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孙经先教授对谣言的批驳[20]孙经先教授首先根据中国在1958年建立户籍制度的真实历史，以及1954至1979年间的执行情况，给出了“户籍登记重报·漏报模型”，而且还用《1982统计年鉴》验证了这个模型。孙教授再利用这个模型和严格的数学推导，交叉验证和解释了《年鉴》的主要数据，并在此基础上找出了科尔和蒋正华等人研究工作中大量的和根本性错误。他对科尔、蒋正华研究工作的批判，已经构成对此首恶谣言最有力的批驳。 孙经先教授的推算比较复杂，读懂的人不太多。笔者系60年代数学科班出身，希望在此给出两页半的直观解释，向读者说明孙教授的研究结果是最为令人信服的。 A.户籍“重报”和“漏报”实情：孙经先教授从大多数人的经验出发，加上自己的社会调查，特别注意到：我国户籍制度是在1958年建立、在其后各年逐步完善的;但在1954至1979年间有大量的“户籍重报(虚增)”和“户籍漏报”现象。在初期，很多人从乡村进入城市时并未从乡村原籍“迁出”户籍，却因在城镇找到工作又“新建”户籍而造成“户籍重报”;在1960至1964年间，很多人被动员离开城镇回乡，但从城镇“迁出”户籍后，很多年都没有在乡村“迁入”户籍而造成“户籍漏报”，即那时人们常说的“口袋户口”;“户籍重报”大多在1960年至1964年“被注销”;“户籍漏报”又大多在1965年至1979年“被迁入”了。 “户口重报”、“户口漏报”和“被迁入”决定了，国家统计局1983年所公布的“户籍登记人数”，在相当多年份中远离了中国相应年份实际人口总数。 B.必须使用《年鉴》的四类数据：上述“重报”和“漏报”主要发生在乡村进入城镇以及从城镇返乡的人群中，因此要从“户籍登记人数”来估算“实际人口总数”，就必须充分地并合理地利用到国家统计局《年鉴》中的以下四类数据： a. 每年年末的“登记在册人口总数”、亦即“户籍登记人数”; b. 每年的“登记在册出生人数”，以及“登记在册死亡人数”; c. 每年的“城镇户籍迁出人数”和“城镇户籍迁入人数”; d. 每年的“乡村户籍迁出人数”和“乡村户籍迁入人数”。 但科尔和高正华因对“新建”户籍、“被注销”、“户口重报”、“户口漏报”和“被迁入”等等全然无知，因而也就根本不曾使用c和d! 注一：前面所说的“大规模异常”，实际就是上述a(户籍数)和b(生、死登记)这两类数据之间所表现的“户籍登记表面矛盾”。科尔和高正华硬说这个矛盾应该用“隐瞒非正常死亡”来解释，杨继绳等人则硬说是“隐瞒饿死人”了。但是，孙经先教授特别给出了十分简单的证明(略)： 这是“户籍登记表面矛盾”而非“人口统计上的矛盾”，因而既与是否“隐瞒了死亡人数”毫无关系、也不可能用“隐瞒了死亡数”来解释，而只能用户籍“重报数”和“漏报数”来解释! ——孙经先教授的这一证明，同时也证明了：杨继绳等人在尚未搞明白这些数据的性质之前就来编造“饿死3600万”的谣言，却从来不曾把谣言“编圆”! 注二：若要估算实际人口，就必须估算各种“重报数”和“漏报数”，这就必须使用《年鉴》中的c和d类数据;而且c和d类数据，恰恰能帮助估算出中国在那一个时期的实际人口及其真实变化——这正是孙经先教授所出色完成的部分。 C.科尔、蒋正华、杨继绳的根本错误：这些真假“人口学家们”全部都犯有根本性的、也是最为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对1958年前后的“户籍重报”和“户籍漏报”全然无知，因此谁都不曾使用过上述B.c和B.d两类数据。 D.这些人此外还是其它几项重大错误： à 科尔不加验证，就以1982年人口普查的抽样调查妇女生育率，代替其它年度的生育率。孙教授证明，这样的代替在各年龄段造成20%至90%以上的误差。 à 孙教授曾专门著文指出蒋正华的重大学术错误，其中包括数学模型的根本性错误，以及多达三十处的推演错误：但是三年来，蒋正华一直不敢回答! à 更加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蒋正华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在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造成重大恶劣影响之后，居然从未公布其计算过程!而且在二十年后被人追问时，蒋正华本人居然回答说“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待“有机会再来整理”! 这种连计算结果都不曾整理的“研究结果”，是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威，就敢于在二十六年前评审、颁发其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 E.孙经先教授严格推导所得重要结论：在使用了反映“户籍漏报”和“户籍重报”实情的数学模型后，孙教授认真使用B段所列四类数据、严格推导出如下结论： 1956年至1959年(从乡村到城镇)人口大迁移时产生的重报户籍人口数合计为1144万人，导致了该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1144万人。 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这1144万重报户籍的人口，按照1958年颁布的《登记条例》被注销。 在精简工业企业和城镇人口的1960年至1964年间，反向(从城镇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时发生的漏报户籍人口总计1510万人。 