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王庆人30万字雄文《王庆人：中国当代问题乃主义之争！》第五章：污蔑中国革命史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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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庆人•2013年12月26日(31日修订年终版)

　　“……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

　　“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

　　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份报告上的批语)

　　改开以来，大批不良“学者”和官员们编造了越来越离谱的谣言，首先是污蔑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思想政治斗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制造借口。其次是进一步篡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妄图把大小“蒋介石”们再请回来。最后是甚者还对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对更早的义和团爱国运动以及太平天国反清反帝农民起义极尽污蔑造谣之能事。本文集第三篇章《独立解放曾伏虎》至第十五篇章《知识分子有清浊》的十三个篇章中，将分别就与每一篇章内容有关的最恶毒谣言給予揭露和批驳。作为样例，本章第1节先对改开以来的首恶谣言，即所谓“大跃进、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的谣言，給予认真的分析、批驳和揭露。

　　本章分为如下4节：

　　1.驳斥改开以来的首恶谣言

　　2.批驳有关蒋氏抗日的谣言

　　3.政治谣言追溯至文革后期

　　4.改开以来政治谣言的共性

　　1. 驳斥改开以来的首恶谣言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刊载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摘录如下：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孙经先教授举出三方面、十多个例子，这里只选几个最容易懂的：

　　《墓碑》说《常熟市志》、《溧水县志》、《高邮县志》、《江口县志》、《临夏市志》分别记载了这些市、县在1950、1960两年各自合计饿死多少万人。但经核对，这些县志、市志上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记载。

　　其中最可笑的是《墓碑》说贵州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但据《江口县志》记载，三年的死亡总数只有5105人，只是人口总数的4.6%;又说甘肃临夏市“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但《临夏市志》的死亡记录只有1230人，差了32倍。

　　总之“饿死3600万人”太不可思议了!笔者经历过“震亡”30万的唐山大地震，那次对全国很多地区的影响长达一年多。3600万就是120个30万，如果全国发生了120个唐山大地震，那将会是什么情景?杨继绳当时所在的天津就是受影响地区，而且天津本地就有大量震亡人口。尤其是，杨继绳还在《墓碑》序言中写他七十岁的老父亲如何奄奄一息饿死，但在杨继绳所说他父亲死的年月，大饥荒还没有发生[19]!

　　1) 谣言违背人民的生活经验

　　其实，新中国凡具备规模的官方的和民间的事件，在文革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环境中根本就无法保密!尤其是在文革中有几千万红卫兵以及其他身份的民众在全国大串联(光毛主席在天安门八次接见外地红卫兵就有一千一百万)，哪里还可能将“全国饿死3600万人”事件隐瞒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尤其是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曾经对集中饿死人的事件严加追究。吴芝圃等人在红卫兵追究下所做的检讨，包括他交待的他与刘少奇、刘子厚等人的谈话，现在都还放在互联网上供大家查阅。“全国饿死3600万人”这种事如果存在，早在文革中就被广大民众发现了。绝不可能在那时谁也没发现，非等八十年代改开才被“突然发现”!

　　最后是，这个谣言是在全面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后，是在全面抹杀毛主席大力反“五风”的历史功绩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如果没有这些违背历史事实的铺垫，也就不会出现“全国饿死3600万人”这样的谣言了——因为造谣者的目的就是攻击坚持社会主义的毛主席。如果人民群众早就知道毛主席大饥荒之前就纠正“五风”，后来的饿死人事件另有人该负责，那么这些造谣者也就不会编造和使用这个谣言了!

　　2) 谣言基于一条根本性错误

　　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公布了我国1949年至1982年期间的“户籍登记人数”(即在户籍管理部门登记上的人数，而非实际人口数)，其中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户籍登记数有大幅度异常减少情况，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人。

　　A.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等人口学者在利用这些数据时，误将“户籍登记人数”当做了人口统计数字，估算出我国在1958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其中“超线性”是个学术词汇，不一定是真实死亡、更不一定是“饿死”。但这样的结论，还是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B. 我国1985年下达了国家人口研究课题。承担此课题的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估算”出我国该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蒋正华因此不但获得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而且还担任了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的估算尽管比科尔少了1000来万，但他却随意地大胆地将“超线性”升级为“非正常死亡”——其实是毫无根据地又进了一步。

　　C. 某些权威部门认可蒋正华的研究结果，党史学家胡绳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将1960年的“户籍减少”说成“人口减少1000万”、“大量非正常死亡”。

　　D. 一群记者和作家如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也跟风发表“研究”，将此数据不断扩大为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这些记者和作家比蒋正华的胆子更大，除了信口扩大数据，还干脆将“非正常死亡”直接说成“饿死”了。

　　E. 尤其是，2011年出版的党史第二卷，直接将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户籍登记数据”硬说成人口的“正式统计”，得出结论说“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连权威出版物也与造谣者为伍了!

　　但是，这些“研究结果”以及借机发挥的恶意夸张，与在那一时代生活过的亿万人民的普遍经验有着根本性的矛盾，在全国学术界和民间引发了大规模的强烈质疑。

　　此外，在《1982统计年鉴》数据中，1959年出生人数为1650万，1960年出生人数为1391万，比1959年少了260万!但民间普遍地注意到下述无法解释的矛盾：

　　à 《1982统计年鉴》中1960年出生的那1391万人，即使40年来一个都没有死亡，到2000年顶多还是1391万人。但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1960年出生的那1391万人凭空增加到了1468.5万人，这样的普查不是活见鬼了吗?

　　à 而且《1982统计年鉴》说1960年出生的人口比1959年的少了260万，但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1960年出生的人口实际上比1959年的多出了162万!

　　从这样两个荒谬数据可以看出：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1982统计年鉴》的数据有问题，就是上述那些“人口学家们”误用了《1982统计年鉴》的数据。数学教授孙经先(发表这类研究时，孙教授还使用笔名“孙景泽”)经过细致的社会调查和严格的数学推导，证明国家统计局《1982统计年鉴》并无错误，但《年鉴》里的数据是“户籍登记数据”而非“实际人口统计数据”。这些“人口学家”们所犯的共同错误，就是错将《年鉴》数据当做“人口统计数据”使用，并且完全不顾当时中国户籍登记的各种社会因素，而武断地得出了错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