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间，毛泽东和少年时期的老友周世钊聚会，周世钊问起毛岸英为什么要上前线的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力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着‘亟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1951年3月，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陈士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 还在军委筹建工程兵时，把陈士榘和陈伯均都作为司令员人选上报中央。毛泽东对他亲自培养出来指挥员们了如指掌，他看了军委的报告，就说： “陈士榘的祖父克山、叔祖父克水，都是出身于清朝行伍，他的父亲、叔叔均为清朝新军16协统工兵管带。工程兵司令非陈士榘莫属。” 毛泽东一锤定音。自此，陈士榘就成了“工兵大王”。 这个时期，“工兵大王”陈士榘还有一段掉牙的故事，顺便说来以飨读者。 早在1930年12月，陈士榘在争斗中牙骨被打伤，痛不堪言，牙也让医生拔掉了。1938年，陈士榘请毛泽东批了3克金以补牙。他先后到西安、北平，均未补好牙。1946年陈士榘在重庆时，好不容易由邓颖超介绍一位名医，总算补好了金牙。谁承想在解放后的某一天，他的金牙竟然不翼而飞了。后来在“三反”、“五反”时，警卫员交代，是他偷金牙换了75元钱。陈士榘闻之，顺口自嘲道： “1颗牙，补了16年；3克金，卖了75元。” 1951年4月1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4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道： “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4月5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毛宇居写了一篇《毛主席轶事》，其中有言：“在私塾数年，略解文字，最爱《三国演义》、《说唐》、《水浒传》。”“后到省求学，知识日开，大有世界观，各师友无不爱赏之。有次由省归来，吾房祖简臣公与之戏问道：你读书将来做何事？他应声答道：我要为翻天覆地之事。”3月份，毛宇居将文章抄好后，寄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并交报社发表。毛泽东接到毛宇居的信和文稿后，仔细看了，觉得以不发表为宜，就给毛宇居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复颂兴居佳胜！ 乡友便此致候。 毛泽东 毛宇居的这篇《毛主席轶事》终究没有问世，直到他1964年逝世，始终被锁在湘潭档案馆里。 4月7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道： “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 4月7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1、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2、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3、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4月中，毛泽东抽空陪同程潜、王季范、程星龄游览十三陵，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毛泽东对故人情深，很重旧情。此前，毛泽东曾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程星龄写信，说衡山县一位姓王的老人，给他写信，请求照顾生活。毛泽东还将王的原信转给程星龄。毛泽东在给程星龄的信中说： “此人是我辛亥革命时当新兵的副目，1924年在广州东山时还见过一面，此后，就没有见过面了。在我的印象中，此人是比较老实的。现在来信给我，要求照顾生活。此人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如你们对辛亥革命人员订有照顾办法，请按统一的办法办理。如无统一办法，请根据他的具体情况给予适当照顾。” 毛泽东还在“副目”二字后面加上括号，注明“即现在的副班长”。 再说毛泽东和程潜等人驱车前往十三陵游览，由十三陵护林工作者王富有当导游。 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方向的昌平县境内，离北京市区有百里之遥。所谓十三陵，指的是明朝13座皇帝的陵墓，又称明十三陵或明陵，包括成祖朱棣的长陵、会宗朱高炽的献陵、宣宗朱瞻基的景陵、英宗朱祁镇的裕陵、宪宗朱见深的茂陵、孝宗朱祐樘的泰陵、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熜的永陵、穆宗朱载垕的昭陵、神宗朱翊钧的定陵、光宗朱常洛的庆陵、熹宗朱由校的德陵、思宗朱由检的思陵。此外，还有几个埋葬后妃和夭折皇子的坟墓。 这一带是燕山山脉的一条支脉，以长陵所在的天寿山为主峰，东西均有山峰环抱，形成一个极为理想的山谷盆地，13座陵墓就分布在这片大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而且各靠一座山峰。整个陵区大体上坐北朝南，两侧有虎、蟒二山拱卫，而西南方向就是稠密的人口区。 毛泽东一行人先看长陵，王富有走在前面。长陵大门内，工作人员郭玉奎正在翻晒药材。毛泽东看到大殿石阶上晒有很多药材，就问： “这是从山上采来的？” 王富有说： “是我们俩在巡陵路上，见到陵旁山坡的药棵子，顺手采来晒干卖给收购站，换来钱改善伙食。我俩都是津贴制，生活不宽裕。” 毛泽东笑着说： “很好，这是个好主意。” 毛泽东一行进入长陵墓隧洞，又走上宝城，观看矗立在那里的“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的石碑，再看看周围山景，还登上丘顶松柏林间，他说： “这个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敢在北京建都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殿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 毛泽东出了长陵，说： “我们去看看嘉靖皇帝陵，那叫什么陵？” 王富有说： “叫永陵。” 毛泽东一行乘车向南走，拐入永陵道口，在永陵村头的坡下停了车。毛泽东一行顺着一条路，步入永陵。 