开篇》，但须事先告知作者所要转载网站或博客的网址([email protected])，以获书面许可。

　　[19] 用“杨继绳+父亲饿死”在百度上搜素就能找到很多这样的文章，大量质疑杨继绳在《墓碑》序言中的描述，而且他家没有人饿死，他也没有听过家乡谁饿死，为什么偏偏将七十岁老人饿死?!尤其是杨继绳说露了馅：他父亲死在1959年的四月底(即毛主席写六级干部信时)，那时大饥荒尚未来到!

　　[20] 本小节是本开篇发稿的前半年就基本成稿的。那时，孙经先教授的研究尚未被主流媒体发布，知之者不多。现在，孙教授不但在更大范围内发布了他的研究和文章，而且又增加发表了他的大量社会调查，如本节开头所引用的揭露杨继绳在《墓碑》中编造或篡改的“事实”、“数据”，而且至今未见杨继绳给明确的针对性答复。这就更加证明杨继绳《墓碑》一书的荒谬性，以及孙经先教授研究的可靠性。但笔者仍然准备保留本小节在半年前所成的文字，因为它主要是针对那些在阅读孙经先教授研究感到困难的读者，试图根据笔者的理解给出更直观的解释。笔者在此向孙经先教授致敬!

　　[21] 毛主席曾在1950年6月托秘书打电话给马占山将军，邀请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马占山十分激动，可惜因病情加重未能出席。毛主席办公室还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打来电话询问马占山的病情，并准备派车来接，但当时病情过重，已不能行动。

　　马占山将军与1950年11月底病逝，给子女留下了遗嘱：“我亲眼看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行，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