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青从青岛到上海 （1933年7月至1937年5月） 话说在1933年7月，中共青岛市委遭到了严重破坏，市委书记祖茂林和俞启威被捕入狱，王韬只身逃脱。从此，江青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夏末秋初，江青拿着几十元的积蓄，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她要到上海寻找中共党组织。 江青一路上心绪不宁，加之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一路上向她大献殷勤，江青看出他是不怀好意，就更加愁烦了。此时，使她更想不到的是，在前面等着她的那些混迹于十里洋场的一些人，更把她看做一块大肥肉。殊不知这个不到20岁的年轻女子，竟是一朵刺儿玫。于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终于酿出了一段几十年恩恩怨怨的历史公案。 话休絮烦，先说江青一到上海，就有人来接她。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拍摄了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著名导演史东山。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来接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叫来的出租车，慌乱之中竟把一件行李忘在甲板上了。 江青到了上海才知道，中共临时中央已迁往江西瑞金根据地，上海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田汉、阳翰笙等人，整天东躲西藏，根本找不到。这样，江青只好暂且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魏鹤龄家里住了下来。 江青通过在上海的俞珊的引荐，终于见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田汉，此时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江青来到田汉家里，田汉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 后来，江青到廖沫沙家借宿，江青说： “你不住在家，我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不可以？” 廖沫沙说： “我的内人回湖南马上就要回来了，她来了你就不能住了，她没回来之前你可以住。” 廖沫沙的爱人回家后，发现江青住在他们家里，很不高兴地对廖沫沙说： “我们马上找个地方搬家，不住这里了。” 她几乎不容廖沫沙再拖延一天，立刻就要跟着他去另租房子。他们当天在另一条弄堂里找了个过街楼，回去收拾东西搬家时，江青又问他们搬到哪里了，还说： “过几天我再去看望你们。” 廖沫沙原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没有想到过几天真的找上门来说：“廖先生，田汉干扰太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 廖沫沙指指后面的橱房说： “那你只能住那儿了。” 江青闻言，大为不悦，说： “我先到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 说罢转身离去，再未登门。 后来，江青又见到了周扬和阳翰笙。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年出生，湖南益阳人。他皮肤很白，发亮，一看就知道保养得很好，只是因为保养过度，满脸长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锦上添花。”1931年，周扬在上海开始从事文化工作，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刊》。1935年，担任中共上海执行局文委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参与领导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 江青她急于汇报自己在青岛的革命经历，恳切地提出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这一来是因为漂泊不定，不能长期寄人篱下；二来也是手头拮据，急于找到工作。但是周扬和田汉却非常谨慎，对于并不太了解的江青，他们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只谈一些江青在演艺方面的设想，闭口不谈了解和接纳江青的组织关系。 倒是田汉的五弟剧联成员田沅对江青一见钟情，他提出要江青到他工作的“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无奈，只好以“李鹤”的名字先到上海西部北新泾镇晨更工学团找到了一份工作，结束了1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 “晨更工学团”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一所专为贫苦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后来成为王观澜夫人的徐明清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 江青在晨更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这里聚集着一批热血青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在这里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共产党员王洞若、徐明清，还有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的左翼联盟的陈企霞，也都在这里工作。 由于周扬、田汉等人没有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了解和接纳江青的党组织关系，江青不得不在晨更工学团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她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社。后来徐明清看江青表现不错，又作为她的介绍人，介绍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34年9月，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通过关系，了解到江青在青岛入党的情况，由孙达生为介绍人，重新吸收江青入党。党支部书记王洞若和她谈了话，这才使江青又回到了中共党的怀抱。 江青在晨更工学团不开心的事，就是田沅不顾环境，老在她屁股后头追着，弄得大家议论纷纷。江青就贸然给田汉写了一封信，说：“请把你弟弟调走吧，我不能工作了。”后来，田汉就把田沅调走了。 1934年，上海爆发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党、团组织只好进行转移，江青被安排到北平去暂避风头。 江青在北平待了3个月，到北大当了旁听生，系统地听了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 1934年5月底，党组织通知江青回上海，在一所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化名张淑贞。这所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是由中共党组织控制。 江青在这里度过了她在上海时期最愉快的时光。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们中间传唱；她拉的婉转悠扬的二胡声，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她用张淑贞的名字公开发表了《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和珊》等等文章。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人也认出了她。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江青来上海时，他也参加了送行。一晃1年多，两人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江青回到夜校后，向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作了汇报。王洞若说，他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的组织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江青第二次和乐若见面时，因为彼此通过党组织相互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多了。乐若说江青不被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交代说： “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 江青回去向党组织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她很多注意事项。江青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见面，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此时，特务出现了。 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叫声“快跑！”一溜烟逃脱了。江青由于路径不熟，被特务抓住了衣服。她大声喊： “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 特务一巴掌打在江青的脸上，鲜血顺着嘴角流出来。江青仍然拼死挣扎，大声说： “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证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就往警察局走。眼看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经黑了，江青装作滑到，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那张秘密表格放进嘴里，吞到了肚子里。 在警察局里，特务头子一听乐若跑了，只抓了个不知政治情况的女人，大发雷霆。 江青在看守所里已经完全冷静了下来。她知道特务们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的罪的。无论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散步被抓的，自己有正当职业，是学校的老师。同在一个房间的一个女工学员，是江青的学生，马上就要无罪释放了。江青托她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捎信，说明情况。 因为没有查出江青有什么罪证，由于地下党组织托左翼联盟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出面保释，江青于1934年12月初被释放了。 江青出狱时骨瘦如柴，发着低烧。党组织安排将要回浙江临海县溪路乡南坳村探亲的徐明清，将江青带到她的老家治病疗养。 1935年2月初，已经康复的江青要求回上海。徐明清向组织作了汇报，认为现在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于是，江青回到济南，探望了母亲和姐姐。又在北平一直待到1935年5月。 此时，江青接到中共党的外围组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通知，要她以演员的身份回上海工作，化名为蓝苹。这是因为，党组织考虑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有江青两个熟人，一个是演员魏鹤龄，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个是导演万籁天，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老师。由他们二人向协会举荐，顺理成章，不会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尽管江青想从事工人运动，不愿再去演戏，但这是组织的决定，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江青回到上海后，正赶上协会筹备外国话剧《娜拉》，编剧导演经过测试，决定由赵丹、江青主演该剧。江青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状态，反复阅读鲁迅1923年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与娜拉一样具有叛逆性格的21岁的江青，在演出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轰动了上海话剧界，公演持续了一周，整个金城大戏院天天座无虚席。鲁迅先生也曾去观看了演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