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经济建设

　　2) 六次中央会议纠正“五风”

　　在完成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顺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党中央于1958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尽管在那之后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碰到了苏修挑起争端、撕毁大批合同并蛮横地地逼债，还遇到了领导人和广大群众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普遍头脑发热，但党和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逐步纠正了自己主观上的错误、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坚持三面红旗并建立和完善了工农商业、科技文教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方针政策。中国就此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发展之路，超越了历史上所有国家现代化的速度。但自改开以来，很多上层领导随便抹黑三面红旗，并掩盖了最关键的文献和史实，甚至默许敌对势力造谣中伤，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思想混乱。现在已经明白，这些上层人物其实早就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就是要借助否定三面红旗来否定中国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其在改开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制造舆论。

　　以下的白纸黑字历史记载是无法篡改的：

　　A. 六次召集中央会议

　　很多领导人在1958年头脑发热，也影响了毛主席，在8月31日结束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接受了高指标的建议。但毛主席自在10月分视察河北、河南时就发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混乱现象，继而又发现了工业计划冒进的问题，认识到必须开会“压缩空气”。为此，毛主席自北戴河会议两个月后就连续地召开了六次中央会议：

　　à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

　　à 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紧接着于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

　　à 转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

　　à 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且紧接着于4月2日至5日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

　　B. 着重纠正五风问题

　　在1958年11月2日至转年4月2日共五个月的时间内，毛主席频繁地召集了六次中央会议——两次中央全会、三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那么毛主席底都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毛主席认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一方面必须按照马列主义来分析和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将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当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天赐良机。

　　毛主席在第一次会议上率先做了自我批评(那时，“头脑发热”的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才刚刚过去两个月整)。在这些中央会议上，毛主席要求必须压缩空气、压缩工农业指标、缩短基建战线;要求必须坚持人民公社现阶段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性质”，并将人民公社化中所出现的问题既精辟又形象地概括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其中特别强调要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纠正其它四项歪风。为了教育各级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不得无偿占用、更不得无偿剥夺农民，毛主席在1959年2月27日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还讲过这样的话：

　　“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

　　看，毛主席是怎样看待“农民瞒产私分”的!如果党的领导干部们也都能向毛主席这样相信农民，不怕农民瞒产私分，反而从农民瞒产私分的现象中抓到问题的本质，那“五风”早就及时地纠正了，人民公社也就能更快地走上正轨了。

　　C. 给六级干部公开信

　　在频繁召集六次中央会议之时，三年自然灾害尚未出现，苏修也还没有撕毁合同和无理逼债。但是，毛主席认为纠正“五风”刻不容缓，因为“五风”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势必损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纠正五风”恰恰是党内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大好机会。为了将“纠正五风”一贯到底，毛主席生平第一次于1959年4月29日亲自执笔“党内通讯”，下发至党内六级干部(省、地、县、社、队、小队，简称“六级干部公开信”)。这里简述其要点如下：

　　a.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b. 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

　　c.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d. 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e. 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f.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g.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主席为何做出中共党史上如此空前绝后之举呢?显然是因为毛主席担心高、中层领导层层阻碍、令“纠正五风”无法贯彻。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有关章节，毛主席在1961年5月21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回忆到两年前的六级干部公开信。毛主席非但没有批评其他领导人，反而自责没有教育好干部、没有领导好：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

　　根据现在已经公布的史料，在1958年11月至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中国共产党不曾有第二位领导人像毛主席这样不余遗力地为纠正“五风”而奋斗。

　　D. 正确评价三面红旗

　　在1958年11月2日至次年4月29日间的六次中央会议和六级干部公开信，以及其后在各级干部中的贯彻，是毛主席在“纠正五风”方面所做的第一轮努力。毛主席还就所发现的农业问题和人民公社问题，分别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以及1960年秋做出了第二轮和第三轮“纠正五风”的努力。但是改开以来，居然有大批不良官员和御用学者不但隐瞒了毛主席三年三轮持续“纠正五风”的过程，不但抹杀了毛主席为纠正五风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反而居心不良地造谣说什么“毛主席大搞五风”!

　　关于人民公社，根据大跃进和纠正“五风”的经验教训，毛主席最早于尚未出现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3月25日就提出了要规范人民公社各级的组织形式，后来还具体委托邓子恢等人起草《农业六十条》。毛主席还在1961年6月提出了“城市也要搞几十条”，并委托邓小平等人起草《工业七十条(试行)》。这些条例尽管各有某些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帮助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克服“五风”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以及在其后长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工业方面：各种统计数据都表明，1958年后因自然灾害、苏修逼债以及国内纠正“五风”不及时等原因，而被迫收缩或缓建的大批工业工程项目，在1963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期间又都恢复了起来，并最终发展成为国家骨干工矿企业，加上1964年启动的大三线、小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工业基地建设，中国独立自主地建成了基本完整的和布局合理的工业体系。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是党和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不断认识和掌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过程，是党和人民坚持和高举三面红旗，因而在工农业生产、文教科技卫生、国防现代化以及这些方面的基础建设方面，独立自主地取得了长时期伟大胜利的过程——这是绝对不能随便冠以“斯大林模式”而横加否定的。

　　3) 五风屡禁不止谁应该负责

　　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党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普遍存在头脑发热问题。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党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普遍高涨，真心实意地甩开膀子大干;二是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骨干都还欠缺马列主义的学习，都还不懂得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认识其客观规律，或者说还不懂得将社会主义热情与科学的态度结合起来。毛主席最早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坚持以三年三轮的“纠正五风”、再“降温”和“压缩空气”，但这有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收到效果。

　　A. 出现集中饿死人事件

　　前述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笔撰写和发布了六级干部公开信，但很多地区将此公开信截留不予下发(官方尚未公开有关文件，说明那些地区为何截留公开信)。

　　个别地区虚报产量、“放卫星”，实际上达不到，却不顾农民基本口粮的需要而强迫超量收缴粮食，捅出了饿死人的篓子，其中最典型的是河南信阳地区。在六级干部公开信下发了半年之后，在1959年10月至次年2月，信阳若干个县发生了大规模饿死人事件，其首要原因并非缺粮，而是有关省、地、县委领导以反对“瞒产私分”为名从农民手中强征过头粮，后又安排民兵阻止农民外出讨饭!

