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自力更生工业学大庆中国历史上不但石油产量低得可怜,而且还被西方专家认定为储量贫油的国家。 黄汲清院士根据他长年研究大地构造所提出的陆相生油论,于1954年提出了将华北、松辽、鄂尔多斯和四川盆地四个地区作为藏油的普查重点。他的建议获得了谢家荣、李四光等地质学家的支持。黄、谢提出的普查计划,于1955年3月获得批准。 从1955年到1957年,黄汲清制定了相当完整的工作蓝图。以后,中国石油勘探队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辽河等大型油田,这就完全证明了黄汲清的理论、计划和蓝图。其中大庆油田,就是中国石油勘探队在陆相沉积的松辽盆地第三号探井喷油时所发现的,因正值新中国10周年国庆而命名为“大庆”。 大庆油田建设是全国各石油工业单位的工人、干部、工程师,于1960年3月集中到大庆以“会战”形式开始的。其中铁人王进喜等大批职工,主要来自玉门油田。 玉门油田早在1939年就已开发,在旧中国10年间累计生产原油52万吨,占那时全国原油产量的95%。玉门油田产量在大跃进期间大幅增长,单单1959年这一年的产量就达到了旧中国10年累计产量的三倍(这一史实也是大跃进成果的铁证)。 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带着大跃进的精神从玉门油田等地汇集到条件极为艰苦的大庆油田。他们根据油田党委的指示,以毛主席《矛盾论》和《实践论》等著作为指导,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热情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终于将大庆建成了现代化的石油化工基地。 在产油多年之后,大庆油田出现了油层压力下降、油井产量下降、原油含水量上升的被动局面。王进喜于1970年3月11日到北京向石油部汇报,石油部再上报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3月18日的报告上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并接见了铁人王进喜。在周总理批示之后,大庆油田的广大职工再鼓革命热情,以科学的态度寻找解决方案,迅速地解决了难题、恢复了原油的生产水平,并在此后保持了5000万吨原油的年产量,多年没有下降。同时,以大庆为首的全国各油田每年的原油总产量,也在1978年达到了一亿顿的水平,使新中国跨进了石油大国的行列。 《人民日报》早在1964年1月25日就以头版头条通栏刊出了毛主席“工业学大庆”的号召;4月20日,再以《大庆精神大庆人》为题刊发了有关大庆石油会战的长篇通讯报道,向全世界公布了大庆油田,报道了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的英雄壮举,宣布了中国人民依赖“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就在全国掀起了多年持久不衰的工业学大庆热潮,中国工人阶级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在各地和各个工业领域中创立出了一大批学大庆的优秀模范企业。 3) 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什么是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工业产值”,更不仅是改开以来的工业GDP,而是工业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形成“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 A.什么是完整的工业体系? 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指包括资源采集、金属冶炼、装备制造、机械生产、轻工、纺织、电子设备、信息系统、民用消费等等工业部门所构成的可以自我循环发展的工业体系,其中不但各工业部门之间构成了十分复杂的供需关系,而且在每个工业部门的内部,那数量庞大的工业企业之间也要构成极为复杂的供需关系: à 例如前文提到“工业学大庆”中的大庆油田,就是“资源采集”部门中石油行业的一个企业群体,没有石油工业部门,国家的现代工业就转不动。 à 再例如前文提到《鞍钢宪法》中的鞍山钢铁公司,就是“金属冶炼”部门中黑色金属行业的一个企业群体;制造现代工业机器用量最多的材料,即这个部门和行业所生产的各类、各型钢铁材料。 à “装备制造”必须能造出其它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全套机器,因此很重要、又称“工业母机”部门,其中又按应用这些机器的工业而分为很多行业,如矿山机械行业、冶金机械行业、化工机械行业、建筑机械行业、轻工机械行业、陶瓷机械行业、纺织机械行业、食品机械行业、农业机械行业、机床行业等等。 在1970年代,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到了今天,也许只有美国是唯一这样的超级大国了:因为这种体系实在是太难建设了,而且在它建成之前的相当长时间之内,国家和私人部门都必须持续地长期投入而又得不到任何回报。 在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里,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以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于其修正主义路线,在新中国建国十年后中断了援助,要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但是,建成一个完整的、或者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于支援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加强国防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保障中国独立于世的国际地位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了建成“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而且领导全国亿万人民在新中国前三十二年真的就建成了这样的工业体系,使得原本极其落后的中国,排在了美、苏之后的第三位。 B.什么是均衡的工业体系呢? 