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经济建设

反右扩大化隐情

　　邓力群曾经对反右斗争尽心分析，应该是得住脚、并被历史证明了的：

　　“在反右斗争中，毛主席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历史的经验看，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认为毛主席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符合列宁的观点的。作为党史，……而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一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

　　邓小平也说过，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在《乌有之乡》举行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19周年大会上，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说：

　　“我是出生在主席身边，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他身边度过的。他在我心目中，是比我父亲更像我父亲的人。今天在这个环境下，我也很激动，就是刚才唱《东方红》的时候，我都有几次唱不下去，想掉眼泪。为什么?是今天我感觉到一种很多年没有遇到过的这种感情，在坐的都是我的家人，都是毛主席的家人。

　　“刚才有同志讲到反右的事情，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主席曾在文件中明确批示，全国范围内打成右派的，人数不得超过3千人，后来形势发展得太厉害了，主席再次修改了这个数字，改成了6千人。事实上打了多少呢?这个反右扩大化的责任确实不应该由主席来负。”

　　《毛泽东传(1949-1976)》在有关章节写道：

　　1957年6月29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事实上打了55万右派，比上面所说的3000、6000、4000高出了100倍!尤其是其中90%以上，居然不是57年反右、而是58年3月才被打成右派的(包括后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那时激烈的反右斗争已经过去八个月了!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例如毛主席在1959年秋天与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谈话后，知道右派打得太多了，曾经给刘少奇写信，要计划分批给右派分子甄别或者摘帽，这事做了、只是中途停止了。

　　即使在对待“具体右派分子”的态度上，例如林希翎、例如李慎之，根据他们本人或他们朋友的回忆，毛主席也比其他领导人做得都更为合理，那就是注重世界观改造，而不是将人一棍子打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网上搜索到有关的回忆。

　　李悦在庐山会议

　　李锐自改开以来就以“庐山会议受害者”身份，外加沽名钓誉的“毛主席私人秘书”身份，讲了毛主席很多坏话，影响恶劣。与他同在庐山会议受到严厉批判的周惠，在2004年去世之前接受采访时道出了一些未予公开的实情(简述)：

　　除彭德怀的“万言书”之外，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多次在背后开小会，也对庐山会议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几位在7.23晚开了很长的会，议论内容包括背后指责毛主席“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这个小会被人发现，受到了追究。李锐自作聪明，给毛主席写信撒谎说，7.23晚上的小会内容正常，并下重誓“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李锐这封信在会上传阅时，黄克诚却诚实地承认了7.23小会确实谈了“斯大林晚年”等，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到了8月11日前后，李锐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先是到毛主席住处“跪在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以及“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和“串联”的内容等等;然后又发言“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宗派关系”、尤其是“军事惧乐部成员”等等。

　　最后，彭黄张周和周惠分别只遭到降职处分，例如彭德怀不再做国防部长，但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只有李锐一个人，除了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外，还被开除党籍——唯一被开除党籍的!

　　尽管李锐遭到了最重的处分，但周小舟还是最不能原谅他，骂他是周佛海那样在政治上一再出尔反尔的人物。

　　这篇采访以张杰名义和“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为题发布多年。未见任何人反驳周惠的采访内容。李锐至今也不敢证明回答网友的追问。

　　4) 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之风

　　但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召开的、毛主席没有参加的“西楼会议”上，很多上层领导未经任何深入调查，就坐而论道地轻易否定了七千人大会已经通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形势估计，并以此为根据提出要大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上层有人要分田单干

　　根据已公布的文字材料，周总理在西楼会议上仍然坚持七千人大会的形势估计。其他领导人，有的认为漆黑一片，有的提出“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就是因为他们一不认真学习马列、二不去下面调查研究，没有继续改造世界观。其实差不多也是这些人，在1958年推动建立人民公社时就犯过“头脑发热”的错误，其原因同样是这样两条。陈伯达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回顾了自己在1958年头脑发热的错误，毛主席还插了话，能够证明笔者的这一判断(见《毛泽东传(1949-1976)》)：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

　　“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

　　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

　　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

　　毛泽东：“还有吴芝圃。”

　　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里布置的。”

　　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毛主席开会纠正右倾

　　在1962年秋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随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说：

　　“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三十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三户五户的怎么办?二十户规模就是大的。”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可以看得出，毛主席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主张以小队为核算基础，目的就是从整个人民的利益出发，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上最根本的问题。但毛主席特别强调：

　　“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1962年夏粮增产较大，证明了七千人大会说做的形势判断。那些在西楼会议上和会议后判断悲观、甚至提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上层领导们，在事实面前都做了检查(有的还是很严肃的书面检查)。所以在形成《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后的会议上，毛主席在总结这场斗争时说：

　　“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设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在1962年力挽狂澜、煞住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之风，就不会有1962年至1964年的经济全面好转，农村就不会出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人民公社就无法获得全面的大发展，中国后来也就不可能有两弹一星核潜艇!

