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贺卫方现象”看中国面临的危机

　　其实，衡阳贿选现象早在2008年2月就曾被《检查日报》报道过，在衡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已经被私企老板所控制，而在选举当中存在十分普遍的贿选现象，在老板们看来，当代表也是一种投资。虽然此类违背宪法、颠覆国体的丑恶现象在衡阳、在湖南、在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十分明显，但是由于贺卫方及其体制内保护伞们的权势非常强大，这些颠覆罪行从未得到法律的惩处。

　　与衡阳贿选大案被彻底查出的同时，是另一个显著信号，贺卫方闻风而逃。12月31日下午，贺卫方发表了这样一条微博：【各位本微博之友：新年来临之际，谨表达真诚的祝福和感谢!三年里，你们给了我很多鼓励，从评论中我也学到不少新知。美好的交流让我在虚拟空间里寻觅到真实的情感。过去一年里，眼看着一个又一个我熟悉的博主从这里消失，心中不免怅然。于我，是将本微博告一段落的时刻了。再见!】

　　对于此消息，反共公知们一片哀嚎：【这一年，微博大v哀鸿遍野。过去的慷慨悲歌之士渐渐远去。有的被关，有的被抓,有的被封，有的自宫;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名裂。】爱国人士则欢欣鼓舞：【薛蛮子，李开复，章立凡，吴祚来，张维迎，张雪忠、堪洪果，贺卫方，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下一个轮到谁了】。

　　党员贺卫方，多年以来一贯知法犯法、无法无天，一贯赤裸裸地从事颠覆活动，却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如果不是感到风声鹤唳，贺卫方是不会轻易退缩的。贺卫方这次休博，或许意味着他在体制内的保护伞正在遭遇某种程度的失势。如不出意外，贺卫方遭受党纪国法的处理，是意料中的必然结局。人民大众有理由对此感到些许的高兴，因为只有按照《党章》、《宪法》，彻底解决【贺卫方现象】，惩处贺卫方们的颠覆罪行，才能有效缓解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

　　1、贺卫方其人

　　今日中国之最大的危机，还是党自身的危机。而党内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一些反党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乃至敌对势力和第五纵队，都纷纷钻入党内，甚至成为高级智囊并混入高层，以搞改革的名义，瓦解共产党，瓦解中国。

　　在当今中国，最著名的反共、反党、反国家、反人民的代表性人物，经济领域莫过于茅于轼，而政法领域莫过于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

　　贺卫方生于1960年，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由于深受副校长江平的赏识和器重，贺卫方毕业后留校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88年，因为嫌弃大学教师工资低，为了谋取更多的金钱和经济利益，贺卫方从中国政法大学辞职下海去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做了业务员。然而，贺卫方只会夸夸其谈，具体业务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于是1989年春天他又通过李步云的关系准备进入社科院法学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贺卫方积极参与了六四暴乱并阻止军车入城，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将其开除，社科院由于正在加紧清理动乱分子自然将贺卫方拒之门外。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党纪，像贺卫方这种政治反动的人物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再进入体制内了。在贺卫方走投无路之际，江平利用其职权，违法违规将贺卫方又重新召回政法大学。

　　江平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因此对贺卫方说：“赶快回来吧，还来得及，再晚我自己都保不住了。”1990年2月，作为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动乱精英的十个大学校长之一，江平被司法部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职位。当然江平在离开前已经在体制内安插了一大批类似贺卫方之类的特洛伊木马。于是，贺卫方1992年被聘为副教授，1993年6-7月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1999年被聘为教授，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

　　早在1991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就资助贺卫方进行“中国的权利意识与制度”的课题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福特基金会资助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展开“当代世界比较宪政史研究”，贺卫方的领衔主编的《宪政译丛》即是其成果。1990年代中期福特基金会资助江平主持了大型翻译丛书“外国法律文库”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贺卫方是编委。199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贺卫方主持的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司法制度的研究。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福特基金会资助贺卫方等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自由主义反共学者对中国法官进行系统培训，此项目进行了多年，仅湖北一省受到培训的法官便达到600名以上。

　　由此可见，贺卫方刚刚登上政治和学术舞台，其角色就是美国情报部门控制的福特基金会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培养的中青代接班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贺卫方以高层智囊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司法改革，其思想影响了政法界众多实权人物，并亲自培养培训了大批中国法官。贺卫方认为，“1997至2003年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蜜月期。”贺卫方在这段时期，与当时司法界的实权人物如肖扬、沈德咏、黄松有等人关系密切、互动频繁，他不但在《工人日报》发表文章，还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开专栏，甚至在最高法主办的《人民法院报》开了“司法琐话”专栏，贺卫方由此一跃成为司法和法律权威学者，在政法领域积累了广泛的影响力。通过在大众传媒及最高法机关刊物开专栏发文章的方式来力促司法改革和司法独立，贺卫方成了当时最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全盘西化的司法改革主张，得到了当时不少实权人物的支持。

　　贺卫方之所以力促司法独立，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司法权摆脱党的领导，使西化派法官、法学家、律师等“法律党”势力上下联动，最终不断限制和缩减中共和无产阶级的权力，最后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非法，彻底推翻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专制统治。

　　2、从边缘进攻敏感的中心——贺卫方以司法改革为突破口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2004年7月，《中国改革》杂志、广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方都市报》等联合邀请贺卫方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做了一场名为《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的讲座。贺卫方在讲座中全面否定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鼓动全面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他说：“社会主义体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实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训，……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执不存在了，一定会在将来给我们未来的制度带来一个很大的发展。比方说我们心中越来越，我们现在不仅仅信服的相信在坚船利炮或者科学技术方面学习西方，我们还要在制度方面学习西方，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官员到西方去留学，这就意味着上一轮我们的学习以失败告终，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学习，我们要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更加公正的政治法律体系，我们相信对今后的宪政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显而易见，贺卫方的政治改革，其实就是要搞全盘西化，就是要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过一开始，他是以欺骗和渐进方式来进行的。贺卫方在2004年的讲演中提到了两种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进战略，一是地理空间上的由外而内的路径。贺卫方认为，美国的宪政在中国大陆本土化涉及很多的问题，可以通过台湾和香港的过渡，台湾、香港先试行，然后再渗透到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确用他们的实践来证明了中国的社会可能的一种宪政的模式”。

　　另一种则是具体政治架构上，从边缘入手进攻中心敏感部位。他说：【我过去一直想到从边缘开始，而不是从敏感的部位开始。我小时候看样板戏，在座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以前有一个样板戏叫《智取威虎山》，说威虎山上有一个坐山雕，很难攻打，解放军想打就是打不下来，后来他们去找猎户老常，猎户老常说，后山还有一条小路。后来果然是走了后山的这条小路，把坐山雕给端掉了。后来，我就一直企盼着中国司法改革成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后山小路，司法的改革是不敏感的……说得再天花乱坠，政府说司法是应该搞体制改革了，但是说归说，就是不行动，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自己相信，通过这种程序性的变化、技术性的改革，最后能够成为一种政治性的变化。】

　　可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贺卫方最终要消灭的“座山雕”，为了消灭这个最难打的“座山雕”，贺卫方找了一条后山小路，就是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再最终推翻中共。然而在2004年的贺卫方看来，这种推进速度仍然还是有点慢了——“说归说，就是不行动”。而且很显然，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迟迟不崩溃十分着急，因此贺卫方逐渐不再寄希望于通过钻进体制内的方式进行渐进颠覆，而是开始直接鼓动民众搞颜色革命，在体制外形成强大的民众压力，与体制内的西化派官员“里应外合”尽快推翻中共。

（责编 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