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撤军问题提出的新方针，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他写道：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日成首相的同意。” 据此，电报中要求南日在25日的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即： “其它有关停战的问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7月23日至28日，《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后来，又印成小册子发行。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实际上为武训历史作了结论。 7月26日，停战谈判双方通过了一个5项内容的谈判议程：1、通过议程。2、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终于进入了实质性谈判阶段。 7月28日，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介绍了武训调查团的工作，她还肯定了4月份报刊上对电影《光荣属于谁》的批判。 7月，邵力子从淮河流域视察回到北京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没过几天，毛泽东亲自给邵力子打电话说： “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1951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文章说，影片用改良主义代替人民革命行动，用个人苦行代替群众斗争。影片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不用触动旧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要破坏旧社会的政治制度，只要在人民中普及文化教育，只要有武训这样的苦行，就可以根本改变人民的被压迫地位，用不着进行群众的革命武装斗争。 批判者认为，许多人赞扬武训和《武训传》并为“武训精神”深深感动，是由于歌颂者头脑中的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在作怪。他们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不问武训的行为对哪个阶级有利，抽象地颂扬他的“奇操苦行”、“清风亮节”，混淆了革命同妥协投降的根本区别。这种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正是旧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也是他们之所以颂扬武训的思想根源。 影片把武训的忍气屈辱的“苦行”涂上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色彩，把武训到处下跪磕头的行为同他“办个义学为贫寒”的“高尚理想”结合起来，产生了特别强烈的迷惑性。所谓“武训精神”正是被反动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8月8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迫于舆论的压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他在批判《武训传》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为批判运动作了肯定性的结论。 后来在 8月26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8月间，毛泽东召见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解决他们和山西省委及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之间持续了将近半年的争论问题。 原来早在1951年3月间，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于4月17日给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山西省委的这一意见，遭到了华北局和刘少奇的反对。5月4日，华北局在给山西省委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消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5月7日，刘少奇在中共第1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的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说，用合作社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6月3日，刘少奇在同华北局的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和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等人谈话中又说：“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 山西省委在农村夏收以后，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事实材料，上报给华北局和中央。7月3日，刘少奇为转发山西省委的报告，在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消弱直至否定私有制，把农村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给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作报告时又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地、慢慢地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他。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地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 山西省委和华北局及刘少奇的这一场争论，毛泽东因为一直忙于指挥抗美援朝的种种事务，所以根本不知情，当他一发现这场争论，马上就把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叫去谈话，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刘少奇提出的“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观点。据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马上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至此，围绕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终于结束了。陶鲁笳等人在这场争论中始终能够坚持原则，不唯上、不让步，实在令人钦敬。 这正是：直道为良谋，精钢不做钩。为民谋幸福，哪怕风雨稠。 浩然有正气，高压难低头。斯人留亮节，千古说风流。 