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说一说，他就是王蕴瑞。 在杨成武率部进入朝鲜以后，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由，要求调王蕴瑞出任第20兵团参谋长。这是王蕴瑞第6次出任参谋长，他在朝鲜战场上，先后协助过邓华、杨得志、杨勇3位志愿军司令员。 王蕴瑞，1910年出生于河北省巨鹿县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参谋长，先后给陈再道、陈赓当过参谋长。就在王蕴瑞即将到第20兵团上任之际，即将到朝鲜作战的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知道了，陈赓找到周恩来，硬是将王蕴瑞改任第3兵团参谋长。后来王蕴瑞先后协助陈赓、王近山指挥了上甘岭战役。从1953年起，王蕴瑞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再说1951年6月，毛泽东召见16军政委陈云开。毛泽东说： “我看过你在遵义剿匪的电报，干得不错，你们在剿匪中当了模范，在抗美援朝中要再立新功。”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16军的领导在全聚德吃饭。聂荣臻对陈云开说： “主席给你讲的时间最长。” 陈云开说： “主席知道我水平低，要讲细一些。” 6月15日，毛泽东在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的电报中，对于有些区、村干部群众在镇反中以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的误解问题写道： “缓期2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6月16日，《学习》杂志第5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在此前审阅了这篇文章，还在其中加写了一些重要文字，他写道： “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不久，《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准备对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这个调查团由下列13人组成，他（她）们是： 《人民日报》的袁水拍；中央文化部的李进，也就是江青；还有钟惦裴，他是周扬的秘书；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的冯毅之；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的宇光、杨近仁；平原省文联的王燕飞；《平原日报》社的陈蕴山；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的司洛路；中共堂邑县委的段俊卿、赵安邦；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的赵国壁；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的韩波。 毛泽东在调查团出发之前指示说： “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样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的一些修改问题。 原来，胡乔木此前曾受命为刘少奇准备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稿，他花了1星期的时间，写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的草稿，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却批示道：“此文以胡乔木同志名义发表。”胡乔木以为不便遵命，他就去找毛泽东，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同志交代？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我去打招呼，另外找人起草报告。于是，《人民日报》便迅速排印《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定于6月22日见报。 毛泽东当即在胡乔木的信上作了批示，原件如下： 主席： 《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1张1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1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12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泽东批示：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泽东批：“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泽东批示：这样好。） 第1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13人，惟李达说是12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泽东批示：是12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收到了仇鳌从长沙寄来的一封长信，只见信中写道： “……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宜停滞与腐蚀。从来讲主义、谈革命，在宣传革命的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好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问题未可丝毫忽略得的。” 毛泽东看罢，将信放在桌子上，点燃了一支烟，微笑着自言自语道： “到底是亦山先生啊！”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朝鲜战场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迫不及待地发表演说，同意马立克的建议。 毛泽东把朝鲜金日成首相秘密请到北京协商。金日成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坦率的交谈，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以和平方式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 金日成还想进一步扩大战果，再多收复一些失地。周恩来说： “我们已经将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我们的技术装备仍然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现在谈判条件成熟了，应该边打边谈。” 毛泽东说： “要做好两手准备，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打。” 金日成最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双方还就谈判代表问题进行了研究。 6月下旬，毛泽东根据这一新的形势，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思想，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战略目的是通过积极防御，逐渐削弱敌人，创造条件，准备反攻，或迫使敌人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问题。 新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略目的，要求志愿军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实行“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方针，以“积极防御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进行固定战线的攻防作战，长期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积蓄力量，改善装备和后方运输，为实现战略总目的创造条件。自此开始，朝鲜战争双方进入了“谈谈打打，谈打结合”的新阶段。 6月26日，毛泽东在符定一的来信上写了一个批示。符定一在信中汇报了中央文史馆的筹备情况，催促尽快批准成立，以便解决一批旅京老人的生计困难；并提出如果迟延开办，则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毛泽东 6月30日，美军司令李奇微致信中朝两军司令官，说希望举行3方停战谈判；他还提出谈判地点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完全同意主席提出的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 这一天，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给李奇微说，同意举行3方停战谈判；同时建议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进行谈判。 中朝方面确定的停战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副代表为志愿军副总司令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和张平山。 毛泽东因这些停战谈判代表不是专门的外交人员，就又为他们选定了两个谈判高手前往助阵，一个是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一个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毛泽东亲自找到李克农谈话说： “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 此时的李克农正有重病在身，他表示愿意抱病前往，为国尽忠。 7月2日凌晨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并金日成说： “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手段予以解决，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们愿意同美方谈判。但是，不要对谈判有依赖和侥幸心理，必须加紧作战准备，如果敌人大举进攻，你们必须大举反攻，必须明确持久作战的方针，能打几番激烈的战斗，给敌人以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教训，也许敌人会知难而停。” 他同时嘱咐彭德怀等人，要布置好在开城谈判的可靠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并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也做了部署： “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打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轰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杨成武两个军及50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38、39及42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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