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民报》、《晨报》都载文高度评价了江青的演出。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江青的大幅剧照。 江青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女人，她的鼻子稍微上翘，嘴唇稍厚。但她的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目丹唇，笑起来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齿，挺迷人的。她从不搽一点粉，又不施脂，更无口红，完全是自然的青春俏丽。《民报》记者李成在采访她以后，称赞她在成了名演员以后，在舞台下“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此时的江青虽然已经成了明星，但她在生活上还是艰苦的，每个月就想着节省几个钱，补贴家用。所以她把大部分收入寄给母亲和姐姐，留下很少一部分自己花销。与她同岁的好朋友秦桂珍曾问她： “你怎么不吃水果？” 江青把手一摊说： “没钱呀！” 秦桂贞还发现，江青到了月底，一回到住处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秦桂贞问她： “吃过晚饭了吗？” 江青说： “没饭票了！” 此时，《娜拉》的导演之一张庚，迷上了江青，他曾说江青是他的人：“她是我的人，别碰她”。但江青却处处使张庚碰壁，无论他如何恳求，江青也不同意和他一起回家。有一次，张庚终于开口向江青求婚，遭到了江青直截了当的拒绝。张庚出于报复，就到处散步她的谣言。 当时有一个与江青同岁的影评作家马骥良，笔名唐纳，长得一表人才，多才多艺，为人热情，性格有点像吴语一样，软绵绵的，属于人们眼中的“奶油小生”。唐纳从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后来，又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在白色恐怖下，他仍然能主持正义，发表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好文章。他于1934年秋进入上海艺华电影公司，任编剧。 唐纳看了江青演的话剧《娜拉》后，就迷上了江青。 后来，江青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在《自由神》一片中，饰演了一个配角。袁牧之在自编自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时，邀请唐纳领衔主演，于是，唐纳便从“艺华”调入“电通”，同时主编《电影画报》。江青和唐纳在《都市风光》中，同时饰演角色，朝夕相处，两个年轻人日久生情是很自然的事。有一次，周扬告诉江青说： “蓝苹同志，你别跟唐纳走得太近，他很危险。” “没有关系，我能争取他过来。我发誓。” “党不需要这样的人。” “为什么？”江青盯着周扬的眼睛，轻轻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她说：“他一直参加着左翼联盟的工作，思想还是倾向于进步的。” 周扬说： “张庚和田汉同志向我再三强调过，唐纳和政府当局的某些要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动有什么反常吗？” 江青再次摇摇头，说： “不知道。” 唐纳真诚地爱着江青，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江青提出要结婚，都遭到了江青的坚决反对。江青由她父亲欺侮她母亲，联想到她所接触的一些男人，曾经得出了一个过激的结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江青的叛逆性格在《民报》记者李成采访她的时候，又一次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那是在1935年8月4日下午，李成在采访时问道： “小姐已经结过婚没有？” 江青笑嘻嘻地说：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地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是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总之……” 李成不等她把话说完，抢上去问： “小姐可否把爱人的名字告诉我？” 江青说： “这何必要管他呢？我总觉得我们，尤其是女人，更应该从重重的压迫之下觉醒过来，至少，也得要像娜拉这样，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把自己的力量充实起来之后再说，不要说恋爱问题，就是其它一切，都不难解决的。” 在上海有不少了解江青的人都说，江青看上去很俏丽淳朴，可她的性格就像一个男人。 江青对报纸上对她的炒作，并没有陶醉。她于1936年1月1日在《大晚报》上发表了《随笔之类》一文，提出了不同意“天才”一说的见解。她写道：“很明显的例子，如果让一个生活在洋楼，出入坐汽车，对于下级生活一点儿也不熟悉的小姐去扮演一个女工，试问能够成功吗？我并不是说小姐不能扮演女工，这只是说决定她的成功或失败的，是她的生活经验和她对于这个社会的理解，而不是所谓的天才！”“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个成功的演员，他不但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社会深刻的认识，而且他还需要许多工具——各种艺术理论、文学、科学等书籍，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更加深刻地去解剖并认识他周围的现象。” 1936年6月到8月间，江青先后从《文学界》杂志和《光明》杂志上，看到了以周扬署名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3篇文章。这个时期，江青也看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杂文，知道有以鲁迅为首的人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以周扬为首的人提倡“国防文学”之争。周扬以党的领导者身份组织围攻鲁迅。鲁迅称他们中的4人为打上门来的“4条汉子”。鲁迅说： “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恨起来了。” 鲁迅说周扬等人是： “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江青认为鲁迅先生说得有道理，周扬说得太霸道。联系周扬对唐纳的态度，反映了周扬等人“唯我马头是瞻”的作风：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汉奸，就是反革命。 周扬为证明他“国防文学”的观点，树立了夏衍的《赛金花》为样板，说这个剧写出了“时代的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是国防文学的一个标本。” 