　　3. 人民公社和农业学大寨[13]

　　广大农民于1958年创造了人民公社，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发现、給予鼓励并在几年间摸索出其合理的组织形式和集体经济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自1964年又掀起了十几年持久不衰的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最终不但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穿问题，而且还支持了中国工业、科技、文教、卫生和国防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

　　1) 人民公社制度建设

　　毛主席自1958年10月就率先调查研究，然后又倡导领导同志调查研究，并在总结1958年以来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于1959年3月25日提出要搞人民公社章程，规范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形式[14]。在1961年1月13日结束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亲自指导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各自领导一个七人调查“大组”，深入浙江、湖南和广州三地分别调查人民公社问题。毛主席指示每大组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搞得好的生产队、另一个调查搞得坏的生产队，中间的暂时不要花功夫。毛主席随后分别与这三个大组以及相应省份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最后又与三大组调查研究人员在广州汇合，讨论和总结。毛主席说：

　　“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

　　毛主席在这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之后，又召开了多次中央会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终于在1961年3 月29日正式下发，即《农业六十条》第一版。

　　毛主席不但坚持要广泛征求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意见，还要求将修改稿再放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发现问题后再进行修改。这个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反复修改的过程又整整进行了三轮，第二版《农业六十条》于1961年6月15日正式通过，第三版于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毛主席称这是“向群众寻求真理”的过程。

　　毛主席这种“向群众寻求真理”的过程，在《毛泽东传(1949-1976)》相应章节有过详细的介绍，例如毛主席指导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在1961年1月至3月调查研究人民公社的全过程，例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也于4、5月份开始了调查研究。书中还引了毛主席因为见不到李井泉的报告，而在5月初催促他开展调查研究的信函，说明毛主席对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极为重视。正是因为这些领导干部们在那一时期的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获得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毛泽东传》还引述了毛主席在1961年1月重新发现他大约于1930年所写《调查工作》一文之后的大量谈话，帮助领导干部们明白如何做调查研究。

　　《农业六十条》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指导了人民公社的健康成长，保障了我国粮食等农作物持续增产，大大支持了轻重工业、国防工业和教育科研等事业的正常发展。

　　毛主席所设想的人民公社组织形式，除了发展农林牧副渔之外还要不断发展队办、社办企业，并将这些社队企业发展成广大农村地区走工业化道路的生长点。毛主席和党中央设想的正确合理性，被文革中、后期大批社队企业蓬勃发展的实践所证明。

　　反观改开以来，上层领导人们往往以为真理在自己手中，谁还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向群众寻求真理”呢?谁还像毛主席那样，为了确定一条政策而几轮反复地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呢?没有了，人民群众多少年都没有看到这样的领导了!

　　2) 农业贯彻八字宪法

　　毛主席研究了中国农业发展史和农业集体化经济的特点，亲自制定并反复修改了农业八字宪法，指导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发挥集体经济优势、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八字宪法最早出现在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的文件中，后来写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的一项决议中。以后的党政文件都曾长期地、频繁地引用八字宪法，使其在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中深入人心。

　　八字宪法的具体内容是：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规划土地利用)、肥(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工(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

　　八字宪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土”;毛主席还特别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即第三位的“水”(有的文件将“水土”调位)。也就是说“土”和“水”是八字中最根本的，是其它六个字赖以发展的基础，因此合称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显然，只有坚持和依靠农业集体所有制，才有可能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才有可能贯彻和实施八字宪法——这不是书斋里的“推理”，而是历史事实：

　　让我们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纲要》)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纲要(草案)》是党中央在1956年1月提出的，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于1957年下半年修改和补充，再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讨论初步通过，最后由《人民日报》发表、组织农民和全体人民讨论，其引用数据的态度十分严肃。《纲要》在提出农业生产发展目标时，以这样一组数据开头：

　　“…从1956年起的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

　　这说明，我国黄河、秦岭以北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在1955年时只有150斤。这几乎是中国早在北宋末年就已到的生产水平，为什么会停滞了千年?就是因为旧中国的农业千年来一直是个体单干，根本搞不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生产水平上不去了。

　　这也是新中国为什么必须搞农业集体化的根本原因。在农业集体化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马上制定《纲要》，依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面贯彻八字宪法，使得我国北方很多地区的农业单产，都在一、二十年间提升了几倍。

　　毛泽东时代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之后，在八字宪法指导下所搞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保障了农作物稳产、高产和国家粮食安全。即使在今天，那时搞的农田水利基本设施仍在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农业仍在受益、而且将世代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