　　设想：如果河南省、信阳地区及其下属各县都能原原本本地将毛主席致六级干部公开信传达至生产小队(一个小队才有20上下农户)，那么信阳地区各县的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肯定会大胆反对地、县领导的胡作非为，也就肯定会杜绝信阳地区的集中饿死人的悲剧。更加严重的是，信阳事件还向上级隐瞒了一年。是毛主席在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在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大区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农业汇报会上，即开始第三轮纠正五风时，才在会上听到河南省委汇报信阳事件实际情况的，其中真实的文字材料是迟至汇报会结束那一天才送到毛主席手上的。

　　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到底是如何能将信阳事件隐瞒了这样久的，或许是否他那一级曾向哪位上级领导汇报、又被那位上级领导隐瞒了的，现在均未公布。

　　在得知信阳事件真实情况后，毛主席马上气愤地定性：“信阳事件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毛主席和党中央还及时委派李先念、陶铸[12]等领导人去处理，对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及下辖几个县的责任领导干部分别給予严厉的撤职查办和刑事处置，煞住了这股恶风。吴芝圃本人也在1962年1月份的七千人大会之后被调离了河南省委。

　　B. 毛主席纠正五风最力

　　当时，即使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也大都对“纠正五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根据目前已经公开了的正式文件、讲话记录和知情领导人的回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毛主席不但是头脑最清醒的，而且也是唯一提出要“纠正五风”、并决心将其贯彻到底的。这显然也是纠正五风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重要原因，甚至是首要原因。

　　正是因为毛主席本人以及拥护毛主席的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努力，才得以基本上挽回或补救了因“五风”而造成的经济建设损失，不但保护了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且提高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使得我国农业自1962年得到全面恢复，并在其后二十年间几乎保持了年年增产。但有的领导人改开后却反思“大跃进”、指责“毛泽东头脑发热”，这是违背甚至颠倒了历史事实的。

　　有人说刘少奇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讲不能总是说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讲到“天灾和人祸”的问题。有人说毛泽东因为听到这些话而不满刘少奇，其实那些话都是毛主席早在一年之前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讲过的话：在那次会议上(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毛主席四次听取汇报时的插话表明，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规律已经达到基本正确的认识。例如在1960年12月20日第三次听取汇报时，毛主席有这样的插话：

　　a. “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关于成绩和缺点)

　　b.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一些，便没有估计对。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关于天灾和人祸)

　　刘少奇在一年之后的七千人大会上有关成绩和缺点、天灾和人祸的讲话，几乎就是在重复毛主席的上述插话。这恰恰表明，中央至此基本上达到了一致的正确认识。

　　C. 庐山会议与反右扩大化

　　有人说“五风”问题和个别地区饿死人问题，是因为毛主席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在庐山会议上错批了彭德怀，但这种说法与毛主席全力“纠正五风”的历史事实明显矛盾，尤其是与毛主席早在尚未出现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3月，就提出要规范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形式的历史事实相矛盾。其实彭德怀在7月庐山会议期间的所谓“万言书”，还远远达不到毛主席三个月前那封六级干部公开信“纠正五风”的力度。

　　事实上是彭德怀等在前几次中央会议上都没有跟随毛主席努力纠正五风，却在6月访苏时听了赫鲁晓夫骂中共、骂毛泽东的话后不予反驳，在尚未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情况下，就带着特殊情绪参加庐山会议，引发了两个立场、两条道路的争论。

　　毛主席主动承担了足够多的责任。现在出现的争议，实为某些领导人要否定社会主义、要掩盖历史事实、要栽赃毛主席。此外在毛主席去世后，官方为维护以后的某些领导人的声誉，至今尚未公布“庐山会议”的完整档案，证据如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前副主任的李捷，在中国社科院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的会议上做了报告。在报告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他明确地说出了这条原因：

　　李捷：我们单位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档案材料都有复印件在我们单位(他说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提问：您刚才说，把有些材料写进《毛泽东传》，会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请问具体是指哪些方面的材料?

　　李捷：前面那个不利也只能说到此为止，我不能再说，再说就犯错误了。……

　　李捷显然是在向记者表明：改开以来的某些头面人物，虽然在很多事件上负有责任，但为继续维护他们这些人的声誉，就不得不在《毛泽东传》中隐去有关的事实。

　　就目前已正式公开的文件来看，关键事件如反右斗争是如何扩大化的，大跃进刮五风的为很么迟迟难于纠正，1959年庐山会议是怎么回事，会议后为何还要在中下层“大反右倾”，等等几乎都有未公布的隐情，符合李捷的解释。

　　李捷曾因参与撰写《毛泽东传(1949-1976)》而获得了相当的好评，是因为他那时比其他的官方学者都更加客观一些。但他因为避免“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而无法碰“一些禁区”，那就势必掩盖了史实的一个侧面。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又互为表里的。因此，即使李捷参与编写并获一定好评的《毛泽东传》，也仍然因掩盖部分史实而影响了对毛主席的正确评价，甚至给了别有用心者以可趁之机。但是根据越来越多的亲历人回忆，有些事多少也能看出一些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