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拾萃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年12月22日起在全国发行。全书共6卷，近300万字。网友如欲邮购此书，请联系：010 6528 0998 或 010 6523 9475. 每套6卷，定价390元，免收邮费。 一、前言 在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这套《年谱》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思想、实践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资料，我们可以从中挖掘毛主席各个方面的思想、精神和实践。本文试图挖掘毛主席在解放后这些年里是怎样处理党内矛盾斗争的。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在这样一个国度中，怎样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怎样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课题。毛主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探索这个问题。他根据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探索出一条思想路线，即反对主观主义，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还有一条组织路线，即反对宗派主义，同时也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提倡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从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写下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又写下了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这代表着他在组织路线方面的理论探索。从井冈山时期的三湾改编，到延安整风，这代表着他在组织路线方面的实践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继续坚持和贯彻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反对宗派主义这两条路线。在思想路线方面，根据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提出既要反对教条主义，更要批判修正主义。在组织路线方面，毛主席解放后又提出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后来又提出“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本文针对毛主席怎样处理党内矛盾斗争这一题目，从《年谱》中尽量挖掘相关事实材料，同时阐发毛主席在这方面的言行和思想方法，以便和读者一起获得一些启发。以下引用的事实和毛主席语录，均注明第X卷、第X页，指的都是《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的相关卷和页。 二、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但坚决反对暗中的小集团 毛主席历来是坚持原则的，在路线问题上从来不含糊。他有一句大家都知道的名言：“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第6卷第348页）但是，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从来当仁不让，是不是就不容许任何不同意见呢？不是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出现了“彭黄张周”集团，毛主席逝世后的主流舆论说那是因为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大跃进提意见，毛主席容不下彭德怀的不同意见，才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有的人还说，彭德怀只不过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已，就因言获罪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我们在《年谱》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件事情。1959年7月26日，毛主席向庐山会议的参会者批转了一封信，写信者叫李云仲，当时国家计委的一名厅级干部。毛主席在批示中说，这封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方面的材料感兴趣，而对于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感兴趣。李云仲信中认为，党在大跃进中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错误，原因就在于1957年反右时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 毛主席在批示中指出，李云仲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毛主席又同时指出，李云仲这位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满清热情地给中央同志写信。毛主席还指出，李云仲信中对于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的批评，是中肯的。（第4卷第118页） 从毛主席对李云仲这封信的态度，足见毛主席并非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尽管毛主席认为李云仲信中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仍对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是满腔热情地给中央同志写信”的态度表示赞赏。但是对“彭黄张周”就不一样了。 1959年7月30日，毛主席在庐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列席。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彭德怀的信，是要修改“总路线”，锋芒是攻击中央；彭德怀有野心，个人风头主义很危险。（第4卷第125页） 1959年8月2日，毛主席给张闻天写信。张闻天，毛主席的老战友，1935年遵义会议时是支持毛主席的一个重要人物。1936年张闻天和任弼时、王稼祥一起到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对共产国际最终承认毛主席的领袖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毛主席1959年8月2日给张闻天写信，是因为张闻天也陷进了彭德怀问题。毛主席的这封信，说张闻天“陷入了军事俱乐部”。毛主席的这封信在《年谱》中有记述（第4卷第131页），但过于简单。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可以看出，信的开头，毛主席就以一种既亲切又责怪的口吻对老战友说：“怎么搞的，你也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第399页）可见，毛主席断定，“彭黄张周”有一个“军事俱乐部”，一个党内的小集团。对于这一点，毛主席是绝对不容许的。 三、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与人为善 前边讲到毛主席允许别人表达不同意见。实际上，毛主席也允许别人犯错误，允许别人改正错误，从来不把犯错误的同志一棍子打死。 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是大家都知道的。毛主席逝世后，主流舆论散布一种说法，好像当初毛主席并不原谅“二月逆流”，只是在林彪叛逃之后，毛主席为了争取原来的一些老将老帅，才说“二月逆流”不算错误，甚至要给“二月逆流”平反，等等。实际情况是怎样呢？1969年3月15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九大”准备工作时，毛主席说：“我主张报告（指“九大”政治报告——引者注）不讲二月逆流，他们有些气，也是可以原谅的嘛，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都是公开讲出来的，要允许他们上九大的主席台。”（第6卷第234页）可见，毛主席从一开始就认为“二月逆流”是可以原谅的。 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编印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基本看法》，该文分析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7月2日毛主席委托王海蓉向外交部党组转达了对该文的批评意见。7月4日，毛主席同张春桥、王洪文就“十大”报告起草问题谈话时，再次谈到这篇文章，说这篇文章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与中央历来的、至少是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7月5日，外交部党组就此事写出检讨报告，并经周恩来报送毛主席。