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经济建设

　3) 全国农业学习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农业生产大队，地处七沟八梁一面坡，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在合作化、公社化之后，社员们在两代党支书陈永贵、郭凤莲的领导下以治“土”为核心，开山凿坡、修造梯田、战胜穷山恶水，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发扬改天换地的精神，将农业生产搞了上去，粮食产量每亩大平均增长了7倍。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报导《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人的先进事迹，并以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还是在这年3月28日听取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汇报时，毛主席才第一次知道大寨的情况。毛主席还特意向陶鲁笳询问，陈永贵这名字是哪三个字?他随后就与周总理通电话，要周总理也特别注意大寨的情况。此后毛主席几次肯定大寨人所走的道路，并于1964年年底正式向全国发出“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大寨遂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与大寨类似的，全国还涌现出了很多其它的“治土”先进社、队典型。

　　例如河北省遵化县岳各庄公社沙石峪大队地处远近闻名的穷山沟，人称“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沙石峪的社员们在老支书张贵顺的带领下，硬是在石头缝里取土，青石板上造田，以“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功夫，终于将400亩荒山变成了良田。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4月29日、1967年2月9日先后两次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飞抵沙石峪视察，称赞沙石峪人是中国当代的“活愚公”。

　　不消说，自改开解散了人民公社以来，农村经济集体所有体制遭到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涌现出大寨和沙石峪这样的治土先进典型了。

　　4) 河南省林县红旗渠

　　1965年11月11日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了学大寨展览会，周总理和邓小平、彭真、陈毅、谭震林等国家领导人到场参观。展会共展出了52个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大寨典型，其中就有河南省林县人民刚刚完成了总干渠的红旗渠。林县人民治“水”，与上述大寨和沙石峪人民治“土”综合起来，正好就是八字宪法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也正好是八字宪法中其它六个字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林县位于河南省安阳地区，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的太行山东麓老解放区，1944年就已解放。那时在林县500多个较大的自然村中，有300多个要远道取水，180多个要跑2.5公里以上取水，94个要跑5公里以上取水，最远的甚至要跑20公里远。林县因此有这样的歌谣：“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

　　为了改变严重缺水和贫穷落后的面貌，林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杨贵的领导下，从1960年2月开始修建红旗渠，其总干渠穿山越壁、全长70.6公里，将太行山山腰的浊漳河上游水引至林县，于1965年学大寨展览之前的4月5日建成、通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于四年后的1969年7月全部竣工，包括总干渠以及到达林县后再分叉的十条干渠和分干渠，向下又分为51条支渠、290条斗渠和4281条农渠(或称毛渠)，连带394个水库和塘堰，以及“长藤结瓜”式的无数排灌站和小型发电站。红旗渠整个工程所完成的土石方，若垒筑成2米高、3米宽的墙，则可连结哈尔滨·北京·广州而纵贯祖国南北。红旗渠通水后满足了林县60万人口吃水和54万亩农田灌溉，也使粮食产量从修渠前的每亩100斤增长到了通水后的每亩475斤!

　　像红旗渠这样宏伟的工程，不但要有杨贵这样的县委书记，要有河南省级党政的积极领导和大力支持，要有山西省党政和人民的无私支援，要有人民公社这样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组织，而且还要有广大农民社员战天斗地的精神和干劲——这一切一切，都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得到。

　　红旗渠只是毛泽东时代人民治水的一个典型事例。那个时代还对中国常年遭受洪水泛滥的河道和水系，例如海河水系、例如淮河水系，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治理，并新建了和扩建了布局合理的水库，基本形成了、并且常年维护着成套的泄洪、储存、灌溉水利体系——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所完成的水利工程总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自大禹治水传说以来各代水利工程量的总和。

　　但自改开解散人民公社以来，红旗渠又因年久失修而成为全国的“新典型”：其灌溉面积从最初的54万亩逐年下降到20多万亩，引水量则降至刚建成时的四分之一。任羊成、张买江等几名当年的修渠劳动模范于2010年9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

　　“除总干渠、三条干渠完好以外，51条支渠有不同程度的损毁，有很多支渠常年无水，有的支渠严重破坏后，其下属斗、农、毛渠已经不复存在。”

　　201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一号文件出台，提出要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力争经过5年至10年的努力，根本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有些人以为一号文件给了红旗渠恢复活力的机会，但更多的人心里明白：人民公社不复存在，如果不回归社会主义路线，就无法再将农民组织起来，单单一纸中央一号文件又靠什么力量来贯彻、又如何能恢复红旗渠的活力呢?

　　红旗渠还算受到国家重视的标杆，还曾在改开之后获资金修补，其它的水利工程就更不乐观了。有统计显示，毛泽东时代修建了八万六千座水库，但在改开破坏了农村集体所有制之后，三十年只修建了八百七十座水库——百分之一!中国为什么GDP上去后，却再也没有毛泽东时代那种兴修水利的能力了?停止了挖河、停止了维护、也停止了修复，河床上种庄稼、河道搁浅、河床淤高、河堤变矮……即使还有河道，水库和灌溉毛渠也大都荒废了，这样的河道、水库和毛渠还如何泄洪、如何蓄水、如何灌溉!太令中国人民痛心了!这才是2011年《一号文件》被迫出台的背景原因。