本文主要强调工业地域布局的均衡性:一方面要能充分调动全国各地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全国各地的各类地质、水文和矿产资源条件,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又要以均衡的地域布局来保护国家的现代工业和集中的人口,提防敌对国家对我新中国实施突然袭击——这就是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被迫五口通商以来,有了帝国主义资本工商业;自1860年代洋务运动起,有了官僚资本主义工商业;自1870年代开放民间投资起,有了民办工商业。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时,中国的工业不但在一百多年间发展得极为缓慢,而且企业几乎全部都集中在沿海和东北的大、中城市以及长江中游重镇武汉。显然,这种带有殖民地性质的工业布局,既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利于备战备荒。 新中国自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尚有苏联友好援助的时代,就注意了现代工业建设的合理布局。在出现了美帝、苏修联合夹击新中国的局面之后,中央自1964年起就全面部署了大三线、小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其中西南三线包括四川、云南、贵州、湘西、和鄂西各省和地区,西北三线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豫西和晋西等省和地区,小三线则包括某些省份如河北、广西的腹地,共涉及十三个省份。 全国几百万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参加了艰苦的三线建设,若自1958年前期建设算起,三线建设前后共延续了二十年,建成了四十五个工业产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形成了包括煤炭、电力、冶金、化工、机械、核能、航空、航天、兵工、电子、船舶工业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这不但在当时有效地阻吓了美、苏两国任何以武力相威胁的企图,而且也为中国的中、西部更长远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C.基本完整均衡工业体系的建成 到了1976年,我国已经独立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大、小三线建设,全面地改善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分布,使中国工业布局在历史上首次全面地消除了殖民地的痕迹。若以工业门类齐全和工业体系的完整性来衡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大国。 为了工业体系的完整和均衡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却创造不了多少GDP——因为GDP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用来衡量所创“价值”的指标,是对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经济环境的一种量化表述。但“完整工业体系”和“大小三线建设”目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而不是资本获利;其成就只能用人民和人民国家的当前和长远需要来衡量,或者只能用满足人民和人民国家需要的“使用价值”来衡量。 能在前三十二年建成了基本完整均衡的工业体系,就能令新中国长期独立于世,这是意义最为重大的经济建设成果。但改开以来的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们根本不懂这条道理,却敢信口雌黄地说什么“毛泽东不懂经济”!他们难道要毛泽东按照“资本剥削劳动的剩余价值”的目标来建设新中国吗,按照GDP来建设吗(毛泽东时代根本就没有GDP这种统计指标)?那是“建设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那是将中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庸国家的道路,而不是新中国自力更生的道路! 本开篇第六章将要讨论,改开以来的GDP挂帅就在一定程度上走了附庸国家之路。 5. 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全民熟知的两弹一星、核潜艇以及其它主要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重大成果,绝大部分都出自毛泽东时代。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成果,也都利用了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例如我国2013年1月27日再度成功地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试验,意义十分重大[17]。这就是以“640工程”反导弹研究的积累为基础的。为什么称作“640”?因为我国反导弹研究源起于毛主席和钱学森在1964年2月份(那时尚未进行首次核试验)的谈话。毛主席当时把导弹比作矛、把反导弹比作盾,说道: “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有饭吃,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毛主席的这次谈话被称作“640指示”,“640”也就成为早期反导研究的代号。 除上述毛泽东时代所研制成功的两弹一星、核潜艇等重大系列成果之外; 而且还要除去在毛泽东时代做出重大贡献、但已去世的著名科学家之外; 中国自2000年起,由现在的科学家们评选,每年向一至两名有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时至今日,已经有近二十名科学家获得该最高奖。 但目前的所有国家最高科技奖,竟然清一色地出自毛泽东时代的成果[18]——相比之下,在1976年、尤其是79年之后,居然连一项最高科技奖成果都没有!这就证明,现在的科学家评委们认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改开以来的科技成就实在拿不出手! 改开以来的生活条件、科学实验设备以及信息开放条件都要好得多,怎么会出这样的怪事?