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蔑中国革命史的谣言——为复辟做的准备

2014-1-7 23:1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606| 评论: 0|原作者: 王庆人|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王庆人：污蔑中国革命史的谣言——为复辟做的准备作者：王庆人发布时间：2014-01-07来源：乌有之乡字体：大|中|小改开以来，大批不良“学者”和官员们编造了越来越离谱的谣言，首先是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思想政治斗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制造借口。其次是进一步篡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妄图把大小“蒋介石”们再请回来。　　（按：本文摘自王庆人30万字雄文《王庆人：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第五章：污蔑 ...

　2. 批驳有关蒋氏抗日的谣言

　　改开以来，没有任何机构追究那些污蔑毛泽东时代的造谣者们。蒋介石的遗老遗少们因此受到鼓舞，也纷纷出来造谣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数量最大的谣言，就是什么“蒋介石是抗日主力”、“共产党游而不击”，什么因为共产党“保存实力”、国民党因此才失去了大陆，等等。但是，所有这类谣言都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如果“国军”也曾像八路军、新四军那样英勇(甚至更英勇)地抗日，那么它的战斗力就应该比八路军、新四军所改编的解放军强呀!尤其是抗战结束时，解放军仅有百多万、装备也很落后，“国军” 装备精良、430万之众，在美国人出钱、出枪支持下又扩充至800万。为什么兵员和装备对比这样悬殊，解放军居然只用三年半就全歼了800万国军呢?铁的史实证明，“国军”的战斗力实在无法与解放军相比，其绝大部分部队，都没有经受过、或者没能经受住抗日的锻炼和考验。

　　但这样经不住史实验证的谎言还被编导成了大量不伦不类的“国军抗日电视剧”。

　　至于说蒋介石本人如何抗日，那就更站不住脚了：读者应该记得去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九一八反日大游行，并无官方出面组织，参加者又都以80后90后青年人为主，游行队伍清一色举着毛泽东照片!为什么没有一张蒋介石的照片?因为毛泽东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兵和广大抗日民众。至于蒋介石的“国军”，哪些是英勇抗日的，又有哪些逃离了战场，史实俱在、哪容编造。

　　1) 九一八事变对日不抵抗

　　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件之前就与东北军频繁摩擦，但是蒋介石反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这已为近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所证明。正是据此精神，张学良才在九一八之前下令东北军刀枪入库的。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要东北军冷静、等待国联调解，张学良忍让、退却，20万军不做抵抗就让出了东三省，自己背上“不抵抗将军”骂名。

　　某些大陆学者抓住张学良晚年“护主”孤言，证明“不抵抗”是张学良的错、而非蒋介石之令。但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也从未下令“抵抗”，却去全力争取“国联”来“主持公正”、“以公理战胜强权”，证明蒋氏仍然是“不抵抗”呀!

　　在这样的史实面前，另一些大陆学者干脆改口说“不抵抗是正确的”，因为日本太强大了，抵抗也要失败。他们这样为蒋介石开脱，是大错特错的：正是因为蒋、张不抵抗而放弃东三省，日军就毫不费力地占据了中国重工业基地和重要粮食产地、获得大量军事物资，反过来大大削弱中国实力，才造成以后抗日战争的巨大困难!

　　就连台湾高中历史教科书(王仲孚主编、下册第110页)都这样写道：

　　“事变爆发时，蒋中正考量国内外情势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因此下令了不抵抗原则的指令，于是东北迅速沦陷。”

　　连台湾教育界都在讲实话，这些大陆学者何苦要费尽心机地美化老蒋呢?