这里的大殿已经毁坏殆尽，只剩下宝城上的一通“大明世宗肃皇帝之陵”石碑。陵园内十分荒芜，松柏树木极少，村民还在这里拦着一群山羊。 毛泽东走在前面，上宝城绕了一周，遥看德陵旁的双锁山峰，登上墓顶土丘，一边看一边往下走，他说： “永陵是朱厚熜皇帝陵。这个皇帝特别迷信，20载不亲朝政，偏听偏信，重用奸臣严嵩达20年之久，还将清官海瑞下了大牢。这个皇帝死后，他的儿子隆庆皇帝才放出海瑞。” 毛泽东走出永陵，说： “去定陵看看吧。” 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定陵门口，待工作人员打开门锁，步行进入定陵。定陵的规模仅比长陵小一点，大殿已毁。王富有引着毛泽东游了宝城，这里的碑楼全是由石块雕琢砌成，碑刻“大明神宗显皇帝之陵”几个大字。毛泽东说： “这个碑楼不怕火烧嘛！” 毛泽东绕着巨大的碑楼看了一圈，说： “定陵葬的是万历皇帝，他叫朱翊钧，就是京剧唱二进宫里的李艳妃抱的小皇帝，他10岁登基。这个人长大了，酒色财气都好，极度奢侈腐败，长期荒政，他是明亡的种子，是个无道昏君。他当了48年皇帝。” 毛泽东一行又踏上墓丘，观赏了松柏林。 毛泽东回到定陵门口，问道： “南边能看到的是哪个陵呀？” 王富有说： “是庆陵，万历是他的父亲，庆陵皇帝墓，已经破烂不堪了，您去看看吗？” 毛泽东说： “时间太长不去了，耽误你这么长时间，谢谢你喽，我们送你到定陵桥上。” 王富有说： “您刚才在3个陵讲的话，我都听清了，也记住了，对我教育很大，希望您今后再来逛陵。” 毛泽东面带笑容地握着王富有的手，说： “再见吧！” 欲知毛泽东还有什么重要活动？且待下一章详述。 第238章 “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 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 具体的历史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 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 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话说1951年4月11日，由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迫使杜鲁门中途易帅，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4月1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此9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4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4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2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 4月21日，历时87天的第4次战役结束，歼敌78000余人。由于志愿军坚持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灵活地运用坚守防御、战术反击、运动防御等多种作战方略，把运动战和阵地战紧密结合起来，不是死守阵地、单纯防御，因而保持了主动，完成了防御任务，成功地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4月22日，为了粉碎美军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实行南北夹击的阴谋，中朝两军发动了第5次战役。志愿军投入了15个军约100万的兵力。 此时，“联合国军”投入战场的兵力亦有百万左右。 4月22日傍晚，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和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3人，在第18军联络部长乐于泓和平措旺阶的陪同下，从陆路到京。 4月26日，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土丹旦达2人由印度乘飞机经香港到京。 4月27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官员一行14人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车站和飞机场均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各界代表上千人的欢迎。他们被安排在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7日，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司徒美堂先生写了一封复信。 南下广东农村考察土改情况的司徒美堂是在4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还说他要在广东农村再参观一段时间。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美堂先生： 4月14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6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 健康！ 毛泽东 4月28日晚，周恩来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和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黄炎培副总理一起，宴请了西藏和谈代表。 周恩来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全权代表名单，他们是：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全权代表、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全权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军长张国华，全权代表、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 周恩来说：这次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要以‘十条’为准，‘十条公约’规定的内容是谈判的基础。 