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晚，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通过驻苏大使馆给周恩来发去了一份急电，把会议的决定告知周恩来。他在电文中写道： 恩来同志： 1、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6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准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2、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引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3、真日（即11日——笔者注）菲里波夫（即斯大林——笔者注）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他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20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4、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5、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 中国驻苏大使馆接电后，立即派人将毛泽东的电报送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读罢电报，通过莫洛托夫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的答复是：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的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毛泽东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周恩来立即命人找来莫洛托夫，要求他再次安排会见斯大林。周恩来见到斯大林后，说道： “斯大林同志，毛泽东同志和政治局刚刚拍来电报，我们中央已经再次作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没有苏联空军，我们照样参战！” 斯大林听了翻译的话，许久没有缓过神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喃喃地说： “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 说着说着，泪水溢满了这位“钢铁意志的人”的眼眶。他立即指示莫洛托夫与周恩来协商援助军火的种类、数量和运输问题。 由于形势紧迫，周恩来和莫洛托夫只谈到了军火的种类和数目，而没有谈及毛泽东在13日电中提出的他所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在回国的飞机上，有人提醒说这次没有谈到军火的价格问题，周恩来说： “苏方援助我国的军火应该是无偿的，是作为对我方出兵抗美援朝的补偿。我下次会见斯大林时，要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做出明确的规定来。” 可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却再也没有给周恩来提供更多的机会。因为后来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与中方人员会谈的机会减少了许多，周恩来和他见了面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一问题，直至斯大林逝世。就这样，中苏双方在没有涉及“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的情况下，既没有说明这些抗美援朝的军火是无偿援助，也没有明确规定战后一定要中方偿还。后来到了中苏两党两国交恶的中国3年困难时期，列宁、斯大林的不肖子孙赫鲁晓夫，却乘人之危，向中国讨要这笔军火费。毛泽东为了国家的尊严，勒紧裤带，迅速偿付了这笔按半价折算为13亿美元的债务，导致了中国人民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雪上加霜。外交上的一个小小疏忽，就白白地赔上了13亿美元！这岂不是中国人民的一大憾事一大笔冤枉债？后来，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候说是“天灾人祸”，自然也包括了这一笔冤枉债。 再说10月15日凌晨1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他在电报中写道： “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16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 这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来到沈阳，会见了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朴宪永告诉彭德怀说，平壤正在告急，请求中国尽快出兵。 10月16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中央决心出兵朝鲜的决定。 10月16日这一天，在昌都战役中，第18军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 10月17日下午5时，毛泽东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18日到京。电报中还说： “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指周恩来——笔者注）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确定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出动时间。 是日晚21时，毛泽东电令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人说： “4个军（不包括第50军——笔者注）及3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 10月19日，在昌都战役中，第18军从北面包抄的部队攻占乌齐。 10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周士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钟赤兵为政委。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已经接连几天几夜无法入睡，连吃3次安眠药还是无法入眠。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致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负责人的电报，电报中说： “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迫使我们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和平，必须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 19日傍晚17时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第40军一部，经过鸭绿江铁桥，进入朝鲜战场。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傍晚时分，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志愿军已经开始秘密跨过鸭绿江了。” 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只对卫士长说了一句“睡觉！”就走进了卧室。 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大约26万人，正分3路从安东、长甸河口、辑安过鸭绿江，秘密入朝。 毛岸英随彭德怀跨过鸭绿江，进入战火纷飞的朝鲜。 早在志愿军过江之前，各部队都进行了紧张的战备训练和充分的思想动员，并在出征前，进行了庄严的宣誓。志愿军炮兵第1师第26团第5连指导员麻扶摇，挥毫写下了激情的诗句：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保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郎，齐心团结紧，打败美国野心狼。 他这首充满激情的战斗诗篇，作为出师誓词，曾在大会上进行了宣读。后来，这首诗被新华社随军记者陈伯坚采访到，由他修改了几个字，征得作者的同意，在全国作了报道。又由著名作曲家周巍峙谱上了曲，成为著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毛泽东、中央军委在5月份提出的裁军百万的计划不得不中止，相反又进行了扩军。后来到1951年10月，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人民解放军总人数增加到611万人。 再说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前，曾考虑到初次出国作战，情况不明，又要以劣势装备对付现代化优势装备之敌的进攻。