1960年至1964年期间，因b和c两条因素使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注销1144万加上漏报1510万)——这才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证明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与死亡毫无关系。 其它来源的有关统计也表明：我国从1960年9月起启动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当时统计自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全国市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显然：在“市镇”里减少的这2600万人不可能是“饿死”的，而此数恰与上述估算的尚漏报和已注销户籍的总数2654万高度吻合! 在我国经济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后，工业战线和城镇又要补充大量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漏报了户籍的那1510万人中，大多数要求重返市镇。此时各级政府在1965年至1979年(尤其是70至79年)着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1510万人口中的多数又返回城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入;其余的人也因种种原因而在农村办理了户籍手续。或者说：1965年至1979年期间，上述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导致这期间的户籍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 孙教授特别列表计算了1954年至1979年间户籍重报、注销、漏报、补报所造成了户籍异常变动代数和。若以1954年为零，则到1979年几乎又碰零了——这一方面验证了，国家统计局1983年所公布的户籍统计数据，是高度可信的;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孙经先教授的数学模型以及数学推导，是极为严肃的。 结论是：关于我国困难时期人口的论断，科尔、高正华、杨继绳、胡绳、党史第二卷通通都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不是学术上的无知，就是有意造谣! F.我国困难时期的人口发展也很健康：这是孙经先教授依据上述推算的结果，又合理地调整了各年度的死亡率(略)，再与其它公开数据比较所得的结论： 我国1958年至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到1953年相当(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死亡率为14‰-18‰)。 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民国时期的最低水平(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高达25‰-35‰)。 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1950年至1955期间的死亡率平均为24.2‰左右)。 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甚至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基本相当(俄罗斯2002年到2005年的人口死亡率为16‰-16.4‰ )。 这些估算也证明了国家民政部所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是可信的：我国1959年至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非正常死亡”也不仅仅就是“饿死”)。 4) 1960年户籍减少千万原因孙经先教授还按照严格、合理的推算步骤，证明国家统计局1983年所公布数据中，1960年为何反而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只与户籍登记有关，而不涉死亡人数。这里我们仅仅列出孙教授主要的推算和证明步骤： A. 首先是异常变动的695万源自“漏报”，与死亡无关; B. 其次是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证明1960年的出生人口显然有大量漏报; C. 利用有关数据估算，1960年出生漏报户籍总数高达420万(略); D. 再根据前述合理调整的死亡率，1960年死亡人口应减少约500万(略); ——因此按照最合理的估计，即使1960年的人口总数也是上升了600万的。(尤其是，这一点已经被2000年人口统计所证明!) 注：以上第3).F段、第4).C段和第4).D段中标明“(略)”的三处，都不是最要害的推算。哪位读者若有兴趣深究，请翻阅孙经先教授2011-10-19发表的文章《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或他在此前发表的更详尽的推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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