此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又先后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代表，向他们耐心解释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孙志远（张国华尚未赶到），与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及其他4位全权代表，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进行第一次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和谈10项条件和西藏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尽量地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建设性意见。谈判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的过程。 4月底，毛泽东特意邀请他在湖南一师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常珍到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他还为袁先生书写了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 1951年5月1日，西藏代表团应邀参加了“五一”节庆祝活动。 上午10时，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班禅及其他和谈代表们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的引导下，西藏代表向毛泽东呈上了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阿沛.阿旺晋美和西藏代表们按照藏族的风俗习惯，向毛泽东敬献了哈达。毛泽东亲切地紧握着阿沛.阿旺晋美的手说： “谢谢你们啊，欢迎你们到北京来！你们从远道来，一路风尘，一定很辛苦了！” 代表们说： “我们在来京的路上，受到各地负责人的热情欢迎和照顾，看到各族人民空前团结的盛况。路过重庆时，邓小平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接见了我们，还转达了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和对我们的问候。一到北京，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亲自到车站迎接，这使我们深受教育。” 毛泽东笑着说： “为了祖国团结统一，你们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首都，你们是应当受到欢迎的。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祝你们谈判顺利，取得成功。祝你们在北京生活的愉快，有什么困难就找李维汉同志解决。” 5月5日，毛泽东特派江青持亲笔函到张治中家中慰问。 原来张治中和邵力子同是治淮视察团的负责人，他在即将动身前却病倒了。毛泽东在亲笔函中写道： 文白先生： 来信读悉。闻病甚念。视察团有邵先生领导也就可以了，您可以安心休养，以期早愈。即颂 痊安！ 毛泽东 5月7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华北局关于镇反指示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兹定于6月1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 5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他在《决定》中写道： “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死缓”这一重要刑名，是毛泽东的首创，在古今中外的法典中前所未有，后来被写入中国的刑法之中。 5月15日，公安部第3次会议通过了一个镇反工作的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决议。 原来，公安部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5月7日、5月8日提出的镇反工作两项重大措施，于5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了第3次全国公安会议，并通过了上述决议。决议为镇反工作提出了一套明确的工作路线，这就是： “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5月15日，毛泽东为了准确掌握镇反运动的发展情况，他在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全国2000多个县委和市委书记，都给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 5月15日，邵力子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委负责人共32人，组成“中央治淮视察团”，分赴皖北、河南、苏北三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 此前，毛泽东为了支持邵力子的工作，特意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几个大字。邵力子命人把毛泽东的题词标在4面锦旗上，准备把4面锦旗分别赠送给豫皖苏3省及治淮委员会。邵力子说，我们走到哪里，就让它飘到哪里。 当邵力子来到淮河岸边的时候，眼前依然是疏落的荒村，歪歪斜斜的泥搭茅屋，解放的欢欣并不能冲洗淮河两岸乡亲们脸上的萎色，穿着褴褛衣服的老人和孩子们，在阳光下曝晒着嶙峋瘦骨，妇女们黑色的眼珠中，也缺少那本来应有的闪亮的神采，劳动热情高涨的千千万万民工们，吃的是野菜粗粮，喝的是稀汤。望着这一切，邵力子的心也像淮河的水一样翻滚了起来，他深感人民太苦了，建国的任务繁重啊！他的耳边又响起了毛泽东在1950年深秋对他和傅作义所说的话。是啊，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主席提出要根治淮河，太及时啦！ 邵力子在安徽的治淮工地上，恭恭敬敬地把毛泽东题写的锦旗，献给了那些勇敢的治淮英雄们。他广泛接触群众，慰问民工，听取意见，勉励大家，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就这样，这位70多岁的老人，奉毛泽东之命，行程6783公里，历时52天，踏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大小城乡。 