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下午6时半，毛泽东登上了南下的专列，从北京清华园车站出发，沿着京广线铁路向南驰去。毛泽东此行是要去石家庄审定《毛泽东选集》的稿件。 此前，毛泽东交代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汪东兴说： “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 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中的是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 专列到达保定车站时，夜幕已经笼罩了大地，视线缩得很小。毛泽东欣喜地透过车窗向车站望去，只见轻柔的大片雪花在橘红色的路灯光前漫舞，闪着点点反光，纷纷扬扬。 专列驶过保定车站，并没有向石家庄开去，却驰进了保定南郊与飞机场之间的桃上村附近的岔道上，在这里停了下来。毛泽东非常欣赏这个大雪纷飞的美妙夜景，他决定在专列上过夜。 毛泽东夜宿旷野之中，随行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立刻忙乎起来。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加上叶子龙、汪东兴，他们必须把专列的行踪告知北京，还要通知石家庄和保定，安排好明日专列行进的时间，布置好夜晚的警卫工作。专列上的警卫如同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一样，由卫士轮流值班就可以了，专列外的警卫任务，就需要借助于地方武装力量来担任。罗瑞卿带着汪东兴冒着大雪走下车去，检查地方警卫的布置情况。 许久，罗瑞卿、汪东兴回到专列上，罗瑞卿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汪东兴路过王鹤滨等人的车厢时，见他们尚未入睡，便坐了下来。他大概是经过车外的冷风一吹，再加上检查警卫工作，显得有些亢奋，已经毫无睡意，想找人聊聊。汪东兴说： “一个简单的警卫工作，不检查也是不行的，谁会想到他们竟会这样布置警卫哩！” 王鹤滨趴在被窝里，听汪东兴一说，瞪大眼睛不解地问： “发生什么事情啦？” “发生问题还得了！没有发生问题，我还担心得要死哩。我跟罗部长下车去查看一下警卫布置得如何，好家伙！几挺机枪都把枪口对准了专列，机头都打开着，子弹也压上了膛，如临大敌，只剩下搂扳机了。” 原来，汪东兴下车看到几挺机枪，枪口都对准了专列，对专列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便问陪同检查的一位连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保卫首长！” 连长立正报告说。汪东兴说： “对！你们的任务是来保卫首长的，那么为什么把枪口都对准了列车？” “因为首长在列车上，如果列车上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好对付。” “怎么对付？射击？隔着车皮你们能区分谁是首长，谁是敌人？如果每挺机关枪都哇哇地叫起来，我们不是全部给报销啦？” “哪……” 连长回答不出来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汪东兴说： “列车上由我们警卫了，请你们来，是为了对付万一有敌人从外部袭击列车，是不是？你们的任务是不让可能的敌人接近列车，对吗？” 连长顿时醒悟了过来，他立刻指挥战士们将枪口转了个180度，指向了漆黑的田野。解除了对专列的“包围”。 故事讲完了，汪东兴又说： “真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么考虑警卫工作的，不检查一下，那还得了。” 说着，起身向他的卧铺走去。 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在春雪的陪伴下，都渐渐进入了梦乡，只有他那节车厢里的灯还一直在亮着，从车厢里射出来的灯光，撒在寂静雪夜的旷野里。毛泽东一直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 2月7日清晨5点半，毛泽东的专列到达石家庄市，早有市里领导人员前来迎接。 毛泽东一行被安排在西郊的一所大院内，这处建筑就是汪东兴选中的解放后新建的保育院。毛泽东的居室在院子北侧，是一座青砖红瓦房，中间有高高的砖砌拱门，两侧是窗户。里面的房间很宽敞，有一张双人床，床头放了一个小桌，桌上有一盏台灯。大院的西侧有一座小白楼，工作人员就住在这座楼里。 安排已毕，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返回北京，留下来的是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李树槐、王鹤滨、李银桥、孙勇和中央警卫团的张木奇等几个卫士。 2月7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拉到朝鲜战场上，轮番作战。 2月8日下午，毛泽东一觉醒来，立即让值班卫士去找王鹤滨。毛泽东一见王鹤滨就说： “咳呀呀！怎么办？王医生，不得了啦，我快被臭虫吃掉啦，真咬死人哪！”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使劲挠痒，还把睡衣撩开，让王鹤滨看他身上被臭虫咬的手指盖大小的疙瘩。 “王医生，你看，快想个办法吧。” 王鹤滨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居室里竟然有这么多的臭虫，为自己没有事先检查一下感到内疚，他马上用碘酒涂在毛泽东身上被咬的部位，一是防止被抓破的皮肤感染，二是也能起到止痒的作用。王鹤滨又叫来卫士们，把床铺和家具抬到院子里，放在阳光下晒，用开水浇，用针尖把隐藏在木板缝里的臭虫挑出来。臭虫的数量可真不少，有大有小，有肥有瘦，一个个吃得肚皮鼓鼓的。战士们把这些臭虫一个个碾得粉碎，替毛泽东报了一咬之仇。王鹤滨又把门窗关闭，在室内喷洒了杀虫剂。众人好一番忙活，终于把毛泽东的居室重新整理好了。 2月8日晚，毛泽东在一份批件中写道： “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首会门特务活动猖獗情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情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次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王鹤滨又来了，他问： “主席，怎么样？还咬吗？” 毛泽东说： “臭虫没有再光顾了，好厉害的东西！”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很久，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说挨咬的事了。 毛泽东每天埋头审阅稿件，批阅文件。白天有时在院内散步，有时走出大院，到马路上或田野散步。 叶子龙经常背着一支气枪出去转悠，有时打得一两只斑鸠，便亲自到厨房烹调，改善一下毛泽东的伙食。 2月10日，毛泽东、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指示中说：评级可为“今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 2月l7日，毛泽东复信给黄炎培，对镇反问题作了重要解释。 原来黄炎培在苏南考察结束后，回到北京立刻写了一个《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报告中肯定说：“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同时，黄炎培也坦率地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做了纠正。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 黄炎培在报告中还提出建议说：“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依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复信中写道： 黄任老：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它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顺致敬意！ 毛泽东 2月18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镇反的报告中批示道： “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做坏事，或未做较大的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刑；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 2月18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做出了明确指示。