　　张学良后来还是命令马占山将军接替黑龙江省代主席，组织抵抗日本侵略军。这支部队杀伤了大批日军和投敌伪军，一直坚持到1932年初，只是因为得不到中央政府和其它方面的支援，才不得不撤离齐齐哈尔的。蒋介石也曾嘉奖马占山，但就是不给他拨发抗日所需武器和粮草，致使东北此后再无国军抗日武装。马占山作为第一位奋起抗日的中国将领，还曾在延安受到毛主席的大会欢迎。他后来不愿打内战，与蒋介石渐行渐远，在平津战役中又帮傅作义出主意和平交出北平，为新中国做出了贡献[21]。

　　自马占山退出东北之后至抗日胜利近14年间，国军竟无一兵一卒在东北抗日!在八年抗战期间，国军还几乎退出华北地区。中国北方只在西北地区还有胡宗南的大军，但那支部队从不开拔抗日前线，而是在伺机给共产党和陕北抗日根据制造麻烦。

　　2) 蒋氏破坏察哈尔省抗战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在九一八后力主抗日。在日军侵略矛头指向察哈尔省之际，冯玉祥在大约300名共产党员的协助下，联络方振武、吉鸿昌等将领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呼吁非蒋系军政人物“速图抵抗”、“群策群力”、“互相提携”。在日军进占察哈尔省多伦等地后，抗日同盟军于1933年6、7月击败日军、歼敌1000余，解放多伦并将日军赶出察哈尔省全境。此时，蒋介石竟然下令何应钦组织16个师，勾结日伪军合击抗日同盟军，并下行政命令断绝粮草，最后迫使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

　　方振武将军是辛亥革命时的讨袁将领，1929年曾因反蒋入狱。他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任前敌总指挥、收复察哈尔省失地。在冯玉祥被迫离开抗日盟军后，方振武于1933年8月16日出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与总指挥吉鸿昌共同“讨贼”，但遭蒋、日、伪联军重重包围而被迫放弃，于10月16日脱离军队、流亡欧洲。1935年，方振武在法国著文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1936年又在巴黎发起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同盟”抗日救亡团体，创办《国人公认》刊物。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方振武将军于年底回国参加抗日，却在广州遭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

　　吉鸿昌将军是在蒋介石逼迫其围剿红军时，反而在暗地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后担任军长兼北路总指挥，激战五天五夜攻破多伦城。在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之后，吉鸿昌与方振武合力“讨贼”，但因遭蒋、日、伪联军重重包围而放弃。此后，吉鸿昌争取一切抗日机会，并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吉鸿昌在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受伤，并在11月12日被蒋介石杀害。临刑前，吉鸿昌将军用树枝在地上写下了著名的悲壮诗篇：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3) 力主抗日将领往往投共

　　除了前面简述的马占山、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将领的抗日事迹之外，还能举得出其他国军抗日将领，但他们都因为蒋介石不抗日而先后投奔了共产党：

　　老同盟会会员、讨袁儒将续范亭，大革命期间曾受聘于冯玉祥。后一度归隐，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出山练兵，反对妥协、呼吁抗日，却遭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拒纳。续范亭将军于1935年在南京拜谒中山陵时悲愤书写《哭陵》诗，并在陵前剖腹自戕，要求抗日，轰动全国。续范亭经抢救脱险后，阅读到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共产党宣传抗日救国的材料，决心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后，续范亭任总指挥。西安事变后，山西新军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续范亭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以及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参与指挥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1940年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和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百团大战后，续范亭因连续转战而病倒，于1941年春到延安养病，期间又大量攻读马列。续范亭于1947年9月病逝于山西临县，临终前写遗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正式申请入党，次日被追认为中共党员。毛主席为他写下了挽联：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东北军将领吕正操于1933年受张学良命，拟进军热河省、赶走日本侵略军，但因蒋介石逼迫张学良下野而作罢。西安事变时，吕正操在张学良左右，并于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吕正操带领所率东北军部队参加了八路军，以后担任著名的“八路军冀中军区”领导人，与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包括著名的反日军五一大扫荡，直至抗日胜利。解放后，吕正操成为解放军开国上将、铁道兵司令以及国家铁道部部长。

　　国军上将卫立煌在抗战初期与八路军密切合作，并曾给朱德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发电高度赞扬八路军英勇抗日的战绩。在八年抗战中，卫立煌将军指挥大部队与日军激战无数，尤其是1944年5月指挥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战败的转折点。

　　但因辽沈战役失败，卫立煌成蒋氏替罪羊：“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后来寓居香港，蒋氏曾遣人拉他“归队”，但他下定决心于1955年回到新中国，站到了当年山西抗战的八路军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