且说5月15日晚，一道红色电波划过长空，从北京传到了韶山。只见电报中写道： 王淑兰同志： 5月9日来信收悉，欢迎文涧泉、文运昌两兄弟来京一叙，请持此电去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见刘道衡同志，请他为两位文先生购买两张快车头等火车票，并请给路上用费，即可来京。 毛泽东 第2天上午，王淑兰派人前往唐家圫告知文涧泉、文运昌。唐家圫的亲友们欣喜若狂，文涧泉、文运昌立即整装出发，赶往韶山招待所。 5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见在朝鲜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无望，便和国务卿艾奇逊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为”的决策，准备与中朝两国进行停战谈判，结束其在全球战略上的不利地位。 艾奇逊找到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让他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请马立克传信给中朝方面：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对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的指示，他写道：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式，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5月17日，文涧泉、文运昌和王淑兰持毛泽东的电文前往长沙，当晚下榻省委交际处。 5月18日，文家兄弟在长沙休息1天。19日，湖南省委统战部派人护送文家兄弟，还有毛泽建丈夫陈芬的外甥女、在长沙工作的陈国生，乘开往武昌的特快软卧列车，经汉口直达北京。中央办公厅派人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在惠中饭店住下。 几天后，毛泽东让秘书田家英开车去惠中饭店，把文涧泉、文运昌和陈国生接到中南海丰泽园会晤。毛泽东把夫人江青叫出来作陪，向客人作了介绍。众人寒暄已毕，毛泽东问道： “十七哥怎么没有到北京来？” 在毛泽东的5个表兄中，此时仅存4人，文泮香已于1949年作古。文运昌非常直率地说道： “这一次你又没有邀请他来，他怎么好来？” 毛泽东莞尔一笑，说： “那么我再派人去接他来，他总会来吧？” “会来，会来。” 文氏兄弟连声说；毛泽东又亲切地问道： “两位表哥来了多久了？” 文运昌回答说： “前天到的。” “住在哪里？” “住在惠中饭店。” “北京怎样？习惯吗？” “习惯，这里风景很美，空气很新鲜。” “我给你的信收到了吗？” “就是1950年4月那封信么？收到了。” “我没见你回信，所以，又给二十哥写信，特意提到你。” 毛泽东所说的给二十哥的信，就是在1950年5月12日写给八舅父文玉钦的三子、他在外婆家最小的表哥文南松的复信。文运昌见表弟再一次提起此事，便说： “我怕打扰主席的工作，所以没及时给你写信。” “原来如此。”毛泽东朗声笑了，他说：“十六哥要求推荐工作的事，我没有办到，还请你多多包涵呐！” 文运昌摇摇头，说： “主席工作繁忙，打扰你了，真不好意思，我的工作问题已经托人解决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 “解放以来，找我解决问题的亲朋好友很多。解决了你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别人的问题，我干脆都不干预。不过，就是家里有困难的，我都给予一些帮助。我是国家主席，必须为大多数人服务，不能只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因此，对你也不能例外。” “我理解主席的心情。” 文运昌顺口说了一句。毛泽东转身问陈国生道： “带了什么东西来？” 陈国生闻言一惊，自己来京时走的匆忙，忘记带礼物了。毛泽东一问，她有些窘迫，就很歉意地说： “三舅，真对不起，我们什么东西都没带。不知您需要什么？” 毛泽东摇摇头，笑着说： “我是问你们带了什么书信报告没有。” 陈国生这才想起，毛泽东向来要求来京的亲友不要带任何礼物，而要他们事先准备一些材料，或要求当地政府写一个调查报告，或带几件家乡的书信来，以便了解乡下的情况。陈国生这才说： “我们带了一些情况。准备向您汇报。”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先莫慌，等吃了饭再说吧。” 中午，毛泽东和江青与客人共进午餐。陈国生坐在江青身边。江青问道： “你什么文化？” 陈国生说： “高小毕业。” “我也是高小毕业。” 江青说。陈国生接着说： “我在茶厂的抗美援朝动员会上登台发言，控诉反动派的罪行，表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江青听了，很感兴趣，就对毛泽东说： “她参加了动员会，还做了控诉报告哩！” 毛泽东点点头，他一直关注着两位表兄吃饭。午饭很普通，只做了一些炒肉片、青椒和番茄之类的菜。文涧泉、文运昌还不习惯城镇人的生活，不吃番茄。毛泽东有些不悦，埋怨江青说： “人家喜欢吃的不搞，他们不吃的搞这么多。” 江青连忙说： “没有菜，两位表哥多喝杯酒吧。” 毛泽东拿起一瓶葡萄酒招待客人，他一边倒酒，一边故意问： “你们看，这是什么酒？” 陈国生喝了一口说： “是甜酒。” 毛泽东摇摇头，说： “这是葡萄酒。古人说：‘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就是讲的这个。这是你们在乡里吃不到的哟！” 文运昌与文涧泉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连说： “好酒，好酒！” 饭后，毛泽东详细地向文涧泉等人询问了地方工作，又询问了外婆家文氏诸表兄弟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他说： “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舅舅、舅母待我很好。舅舅教我读书识字，舅母在油灯下纺棉花，我就在旁边听外婆和其他长辈讲故事，就在油灯下看小人书。可惜现在他们不在了。” “难得主席一片孝心！有您这样的外甥，我们的父母在九泉之下，一定欣慰不已了。” 文运昌毕竟读过不少书，说话总是文绉绉的。毛泽东又说： “十一哥，十六哥，你们过去为我受过牵累，吃过不少苦头，没有过上好日子。现在人老了，身体差了，应该享受享受。” 毛泽东转对陈国生说：
最新评论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