7月15日，周恩来报送外交部文章《〈新情况〉153期的错误何在？》，毛主席审阅时，删去了文中“受到中央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周恩来在附信中说：“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主席批示：“检讨不要写了。”（第6卷第484—487页）可见，毛主席一方面坚持原则，指出了外交部文章错误之处，另一方面又没有揪住不放。 即使对于刘、邓这些犯了严重路线错误的当权派，毛主席也历来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耐心引导他们改正错误。1966年10月22日，毛主席审阅邓小平报送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时批示：“‘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第6卷第5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邓小平是多么耐心细致、多么仁至义尽。 1966年10月24日，在召集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时，毛主席在谈到刘、邓时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其中‘不准革命’那一章。”也许毛主席这时又考虑到怕参会的各地领导同志回去责怪青年学生，因此又同时指出：“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第6卷第6页） 1975年1月21日，在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之际，毛主席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时提到邓小平，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不应一棍子打死。”（第6卷第634页） 四、对于阴谋诡计、搞分裂，毫不留情 毛主席为什么对犯有严重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走资派刘邓，还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呢？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谈到一线、二线问题时，说刘邓在一线搞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而且“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但是毛主席又说：“刘邓是公开搞的，不搞秘密的。”（第6卷第6页）可见，错误再严重，只要是公开犯的，毛主席都允许改。 而对于在党内搞阴谋、搞分裂，毛主席的态度是，对于这一类人，也允许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但是对于这一类人和事，毛主席更加厌恶和愤慨。 建国初期的一次党内路线斗争就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在揭露高岗问题时，毫不留情地指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第2卷第211页） 1954年9月1日，毛主席在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的通报信中指出：“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3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第2卷第273—274页） 1955年3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是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第2卷第357页） 以上是毛主席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性质的揭露。 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到“高饶反党联盟”时特别指出：“在原则性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了这个距离。”（第2卷第360—361页）这一席话，是毛主席分析有些党员干部在“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也是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的原则对全体党员发出的殷切告诫。 文革后期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事件，也是解放后党内一次重大斗争。1971年夏秋季节，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同各地党政军领导人谈话。例如1971年8月25日在武汉同华国锋谈话、28日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时都指出，林彪、陈伯达在庐山“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8月16日同刘丰谈话、17日同刘建勋、王新谈话时还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第6卷第389、392、395页） 五、搞阴谋、搞分裂，无论其表面上打什么旗号，性质都是右 我们知道，建国初期，刘少奇、薄一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新税制问题上表现出一连串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而高岗在这些问题上，也是批评刘少奇、薄一波的。例如1953年6月13日到8月13日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高岗就利用党中央、毛主席批评新税制的机会，制造流言蜚语、开展分裂活动。（第2卷第113页）尽管高岗在新税制问题上也批评薄一波的右倾机会主义，但是1954年2月28日毛主席在审阅、修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时，仍把高岗确定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认为高岗的活动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第2卷第223页）也就是说，把高岗问题的性质，定为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还知道，林彪在反对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过程中是支持毛主席的，而且林彪还搞什么“四个伟大”，鼓吹毛主席是天才，整天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林彪叛逃之后，怎样清算和肃清林彪的流毒？批林整风运动中是反“左”为主还是反右为主？1972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通过江青转信给周恩来、张春桥，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请示报纸宣传工作中怎样把握。信中还认为，这不仅是宣传方针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批林整风运动如何进行的问题。（第6卷第456页）实际上，王若水来信的意思，是认为应该批“极左思潮”。12月17日，毛主席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开会时指出：“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毛主席明确指出：“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第6卷第458页） 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今天的一些朋友是怎样套用这句话的呢？他们认为，看一个人，只要看他表面上打什么旗号、声称什么观点，就可以断定他的思想路线正确与否。例如，如果有人打着颂扬毛主席的旗号，这个人的思想路线上就肯定是“毛派”。再例如，如果有人声称批判改良，这个人就肯定是革命派，如此等等。 实际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句话，恰恰是毛主席在阅批叶群的检讨时写下的。（第6卷第348页）当时林彪、陈伯达阴谋活动已经漏出马脚，陈伯达、吴法宪、叶群已经被责令写检讨。这时，毛主席在批阅叶群检讨时写下这句话，怎样理解呢？其中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指的是什么呢？恐怕不是指“你是否拥护毛主席”，而是指“你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不是指“你对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态度如何”，而是指“刘邓打倒了，你是要维护和巩固‘九大’以来的大好局面，还是要破坏这个局面”；总之，不是指口头上怎样表白自己的政治态度，而是指看具体行动。 （本网有删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