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参考》2013年11期，转载了《党史博览》2013年03期李海文（原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人员）的文章：《读毛主席关于“两件大事”谈话来历考证》。我对这篇文章再三拜读，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对大家多年来信以为真的毛主席这个谈话，此文作者由心存疑惑，进而对其来历经过多方面的认真考证，最后得出结论说：“查无实据，来历不明。“这对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之也可以说是作者对研究毛泽东思想作出的非常重要的贡献，应当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我对寄送登了此文的《红色参考》编辑部负责人表示感谢，因为这使我这个学习、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人，知道了一个难得的重要讯息。说句老实话，多年来我对毛主席关于“两件大事“谈话也是比较关心的，零零碎碎的积累了一些资料。现在，在我掌握不多的材料的基础上，对由此文引出我的疑问，特叙述如下。" 一、《毛泽东传》为什么不据实写史？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的《毛泽东传》的作者，都是一些知名人士，他们当然会知道，立传就是修史。修史要求据实写史，这是史学工作者的职责和应有的职业道德，也可以说是千百年来史学界的光荣传统。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表扬了正气凛然的两位史官：“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两个朝代的史官，用现代话说，就是对搞政变，弑君篡位的皇帝，如实加以纪录于史册。晋代的这一位，上一个史官被砍了头，下一个继续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对这样舍弃生命，忠于职守的史官，文天祥加以高度表扬，赞扬他们是“天地有正气“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如此据实写史，也确实是值得学习的典范。据实写史，要求对史实需用文字准确地表述出来，记录清楚时间、地点、人物、所说的话语和所作所为，等等，并一一注明出处。当然现在还拥有过去所没有的照相、录音、录像等技术，对工作更是如虎添翼。这样据实写出来的史实，是可信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会流传千古。司马迁所著《史记》，如毛主席所说是的我国“两部大书”之一（毛主席：“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司马迁根据所掌握的扎实资料，反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绌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突破了儒家的“三皇五帝，周公孔子”这一套传统历史观（也是儒家的道统），对中国历史的源头，开宗明义就说，自黄帝始。《记卷一》，把黄帝明确作为“五帝本纪第一”。这不是信口开河，主观随意论史，而是司马迁父子经过长期在南北东西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冒了很大风险，如实地反映历史。由于这些史实有根有据，推翻不了，终于独树一帜，打破了儒家关于“三皇在先”的历史观，并经得了千百年的考验。从此以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说，我们是炎黄子孙，这是司马迁的观点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的表现。" 《毛泽东传》这样严肃的党和国家的领袖的历史传记，本应继承我国史学界的优良传统，对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均应如实地记载，注明准确的出处，以对历史负责。但是，《毛泽东传》对“两件大事”的谈话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却只非常简略的说：“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在这里：时间，没有年月日；地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有几处住地，如菊香书屋、游泳池等，这里没有说明是哪一处住地；谈话对象，只说召见华国锋等。毛主席去世后，华国锋是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等者，当然只有等而下之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人都说出来？在1993年12月播放电视专题片《毛泽东》的那天晚上，华国锋对专门来访问关于“两件大事“这个问题的李海文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按：陈晋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说，是毛泽东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原文见《党史博览》2013年03期）《毛泽东传》关于“两件大事”这段话的出处，注明：“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纪录，1977年3月22日。“现在，《毛泽东传》所根据的毛主席这个重要谈话的提出者叶剑英，不是直接听到毛主席谈话的当事人，他转述的听毛主席谈话的当事人华国锋，又明确加以否认。这样，确如李海文所言，毛主席这一谈话就成了“查无实据，来历不明。“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天大的疑案，值得引起大家高度重视，是需要彻底弄清的。 二、毛主席关于“两件大事”到底是对哪些人讲的？ 根据现在流传的材料，说法不一。但所说的人基本上都是左派，与这个讲话的精神是相符合的。讲话后面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说明毛主席对左派的关心。因为他估计在他故去后，右派会上台，左派的日子不会好过。正如他在去世前对江青说的：“江青同志，你得罪了这么多人，我死了以后，看你怎么办啊！“（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帮”以后，华国锋传达的《“四人帮”的罪行材料》最后一句话。）华国锋之流是蠢才，以为这是毛主席对江青的否定，是江青的罪行。实际上这句话，大家都能体会到，这是毛主席对结婚四十年的妻子的无限关心！这个讲话到底是对哪些人讲的？说法不一：点名一个人的，《毛泽东传》说是对华国锋等讲的（1949-1976下卷，第1781页）；只讲两个人的，陈晋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说是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点名六个人的，东方直心著《毛泽东大传》：1976年6月15日，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应召来到毛泽东病榻前。毛泽东和他们进行了重要谈话（即两件大事）。（《大传[四]》第十卷第562页）点名七个人的，《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我的书放得比较乱，一下找不出来此书，这是根据过去的摘抄。）《毛泽东传》在叙述毛泽东在对华国锋等谈话，是“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的两件大事。“那以前一次是何时、何地、对何人讲的？也许个人孤陋寡闻，没有听到过官方的传达，也没有听说别的书刊提及这两件大事。只看到这本《毛泽东传》的第1645页，毛泽东身边两个工作人员的回忆。“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原注：访问吴旭君谈话纪录，2002年1月18日。）