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

　二、自由贸易使我国科技创新日益丧失价值链高端产品的国内市场自主权

　　价值链高端是科技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突破的基础和平台，但是，由于我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国际分工一直被压制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造成了贸易顺差过大等外贸结构的严重失衡，目前已经形成了低端产品出口大量过剩和高端产品大量进口的不利局面，核心技术突破因缺乏市场的诱导和丰厚利润的刺激，在我国长期受到严重压制。低端产品出口的大量过剩造成了恶性竞争，企业之间竞相削价，从而在过去十多年内造成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严重恶化，陷入了“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为了解决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特别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我国政府在2010年采取了“扩大进口战略”。“扩大进口战略”首先扩大的是先进技术设备进口，而且并无进口替代的战略考虑，因此，这无疑将使我国的进出口结构进一步被固化在“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坏贸易”结构中，使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困局进一步被强化，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是非常不利的。如果现在不终止“扩大进口战略”，实施笔者所建议的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战略，那么，这必将使我国在这种“坏贸易”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我国科技创新赖以生存的价值链高端产品国内市场的自主权将大部分被剥夺。[⑥]

　　笔者对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说明，由于民族工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被跨国公司所“虏获”并在国内市场上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普遍陷入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之中。所谓“高端产业低端化”是指仍旧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不计生态环境代价等低端要素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分工，这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全丧失了它在发达国家崛起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仍是信奉自由贸易和依赖发达国家核心技术的“洋务运动”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对这种发展模式进行革命，我国必将痛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⑦]

　　从发达国家成功崛起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我国要摆脱“高端产业低端化”的困境，就必须拒绝加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价值链高端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拒绝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利用国内巨大市场规模为价值链高端的自主创新创造领先市场，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价值链，这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条件。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普遍接受了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从没有认识到价值链高端环节对国富国穷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国把价值链高端的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而陷入“高端产业低端化”的根本原因，从而使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成为他国高端产品“做嫁衣”的工具。

　　例如，韩国和芬兰这些小国由于国内市场狭小，20世纪80年代在信息技术范式迅速变革的时代不得不主要通过国际市场为其技术创新提供动力，但他们却是在保护国内市场(芬兰在1987年之前禁止外国电子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情况下，通过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并从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价值链高端入手切入全球价值链的，而全球自由贸易特别是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则为其价值链高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按照“分工(技术创新)受市场规模限制”的斯密定理，如果各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也就没有中国低端产业价值链为其高端产品提供市场，那么，由于国内市场狭小，韩国和芬兰的高端信息技术创新根本就不具有取得成功的机会，正是全球自由贸易特别是中国开放广阔的国内市场为这两个国家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价值链高端发展战略提供了根本性的市场保障，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成了他国高端产业发展的垫脚石。

　　我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一直在推动我国政府建立作为现代版“大东亚共荣圈”的“中日韩自贸区”，现在，他们又在大力鼓吹加入美国围堵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如果政府被他们所误导，那么，TPP将导致美日韩的高端产品大量涌入我国，我国产业价值链高端将更全面地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控制，科技创新的空间将极度被压缩，我国将完全丧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能。[⑧]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和2010年开始实行的“扩大进口战略”实质上仍沿袭的是洋务运动的思想路线：通过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达到“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然而，洋务运动的失败教训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都说明，现代化是买不来的，一国从国外购买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越多，该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就会越拉越大。

　　三、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是“新洋务运动”新的和突出的特征

　　上述讨论已经说明，在自由贸易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关税保护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着技术、生产率、品牌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绝对优势，必将摧垮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高端产业，这就是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其历史上从落后走向发达的过程为什么都采取了贸易保护的原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如果对外资不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更加轻而易举地摧垮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高端产业，这是因为，在存在自由贸易但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将不得不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发达国家产品的竞争力;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其绝大部分价值链高端产业在没有走出国门之前在本土上就被发达国家直接剿灭了。