原因就是现在的科技人员,从其接受中等、高等、甚至初等教育开始,就不曾与工农兵相结合,在科研中也都不懂得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那还能有什么发明创造呢?谓予不信,就请查阅钱学森、邓稼先是如何与工人和技术人员摸爬滚打的! 6. 六二六指示和赤脚医生1) 六二六医疗下乡(自《百度名片·六二六指示》节选、改写)毛主席在1965年6月26日发出了“六·二六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大批医务工作者根据六·二六指示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农民家中或田间地头“巡回医疗”。很多知名专家纷纷下乡,一面为群众看病,一面手把手地辅导农村卫生人员,培训出大量的“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接生员。到1975年底,全国农村有了150多万赤脚医生,390多万卫生员、接生员;还有70%以上的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分配到了农村。全国5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建立起了卫生院。 在1968年底,毛主席批转了湖北省的一个合作医疗经验的报告,并称赞“合作医疗好”,促成了1969年在农村大办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6年,全国的合作医疗普及率达到90%以上。合作医疗制度,包括专业医生巡回医疗和赤脚医生长驻农村,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医疗需求。中国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中国模式”还在发展中国家中获得了推广。 2) 人均寿命大跃进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建国时的35岁猛增至1976年的65岁,并持续增长至1979年的接近70岁,三十年翻番、令所有国家望尘莫及。相比之下: a. 在1949年时,印度人均寿命本来比中国还高出几岁。但是到了1978年,印度就被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b. 印度人均寿命达到68岁左右,比中国达到该水平的1978年晚了三十年! c. 中国人均寿命高速增长的历史,几乎全部集中在毛泽东时代的前三十年。 改开以来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谣言,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说得一无是处。只要看看上面这几行数据以及它们之间的强烈对照,就知道那都是歪曲历史事实的谣言。他们制造这种谣言的目的,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 3) 改开再抛弃农民自改开以来,农业集体所有制遭到破坏,各地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纷纷解体: 1) 农民再次陷入“看不起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国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在农村一些地区的贫困人口之中,有三分之二是因为疾病而致贫的。 2)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农村医疗卫生1990年代以来处于缓慢、停滞、下滑状态。例如1998年政府投入医疗卫生经费587.2亿元,农村只得到92.5亿元,不及16%:这比毛主席1965年6·26指示所批评的“城市老爷卫生部”问题还要严重。 3) 横向比较,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在全球191个国家中,将中国卫生部的总体政绩排在了倒数第4位。这与中国因合作医疗普及率在1976年达到90%而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的情景,形成了无以复加的强烈对照: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4) 在2002年国务院第一次主持召开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温家宝在会议总结中强调要“切实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但是十多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温家宝直至自己下台,也不曾有一天“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 这再次证明了,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解决问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 与本开篇第四章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制度建设论题的更深入讨论,将纳入本文集第一分册第四篇章《姓资姓社是关键》;其它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的深入讨论,将分别纳入第十一篇章《还是人民公社好》、第十二篇章《更把鞍钢宪法赞》、第十三篇章《教育革命话百年》和第十四篇章《科技创新无贵贱》。 注:1)许可读者点击http://yunpan.cn/QDFC5xk6hnhXi下载本《开篇》2013年终版、在朋友圈中打印传阅。2)欢迎转载本《开篇》,但须事先告知作者所要转载网站或博客的网址([email protected]),以获书面许可。