　　总之，自改开以来从上到下地拆散人民公社，破坏了农村集体经济。“联产承包”、“包产到户”的个体农业不但不可能再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且还令毛泽东时代业已建成的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功能日衰。除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八字宪法的其它六个字也都因农业集体经济的破坏而无法落实了。现在的农业生产一方面是在吃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老本，一方面是花钱买化肥、农药、种子来“换”粮食。再加上资本控制了大农机(人民公社时期大农机属公有，这个留在下一小节讨论)、对农民又多了一层盘剥，种庄稼是赔本不赚钱的。这些才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

　　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证明，只要抛弃了社会主义，中国就会出现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或者说胡适那套“少谈些主义、多解决问题”的实用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5) 粮食长期高速增产

　　在毛泽东时代，农村逐步完善了人民公社制度，八字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包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搞农家肥和高产良种，大搞农机具等等。农业机械的使用数量在文革期间猛增，大型拖拉机增加了将近十倍，小型拖拉机竟增加了四十倍，加上各种配套农机具，令田间耕作大为改观(注意：这时的大中型农机是集体所有的，农民并不因使用农机而受资本的盘剥)。八字宪法不但保障了中国粮食总产量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的高速增长，而且还在此后五年间维持了农业继续增产的势头。

　　解放后历年粮食总产的年均增长记录，也证明了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八字宪法对我国农业生产增长的巨大贡献(见《中华网论坛》【中华史林】2011年2月2日载文“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农业丰收的六大因素”)[15]：

　　在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5年期间，农业生产年增长率高达3.523%，这是此前中国小农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高速增长。

　　1957-1982年人民公社时期，其中尽管包括三年困难时期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必须不断完善的时期，25年间的年平均增长仍然高达2.425%的高速度。

　　1966-1976年10年为4.72%：这是被“改开派”污蔑为“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文革时期，但却是人民公社制度比较完善的时期。结果呢，十年平均增速高达4.72%——这是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最高速增长时期!

　　1982-2004年大包干时期，22年间年平均增长只有1.284%：这是1982年后实行大包干、即恢复单干、被迫停顿八字宪法核心“农田水利建设”的时期，也是新中国粮食增长最慢的时期，只及其它三个时期中最低增速的一半!

　　1982年开始实行农业大包干，中国的粮食进口马上猛增至从未有过的300多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粮食进口国(1990年11月15日《参考消息》转德国《科隆新闻报》文章)。总之，改开以来再也不曾达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在集体经济遭到破坏后，农田水利建设完全停止。但修正主义者居然歪曲历史、说1976年时经济濒临崩溃，其实就是在为其走资本主义道路制造舆论。

　　6) 社队企业蓬勃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好后期，农村的大批农民转变为工人：

　　à 一方面，城市里的全民所有制和大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总数增长了将近4,000万，其中有一半新增职工来自农村人口;

　　à 另一方面是更加重要的，即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社队企业”职工总数有了更大比例的增长，在1978年时达到了2,826万人;这个增长势头又保持了五年，到1983年达到了3,235万人。

　　在文革中后期和稍后，两项加起来共有五千万农民转变为工人!很多当年的基层干部和社员，对那时的农村高速工业化都还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并曾对其前途充满信心。笔者还曾参观过大批显示对办企业，将在第十一篇章《还是人民公社好》讨论。

　　社队企业的方向是“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一般利用当地资源兴办粮食和农产品加工，兴办小化肥厂、小机械厂、小水泥厂，承接大工业的辅助加工订单等，效益都很好。如果按照这个势头继续发展下去，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关将社队企业发展成农村地区工业化增长点的设想，就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但改开以来社队企业也都私有化了：先是解散人民公社，后来又将社队企业改为私人承包，再以后鼓励私有化、将集体所有制社队企业产权私有化。到了1984年3月，中央文件已经将私有化的社队企业统称为“乡镇企业”了。这乡镇企业实际上变成了新兴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农民的工具，变成了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马前卒。

　　毛主席和党中央原来将“集体所有制社队企业”变为“农村地区社会主义工业化增长点”的宏伟设想，在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已经形成一条农村工业化的光明大道。但是这条光明大道，在主席和总理逝世八年之后，就被修正主义者们切断了!

　　这一中断，一方面堵住了农村工业化之路，那些因农业生产发展而不断出现的剩余劳动力，就只能背井离乡、去城市里当“二等公民”——农民工，这是只在改开中国才有的庞大而特殊的阶级。另一方面，集体所有的“社队企业”被私有化为“乡镇企业”，也在腐蚀和侵吞国营企业方面，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见第六章)。

　　4. 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

　　在总结大跃进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工业战线经济建设在理论上、制度建设上和实践上都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鞍钢宪法和工业学大庆。

　　1) 鞍钢宪法和民主管理

　　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就强调要让职工参加企业民主管理、参加工业技术革命。1959年，周总理在他的长文《伟大的十年》中写道：

　　“人民群众，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国有极为广大的人力，而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本’。”

　　请注意周总理的这句话的结构，“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可以简化为“劳动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这是与改开以来所宣扬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相径庭的!

　　半年后，毛主席在1960年3月22日批转了以“两参一改三结合[16]”为特点的《鞍钢宪法》，纠正了苏联“马钢宪法”、“一长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但找到了依靠工人阶级来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模式，而且也找到了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

　　《鞍钢宪法》开始还主要在国家骨干企业试行、积累经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就在国营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中，甚至在某些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中，大面积地开花结果了。一方面，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努力去掉骄、娇二气，在生产过程中向工人学习实际的生产知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另一方面，广大工人积极参加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和规章制度的改革，同时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使得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