后来，陶鲁笳从1953年7月起开始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5月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60年10月任中共华北局书记，1965年9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同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 再说1951年夏季的一天，因为无风，天气闷热。中午刚过，毛泽东上穿细沙织成的背心，外面罩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衣，领口松散着，两只袖子卷到肘弯处。下着一条浅灰色的、宽大而长的单裤，坐在院子南边树下的一张藤椅上乘凉。他那高而宽阔的前额上，布满了细细的小汗珠。 毛泽东把双臂放在藤圈椅的扶手上，线装的书卷握在下垂的左手里，右手夹着一个插着半截香烟的烟嘴，苍白色的烟灰已经有1厘米多长了。 王鹤滨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用右手朝右前侧的藤椅伸了伸，示意他坐在自己的身旁。王鹤滨怕打扰毛泽东的思绪，轻轻地坐下来，陪着毛泽东静静地坐着。 此时，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因为提到了蒋介石而争执起来，李敏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讷也坚持自己的看法： “蒋介石不是中国人，因为他太坏。” “他是中国人。” “他不是中国人。” “他坏，他坏也是中国人呀！” “他是坏人，坏人就不是中国人！” 姊妹俩争执不下，就想起了爸爸，他们认为爸爸学识渊博，世界上没有爸爸解答不了的问题。李讷说： “咱们找爸爸去，让爸爸评评谁说的对。” 李纳说着就从菊香书屋的通道中向院里跑去，李敏也紧紧跟在后面。 李讷束着两条小而短的辫子，并排在脑后。李敏也束着两条辫子，浓黑而粗长，辫梢搭在双肩，用蓝色的锦缎带打着蝴蝶结。姊妹俩在白色衬衣的翻领下都系着红领巾，妹妹穿着刚刚过膝的小裙子，姐姐的裙子较长，裙边的下摆拖到了脚面。跑在前面的李讷，白皙透红的鸭蛋型脸庞上，嵌着两只大而发亮的眼睛。跑在后面的李敏，皮肤略黑于妹妹，瓜子型的脸，黑黑的大眼睛，有两道比妹妹浓黑的双眉。 李讷先跑到毛泽东跟前，喘着气，蹲下身子，双手扶着爸爸的双膝；李敏来到爸爸的身后，双手搭在藤椅靠背圈上，从爸爸的右肩伸过头去，望着爸爸笑笑。 “爸爸，你说，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姐姐说他是中国人！” 急性子的李讷一边问，一边用两只小手掌使劲地摇晃着爸爸的双膝，急切盼望得到爸爸的回答。毛泽东俯视着膝下的小女儿，面带微笑地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敏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高兴得撑着藤椅背圈，用力向上挺挺身子，有意让妹妹看看她得意的神态。李讷急了，把小嘴撅了起来，不服气地又问： “蒋介石那么坏！他还是中国人？” 毛泽东认真而耐心地说： “蒋介石确实很坏，但他还是中国人。现在他跑了，跑到我们中国的台湾省去啰！”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口烟，又轻轻地吐出来。李敏就怕闻到烟味，用手把飘到她面前的烟左右拂开。毛泽东带着沉思，像是对女儿、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想要他，我们还不给哩。” “那为什么不给外国？” “因为，他是中国人！” 毛泽东说完，乐呵呵地笑了。李讷这才明白了，中国人里也有坏人。姊妹俩得到了答案，心满意足了，又一前一后地跑开了。 关于蒋介石的话题引起了毛泽东沉痛的回忆，他以低沉的语调对王鹤滨说： “蒋介石杀死了我的夫人杨开慧，杀死了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还杀死了我的妹妹毛泽健和我们毛家的毛楚雄。蒋介石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优秀的中华儿女、革命志士！蒋介石也曾悬赏要我的头！” 他说着，将手中的烟嘴用食指弹了几下，使烟头上的灰落入烟缸中，将烟嘴放入嘴中，慢慢地用力吸了一口，继续说： “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没有杀他，还是把他放了。” 毛泽东凝视着前方，沉思着，从他口中吐出来的烟，在眼前形成了层层上升的薄薄的烟幕。他说： “我在青年时代，有着一个抱负，觉得中国这样衰落下去是不行的；但我那个时候尚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曾在程潜的部队里当过兵，站过岗，放过哨，受过军事训练，在部队里的时间很短，就离开了，我发现那个时候当兵，并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 他停顿了一下，吸了两口烟，接着讲： “我到了北平，临时在北大红楼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图书馆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便利，使我能阅读到很多的书籍，在这里我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势是非常好的哟，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那个时候，如果党内有个好的领导者，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革命取得胜利就会比现在要早好多年，少牺牲多少革命的同志啊！”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轻轻地吐出，一缕青烟向上袅袅地飘起。他非常痛惜地接着说：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把革命的大好形势断送了。他不要农民，不要武装，当蒋介石向我们杀来时，毫无抵抗力量，许多革命志士死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代价是巨大的啊！大革命的失败，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20多年。 那时的革命者尚很幼稚，对当时党内的大人物陈独秀，未能阻止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虽然有很好的革命成功的客观条件，革命还是失败了。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果实断送了，他本人也被蒋介石抓进了监狱。陈独秀出狱后，曾向党中央写过信要求回到中央来……” 王鹤滨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忍不住插嘴问道： “主席，中央答应他回来吗？” 毛泽东又吸了两口烟，说： “中央接到陈独秀的信后，给他回了信，告诉他，要回来是可以的，但他必须公开地承认错误。” 王鹤滨又问了一句： “主席，他承认错误了吗？” 毛泽东说： “陈独秀没有公开承认错误，他也未能回到中央来。” 欲知毛泽东以后还有那些重要论述，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毛主席诞辰纪念版《毛泽东大传》实体书，只收工本费。 一套全5册，417万字，只收190元包邮（支持淘宝）。 作者东方直心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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