“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地-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原注：访问张玉凤谈话纪录，2001年12月12日）这里先提出一个问题，张玉凤说：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毛泽东传》的领导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线索，当时顺藤摸瓜，派人去查看一下档案，找出1973年政治局会议纪录的毛泽东的讲话，不是比张玉凤的回忆更加准确和可靠吗？据李海文这个原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后来说，1979年因有人建议将这段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或全集，“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量资料，直接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许多档案，但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9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发表这段话，也证明这段话没有手稿或其他原件。“（见《红色参考》2013年11期第30页）既然中央的档案中都没有查到这段话，因此这段话的真实性就很成问题了。其次，从传记的行文结构来看，两个工作人员的访问谈话纪录，似乎是应传记作者的要求，通过派人访问而“回忆”起来的。这两位工作人员对毛主席这样重要讲话，为什么以前没有纪录并予存档？现在进行“回忆”，是事隔三十年左右之后，应要求而想起来的。因此，对这种作法而得出的结论，不是值得打个问号吗？" 三、毛主席讲“两件大事”的时间和内容为什么不完全一样？ 关于时间，有几个说法：有说“这一年”的；有说1976年6月13日的；有说6月15日的；有说6月25日的。显然，毛主席不可能在这么密集的时间里反复多次对人讲。但到底是一天是准确的时间，就不得而知了。关于内容，说法也不完全一样，下面这一句基本相同。“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认为，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之后，说是出自毛主席之口，有点令人难以相信。如果说在文革初期，在中央的领导班子里，可以说是这种情况。但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怎么还会说“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呢？而且，这也与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印发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是毛远新整理毛泽东批准的）中，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一致。在那里，“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怎么三个多月后，又说“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呢？这不是有点前后矛盾吗？在内容上还有，《毛泽东大传》与《毛泽东传》基本上相同，但在末尾“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之后，还多一句：“无非还是我那八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紧接这后面，《毛泽东大传》有：“毛泽东还说：‘在我见马克思之前，我帮你们做了两件事：一是邓下台，一是叶退出军委领导。我能做的就是这些。“（第562页）这些话很重要，是不是在讲“两件大事”时一起讲的，值得搞清楚。胡绳在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所作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叙述得比《毛泽东传》简略些，讲得不那么确定，没有全文引用这段话（他作为毛著编委办副主任，当然知道档案中查不到这段话），李海文认为，这“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但作为旁观者，则对胡绳可能是另外一种看法。如果明知档案中无这段话，却还要著文宣传所谓的“两件大事”，这是为什么？" 四、毛主席关于“两件大事”的谈话，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胡乔木很关注这个谈话，他要胡绳在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引用上，以“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胡绳在1993年《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写道：“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以上两人的话均参见《红色参考》2013年第11期第30、31页）个人认为，胡乔木和胡绳两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他们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起草者和拥护者，他们是标准的邓派。民主革命时，他们是同路人，所以他们对《两件大事》的前一件事是赞美有嘉；而对后一件事，即对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理论第一次伟大实践），是反对的。“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重要指示》）因此，要这些文革的反对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以正面的启示，怎么可能呢？他们说“历史的定评是：…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很显然，这是邓小平的观点，是什么历史的定评？邓小平曾经承认犯过走资派的错误，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保证“永不翻案。”现在你们把他翻案的话当作“历史的定评”，这不是把邓小平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这个反面的启示，不是使人也大开眼界吗？总之，如上所述，所谓的毛主席的“两件大事”的谈话，“查无实据，来历不明“。因此，这是不是这个最早提出者叶剑英的一个“创造”和“发明？一个子虚乌有的谈话，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一个不小的波澜，他们捏造出“毛泽东晚年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以达到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从这里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他们起草了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否定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许多人不相信他们那一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又出此下策，捏造毛泽东讲过“两件大事”的谈话？但正如谚语说的，谎言可以骗人于一时，但不可能骗人于一世。我从这个谈话得出这样的启示，对不对，谨就教于同志们。（于2014年元旦节前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