1936年夏季的一天，周扬、夏衍、张庚3人一起找到江青，商量由她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周扬开门见山地说： “中共中央的高层形势你大概还不了解。我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因为你是位年轻的党员，政治嗅觉比其他的演员要敏锐得多。 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12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目前的抗日高潮。 我们根据王明同志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实行阶级融合，把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最中心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已于今年春天自动解散了左联，着手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创作和演出关于‘国防文学’的作品。” 江青听着周扬滔滔不绝的讲话，心里想到的却是鲁迅对于左联解散和成立“文艺家协会”的辛辣的评价。只听夏衍接着说： “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 江青觉得这话特别刺耳，她微微一笑，说： “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我作为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事后对另一个女演员说： “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角演员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10个导演9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 谁知隔墙有耳，从此，性格倔强的江青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在周扬、夏衍、张庚选择由王莹主演《赛金花》的同时，一些流言飞语也满天飞： “蓝苹看不起王莹，想争这个角色，被我们拒绝了。”“蓝小姐到处搞三角恋爱，好多人都准备绑架她，放她血，她迟早是个惹祸的根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一向喜欢鲁迅杂文的22岁的江青，于10月2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悼念鲁迅先生》一文。11月15日，她又在《绸缪》月刊上又发表了《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一文。 江青描写了参加鲁迅先生追悼会的哀痛情景，她写道：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的时候，突然一种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一下！’” “由十万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在每个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1937年5月14日，江青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我们的生活》一文，用华丽的辞藻、激昂的情绪、独到的观点，给昏暗的上海演艺界投入了一丝光亮。她在文章中鞭笞上海戏剧界环境的罪恶，责骂某些导演把演员当玩物，痛斥了“演员就应该过糜烂的生活”的陈腐观点。江青宣称演员应该是创造者，要把自己训练和培养成像钢条一样坚不可折。 她认为：戏剧应该是改良社会的手段。当前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警惕依恋旧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新剧运动。 她认为：左翼戏剧不能像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 江青最后写道：“为什么要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们从那陈腐的恶劣的环境中跳出来，踏上新阶段，经自己融化在纯正的、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剧活动中。” 此时，倔强而叛逆的江青，已经厌烦了唐纳的无休止的纠缠，厌烦了报纸上纷纷扬扬的桃色渲染和那些道貌岸然的无耻文人的攻击。她不愿意做阮玲玉第二，她向自己所属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谈了不愿再当演员的想法，要求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王洞若也明白江青的处境，了解她的苦衷，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立即着手进行联系。王洞若写信给在西安的徐明清说： “李云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这对于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年轻女党员是不适合的。如果离开这个环境，她会有很好的发展，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 王洞若还告诉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江青在离开上海前，兴奋地告诉与她同岁的好友秦桂贞说：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1937年5月份，江青离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回到济南。此时，她的姐夫已经去世，她与母亲、姐姐团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车，跨上奔赴延安之路。 如果说不满17岁的江青，离开济南投奔青岛大学的老师是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话，那么，此时23岁的她，投奔延安则是决定了她死无葬身之地的人生归宿。 （摘自《毛泽东大传》 第四卷风流人物 第126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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