[10] 改开以来出现了一些流言,说苏联不曾在三年困难时期对中国“逼债”,中国也并未因还债而加剧困难。这些流言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不负责任的、甚至别有用心的。毛主席在1964年1月5日与日共中央委员谈话时说,中国欠苏联的帐总共70多亿卢布,其中只有3亿美元是借款,其余都是朝鲜战争买武器的钱。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事实。有关中国欠账以及苏联在1960年“逼债”的详细情况,见分析文章“那些年,苏联确实‘逼了债’”,静文,《红旗文稿》,2013年6月28日。 [11]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1956年2月14日至25日)报告中否定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提出一些国家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三和)。他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凌晨,突然抛出了一份长达4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并大肆揭露所谓苏共“阴暗面”,将苏联领上了最终解体的道路。毛主席在党内高层做《论十大关系》报告,正是苏共二十大闭幕两个月之时。 [12] 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六级干部公开信发布一年之后,是李先念第一个向毛主席报告,农村有饿死人的现象,不能相信报纸宣传。陶铸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顶头上司。有关高层领导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困难时期的态度,网传有吴芝圃在文革期间的检讨(“信阳事件”第一责任人吴芝圃受审记录1966.11.23),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改开以后却将吴芝圃定为“文革受害者”,在1979年1月24日下午为吴芝圃平反并召集追悼会、宣布这样的悼词:“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3] 如同本开篇其它各章节一样,本节是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来回顾毛主席领导中国党和人民奋斗历程的。此外还有一些客观的学者,仅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评价毛泽东时代,仍然得到相同的或者类似的结论。例如最近于2013-11-1120:48:37发表在海疆在线网、署名阮景东的文章“历史学家黄仁宇为何要盛赞毛泽东?”,分析的就是这种评价。该文核心提示写道:“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了一个新的底层结构,并将农业上的剩余用于工业,蓬勃发展的工业又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相同题目的文章韩毓海写过,本文是在他的基础上展开一下”。 韩毓海是现代著名作家。黄仁宇是历经坎坷、大器晚成的已故历史学家,在日寇侵略华北后毅然放弃了南开大学的学业而从军,在国民党军队做了十年中低层军官。他后来去美国留学,以34岁“高龄”再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后成为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所指导的唯一博士。但黄仁宇的治学独树一帜,从“大历史”上研究中国,所得学术见解与其导师余英时有诸冲突,反而继承了余英时老师钱穆的风格。 [14] 请读者注意:此时三年自然灾害和农业减产都还远未出现,甚至还在中央下发毛主席六级干部公开信之前的一个月,毛主席就已经提出了要建立人民公社章程,要规范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 [15] 有网络文章称据《中国统计年鉴》比较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两个二十二年:1978年全国产粮3亿多顿,比1957年增长了55%(而且在此后四、五年集体经济时期保持了快速增长);2003年产粮4.3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40%(其中还包括了前四、五年集体经济仍存在时的快速增长),并不及前一个22年。再加上前22年要与三年灾害作斗争、要不断摸索和完善人民公社制度、还要大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后22年则只是在利用了前22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成果,几乎没有再搞什么新的建设。两相比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或者至少若当初没有沿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打下基础,即使在新中国也永远无法摆脱千年小农经济的历史性困境。 [16] “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是黑龙江省北安市的庆华工具厂首创的。李立三同志在1958年年初发现了庆华厂的经验总结报告,就竭力向中央举荐,并为当年5月7日的《人民日报》起草了学习和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的社论《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大创举》。这比毛主席批转《鞍钢宪法》还早两年,同时也充分地证明了,《鞍钢宪法》是在我国人民1958年大跃进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17] 据《百度百科》介绍,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是指在弹道导弹的飞行中段,也就是在大气层外实施拦截的技术,难度和拦截效果均超过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美国和日本进行过类似的中段反导拦截试验,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成功地获得了这种先进技术。 [18] 在这些获奖的科学家中,只有王选院士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项目是1979年(华国锋时代)鉴定的。但该研究项目早就取得初步成果,并于1974年7月在国家科委立项(“七四七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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