　　上述情况就是过去二十年间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国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应有的产业政策对作为“幼稚产业”的本土高端产业进行保护，反而对外资采取了税收优惠、廉价出让土地、压低劳动报酬、降低环保要求和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等一系列对中资企业极其不平等的政策，大力引进外资，从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形成了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那么，是否中资企业天生就竞争不过外资企业，因而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呢?路风和余永定的研究说明，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之所以比中资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竞争力，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挤出效应和政策扭曲。一方面，挤出效应是指占据技术和生产率等诸多绝对优势的外资获得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而许多中资企业由于无法在获得这些项目上与外资竞争，只好把资金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尽可能地增加投资量，这是中国始终不能摆脱外延式增长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在华外资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较高赢利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中国为吸引外资而执行的一系列超国民待遇的政策扭曲环境所造成的。[⑨]这两方面的原因都说明，绝大部分中资企业在本土上竞争不过外资企业与中国政府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那么，中国经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这种高度依赖是如何形成的呢?路风和余永定引用岳健勇、黄亚生、周黎安的研究成果对此进行了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处于转轨和发展的双重矛盾之中，多种瓶颈致使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体制的转变，无法像急于加快经济增长的决策所期待的那么迅速。于是，借外资之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并摆脱无法在短期内克服的体制改革之困，就成了引进外资的重要动机。当保持高增长率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后，以当地GDP增长绩效作为衡量政绩标准的“晋升锦标赛”，更使各地“招商引资”的竞争成为不计成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大动力。[⑩]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注意到，我国货币主权的丧失是造成各级地方政府不计成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外汇占款成为人民币发行和信贷的基本途径时，地方政府只有搞到美元，才会有发展的资金;而搞不到美元，该地区将因缺乏资金无法发展，国家货币主权的丧失驱动着地方政府疯狂地引进日益控制中国经济的外国直接投资。

　　显而易见，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来自实践的经验证据，都证明外资企业不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组成部分。路风和余永定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产生依赖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政府把依靠外资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这个结论可能会令某些人震惊，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不可争议的现实。2006年1月我国提出的自主创新战略不仅没有遏制这种趋势，反而遭到了在社会上流行的下述论调的坚决抵制：在华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在华外资企业的创新就是中国的自主创新。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就必然会成为目前“新洋务运动”新的和突出的特征，因为在1861-1894年的“洋务运动”时期，晚清政府也没有把外资企业看做是自己的企业。“买办”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盛行是史无前例的，它竟然使中国各级政府都沦为了外资的买办。

　　对待外资的不同态度是决定晚清“洋务运动”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因素。近代史上，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炮舰政策的胁迫下，日本和中国一样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因此，对外资的不同态度就成为两者之间产生重大差别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由于日本人痛恨为外国人办事的本国人，所以，在当时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买办利益阶层生存的土壤。对明治政府来说，不论是发展军工产业还是民用产业、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日本领导者们恐怕日本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没有引进外资。”[11]而对于已经进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明治政府的目标也很明确：通过支持日资企业，把外资企业排挤出日本，例如，日本政府通过扶植和资助三菱汽船会社，在19世纪70年代打败了势力强大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大海运公司“P· O”公司，把外国势力全部从日本沿海航线上彻底赶走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不仅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满清政府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是在1911年废除外国列强强加给日本不平等条约的前提。

　　但与日本对外资的态度不同，满清政府的目标却是“稍分洋商之利”，并给予洋商、洋货“超国民待遇”。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外国资本不仅在“洋务运动”时期控制了晚清的大宗产品出口，而且在满清国内获得了“超国民待遇”，正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的，“自道光二十二年[12]大开海禁，……洋人各货……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托其出名认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同一洋货，在洋人则无厘捐，在华人则纳厘捐”。[13]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满清的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怡和洋行签订的“齐价合同”不仅使这两家外资企业的实力大大超过轮船招商局，而且也因其合同的垄断性质扼杀了其它民族资本发展现代航运业的可能。[14]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这种依附于西方列强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其教训值得“新洋务运动”时代的我国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