关于土地改革问题，他写道： “积极创造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要勉强去做。” 他还提出了一个“3年准备，10年经济计划建设”的规划。 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毛泽东写道： “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2、严格控制，不要乱，不要错。3、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5、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此前，罗瑞卿受命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送交毛泽东审阅修改。毛泽东同罗瑞卿连续3天边议边修改。其间，毛泽东亲笔改动了3次，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方针，从而使镇反工作有法可依，量刑有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2月21日这一天，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直奔中南海，听说毛泽东正在西山，他又驱车赶往西北郊的新6所。在毛泽东住处前，彭德怀被工作人员叫住了，说： “主席工作了整整一夜，刚刚睡下。” “前线军情如火，走开！莫要拦我！” 彭德怀一把推开工作人员，直闯毛泽东的卧室。就在此时，卧室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 “我以为哪个铜锤花脸在叫板哩，原来是彭大将军在闯宫，我岂敢不见。请进！” 彭德怀进入房间，毛泽东正披衣下床，还笑着说： “大将前方归，理当即召见。” 二人落座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战况，他提出兵员不足和后勤保障的问题。他还说，朝鲜战争不能速胜，必须在2月15日以前，将汉江南岸背水的第50军，撤回北岸。 毛泽东说： “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他还风趣地说： “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两个都是石头。” 彭德怀说： “主席是块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块顽石罢了。” 毛泽东笑着说： “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起扔向杜鲁门，一起扔向麦克阿瑟！” 彭德怀最后谈到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他还以内疚的心情检讨说： “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 毛泽东点燃香烟，一支支地抽着，听着，默默无语，有时还闭上眼睛，然后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那萧疏的柳条，轻轻地念叨着庾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念罢，又自语道： “开慧，岸英和你一样，是为革命为人民牺牲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你们、” 是啊，他一家为革命早已牺牲了5位亲人——他的夫人杨开慧、四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儿毛楚雄。如今，自己年纪大了，大儿子毛岸英却又为中朝革命事业而捐躯——他已经是毛家的第6位烈士了。 毛泽东默默地掐着指头算了算，又自语道： “岸英刚满28岁，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彭德怀看着毛泽东那痛苦的样子，暗暗吃惊，心想：怎么，主席还不知道？他只好硬着头皮负疚地说： “主席，我没有保护好岸英，我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毛泽东忍着巨大的悲痛、缓缓地站起来，望着彭德怀，说道： “你莫要讲嘛，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嘛！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了多少个优秀战士。岸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不要因为是我——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每个战士不都是父母所生的吗？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的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凝成的。你们做得好，做得很好。” 他点燃了一支烟，又叮嘱说： “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1000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 彭德怀走出毛泽东的房间，一方面为毛泽东的豁达胸怀所感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恼火。他感觉毛泽东对于这个消息有些吃惊，误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向毛泽东报告毛岸英牺牲消息的人。他气得连连跺脚，心想： “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我讲话也可以做点准备。” 2月21日晚，毛泽东就符定一来信中所说他乡里减租退押及房契等问题复了一封信： 宇澄先生： 来示敬悉。退押事及房契一件已交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与先生商酌处理，请与统战部接洽。章先生信奉缴。顺颂日安。 毛泽东 信中所说章先生即章士钊，他曾写信给毛泽东推荐民主人士，由符定一转交。 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中写道：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2月25日，周恩来和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 就在这一天，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郑维山、张天云率部奔赴朝鲜战场。 郑维山，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郑国棋是参加黄麻起义的老战士。郑维山1930年参加红军。1934年不到20岁的他担任红30军88师政委。郑维山是红4方面军出了名的“夜老虎”。1947年6月，郑维山接替杨成武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3纵队司令员，年仅32岁的他带领的3纵，被誉为“华北劲旅”。后任第1野战军第63军军长。 张天云，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长征时，担任红25军第78师2团政委。 彭德怀此次回国往来7天，很快就回到了朝鲜战场上。 2月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策（草案）》，草案中写道： “理论学习的不发展，经验主义倾向的存在，正是目前党内一部分干部对于党的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工作中缺乏坚定性和远见，缺少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倾向以至功臣思想、蜕化思想的根本原因。”因此，强调加强理论教育“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要求每个党员都应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 1951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中写道： “这种打法好。这叫做‘零敲牛皮糖’。如此下去，必能制敌于死命，迫使敌人妥协，最后结束朝鲜战争。”“对美军作战的口不能张得太大，必须采取敲牛皮糖的办法，一点一点去敲。” “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的1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允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技术消耗我军。” “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的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方能解决问题。” 