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 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央、大区、省市3级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他在其中写道： “可以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 12月31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的情况。他特别谈到不法资本家经常用给回扣等行贿手法收买拉拢国家工作人员。毛泽东说： “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即“五反”运动——笔者注）。” 12月31日晚8时，毛泽东因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便提笔在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上，写了一个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的批语： “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直步骤，务必‘在1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毛泽东写完批语后，才看到了刚刚送来的中南军区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军区党委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所属军内各级党委的指示，内中提出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一个是谭政12月30日15时关于将整编和“三反”结合进行给军委主席的电报。他又开始高兴了，立即指示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并给谭政写了一封信： “此件及12月30日15时电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盼望你们的捷报。” 此时已经是1952年1月1日凌晨2时了，毛泽东依然毫无倦意，又在信封上写了“尚昆派人飞送”这几个字。他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说道： “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 尔后，毛泽东一直工作到7时半，从12月31日上午11时算起，已经连续工作20个小时了，在卫士们的不断催促下，他这才放下文件，上床休息。 1952年1月1日上午8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1月1日下午5时半，毛泽东邀请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茅以升、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到颐年堂聚会。 6时半，毛泽东又和上述那些应邀者一起赶到怀仁堂，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新年团拜会。 毛泽东在团拜会上发表了元旦祝词，祝贺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胜利。他还说：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团拜会结束后，还有一场晚会。演出开始了，灯光渐渐地暗了下来，刚刚入场的华罗庚跟随服务员正在寻找座位，突然听到有人喊道： “华罗庚，到这里来坐。” 他顺着声音望去，隐约看见一个人正在向他招手，便走了过去，定睛一看，叫他的人竟然是毛泽东。毛泽东望着发愣的华罗庚微笑着说： “华先生，你好啊！” 华罗庚赶紧说： “好，主席好！我准备了一篇稿子，来得晚了。” 毛泽东让华罗庚在自己旁边的空位上坐下来，一边看演出，一边和他聊天；坐在旁边的梁思成也不时插上几句话。毛泽东聊到高兴处，伸出手拍着华罗庚的肩膀说： “华罗庚先生，你也是苦出身嘛，希望你能为新中国多培养些好学生。” 华罗庚十分激动，他连连说： “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一定努力工作，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镇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他读完初中便进入职业学校学习，由于交不起学费，读了一年半只好辍学，一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一边自学数学，1930年写出了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刊登在上海《科学》杂志上，轰动了中国数学界。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请还只有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工作和深造；后来，华罗庚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和深造。1938年他回国后被聘为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写下了《堆垒素数论》。1946年华罗庚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客籍教授、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毅然归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教授。这一次，他是来中南海参加全国政协一届2次会议的。 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调整与建设计划的报告》。聂荣臻提出的计划是：工程部队一共21万人，屯垦部队是19万人。 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报告，他在批示上写道： “以40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大有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40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 1月间，毛泽东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批准了中央军委提出的《军事整编计划》，把全国的武装力量划分为国防部队和公安部队，要求从1952年到1954年，国防军步兵部队从258万减为135万人，军兵种部队由61万人扩大到84万人，总部和各级机关由112万人减为38万人，军事院校由10.8万人扩大到12.8万人，全军总定额保持在300万人左右。地方部队95万人改编为公安部队。 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首次百万大裁军，裁军人数超过了150万人。 从1952年初开始，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组织了伪“人民会议”，从事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活动。他们在拉萨策动武装骚乱，进行请愿、示威，包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和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妄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时，把解放军赶出西藏。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对此时西藏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作了科学的分析，他指示说： “对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挑衅，西藏工委要领导爱国僧俗人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中央代表张经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写信，揭露伪“人民会议”的背景和险恶用心，迫使达赖喇嘛撤消了两个分裂主义头子的司曹职务，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立即解散。 张经武等人同时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十七条协议”，扶持和发展上层中的爱国力量，争取和稳定了大多数思想动荡、态度摇摆的上层人士，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稳定了局势。 1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他在这个指示中首先介绍了中央直属总党委的做法和效果。他写道： “中央直属总党委于12月31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1月1日至1月10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1月3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 接下来，毛泽东在指示中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10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俭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 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决定组织全国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和文艺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 1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和继续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的报告》作了一个批示。 北京市委在报告中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展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3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3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这一天，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关于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 1月9日，毛泽东接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在元旦寄来的贺年信。罗元贞在信中提出了他对毛泽东的《七律 .长征》诗的看法。他认为，第3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出现一个“浪”字，而在第5句“金沙浪拍悬崖暖”中又出现一个“浪”字，显得重复，且使“悬崖”的“悬”字缺乏诗意，不如把后一个“浪”字改为“水”、把“悬”字改为“云”好。 毛泽东觉得罗元贞的意见提得很好，立即把他原诗里的两个字改了过来，又给罗元贞教授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元贞先生： 1月1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 毛泽东 1月14日，毛泽东在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上批道：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1月15日晚8时半，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杨尚昆、杨立三、安子文、萧华、彭真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薄一波关于最近“三反”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了“三反”运动下一阶段的工作。 1月17日晚8时，毛泽东约请朱德、聂荣臻、粟裕，一起谈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生产和“三反”的问题。 1月18日，毛泽东在向各大军区转发陈毅的报告的同时，又复电给陈毅。 陈毅是在1月16日致电毛泽东，汇报华东军区“三反”运动的情况，他在电文中说： “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必须亲自到群众中去进行煽动，将毛主席指示交给群众，使他们从积压之下起来呼吸民主新鲜空气，我们在这方面是大胆地这样做了。”“从这次‘三反’初步斗争中证明了军中群众民主运动极可宝贵，证明了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如何找一个形式来经常保持群众民主的锐气，替部队防腐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将‘三反’纳入经常性的军中民主运动，和华东部队‘三反’是否可以如此分阶段做，不敢擅专请指示。”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三反’斗争应当照你所说的3个阶段去做，但请注意在第2 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既不嫌少也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这个建议极好。” 1月18日晚8时半，毛泽东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彭真、黄敬、刘澜涛。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天津的“三反”问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才结束。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