这一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轮番作战的方针，为毛泽东起草了一份致斯大林的电报，他写道： “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做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电报中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线。 毛泽东在审阅这份电报稿时，在彭德怀的要求前面又加上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国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做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3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胡乔木，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李俊龙，是国务院参事，他所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刊登于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 3月3日，斯大林就周恩来起草的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3月1日电报，复电给毛泽东，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两军节节抗击。 3月8日，毛泽东致信在北京的陈伯达、田家英说：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它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它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3月11日，毛泽东在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指示的批语中写道： “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 3月13日，中朝军队在“联合国军”的反攻中，主动撤离汉城。 3月14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他写道： “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刊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15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说：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3月18日，陈赓司令员率第3兵团开始入朝参战。第3兵团下辖12军、14军、15军。 3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 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是在3月13日的一次会议上，被惠民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刺杀的。经查，这名副科长在历史上曾向敌人出卖过两名共产党员，他在镇反中被群众检举出来后，便行凶报复。 毛泽东在通报中要求党和军队各级领导务必注意：1、严防反革命报复。2、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 3月18日晚，毛泽东电示饶漱石和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他写道：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3月20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就召开中共第1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出指示，他写道： “1、宣传会议可自5月5日至15日开10天，如15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5天，否则不要延长。2、理论教育决定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3、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第3个问题，是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编选问题，后来在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此前，邓拓在1944年5月主持编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未经毛泽东改定。 3月23日，毛泽东在向各地转发罗瑞卿的镇反考察报告时批示道： “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的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 3月24日，毛泽东在向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转发邓小平报告的批语中，明确写道： “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3月2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此前，毛泽东的《实践论》在1950年底重新发表后，李达写出了8万多字的《〈实践论〉解说》一书。他在写作此书时，每写完一部分就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百忙中为他修改。凡是书稿中写有“毛主席”3个字的，毛泽东都通通圈去，改为“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道：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2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1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极大的作用。待你的第3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2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辨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 敬意！ 毛泽东 3月27日 《实践论》中将天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3月29日，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刊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吴景超，在考察西安附近土改回京后所写的《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信给胡乔木说： “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 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关于镇反问题的报告中批示道：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唯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1951年3月间，毛泽东和少年时期的老友周世钊聚会，周世钊问起毛岸英为什么要上前线的问题，毛泽东深情地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力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着‘亟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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