因此设想入朝第一阶段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山区建立根据地，并在该线以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线。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待条件具备后再行反攻。可是在志愿军入朝后，他马上发现了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敌人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参战，因而他们在占领平壤后，毫无顾忌地分兵多路向中朝边境疯狂冒进，妄图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毛泽东根据这一新情况，及时改变了原定的防御作战计划，决心利用敌人判断错误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突然发起进攻，击敌于轻举冒进之中。 10月21日凌晨2时30分，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人，他在电文中写道： “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 1个小时后，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人说： “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在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10月21日，印度政府给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说： “假如因为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 10月23日凌晨，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此时，他对第1次战役的部署已经逐步考虑成熟了，于是在电文中写道： “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 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2个、3个甚至4个南朝鲜军师（3师将随6师后跟进，1师亦可能增援）。如果此战是一个大胜利，则敌人将重新部署。在现在兵力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于敌有利。 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只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1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第三，如果美国再增兵朝鲜（如5至10个师），而在这之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对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轰炸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国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 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同时又给邓华等人发去电报，命令第13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德怀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嘱咐他们说： “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 10月23上午，志愿军司令部机关全体人马赶到大榆洞。下午，13兵团指挥机关也按照毛泽东的电令赶到大榆洞，与志愿军司令部合并。 这天晚上，在一个很大的木板房内，已经会见了金日成的彭德怀召集邓华等人开会。彭德怀说： “好了，形势很严峻，大家不用多说了，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志愿军领导的分工。战争时期，军情紧急，我没有和你们商量就定了。分工是这样的： 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分管干部和政治工作。洪学智任第二副司令员，分管司令部工作、特种兵和后勤工作。韩先楚任第三副司令员，不具体分工，到部队去督促检查作战问题。解方任志愿军参谋长。杜平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和直接参加谈判。志愿军党委：由彭德怀任书记；邓华任副书记；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任常委。 为了便于工作，便于和朝鲜人民军协调，我们志愿军的领导中要有一位朝鲜同志。我同金日成同志商量，确定为朴一禹同志。他的职务是副司令兼副政委，同时还担任我们党的副书记。” 10月24日，昌都战役历时18天胜利结束，此役经过大小战斗21次，全歼昌都藏军总部及3、7、8、10共5个代本的全部和2、4、6共3个代本的大部，争取藏军第9代本起义，共毙、伤、俘、降、起义藏军6100余人，占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员18名，英、印特务福特等4名，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各种冲锋枪、步枪3000余支及其它军用物资。 昌都战役的胜利解放了昌都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咽喉要道，促使西藏集团迅速分化，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企图以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梦幻。 10月25日凌晨，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复电给彭德怀，批准了他对志愿军司令部的人事安排。 10月25日上午，南朝鲜军1个加强营由仅距大榆洞十几公里的温井向北镇进犯，被志愿军第40军1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战术，将其大部歼灭，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也就在这一天，志愿军发起了第1次战役，东线以两个师钳制敌人，西线集中16个师的优势兵力，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后来，中国人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纪念日。 第118师师长邓岳率部跨过鸭绿江后，经过连续5昼夜的急行军，越过新仑，接近北镇地区，他按照彭德怀的要求，用自己的飞毛腿赛过敌人的汽车轮子，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出国第一仗打得很漂亮，打出了威风，掩护志愿军主力的集结和展开。毛泽东称赞他是“勇敢而明智的英雄”。 邓岳，1918年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1930年12岁时就参加了红军。长征路上发疟疾，躺在路上抽搐，陈赓骑马路过，心疼得不得了，说：“这不是小邓吗？赶紧上我的马。”邓岳知道陈赓也拖着一条残疾的腿，死活不肯。陈赓怎么也说服不了这个倔强的小战友，只好让他牵着马尾巴跟着走。 当美国人知道中国志愿军入朝的消息时，马上报告“联合国军”总部，麦克阿瑟把中国志愿军入朝的消息随手扔到一边，他说： “几个乡巴佬，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他命令各部队加速前进，一定要在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 10月25日下午，毛泽东闻知任弼时病情恶化，他和周恩来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国家其他领导人，到任弼时家中看望了任弼时。 原来，任弼时在莫斯科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他就在1950年4月回到了国内，向中央要求恢复工作。经过中央研究，同意他每天只工作4个小时。但是，任弼时一工作起来就不分白天黑夜。10月24日夜，任弼时的病情再度恶化。 10月26日，彭德怀建议中央军委增调一两个军置于临江、长白地区，准备参战。 10月27日，毛泽东在对北京市第二届第3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决议案中批示道： “不要这样做。” 10月27日，任弼时在早晨起床时，突然“啊”了一声，就不能说话了。北京医学界的名流傅连暲、金茂岳、力伯畏（女），还有协和医院的著名教授张孝骞、刘士豪，北京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吴洁主任，立即为任弼时会诊，诊断结果，他患的是脑溢血，而且出血量很大。 任弼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逐渐陷入了昏迷状态。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带着针灸学专家朱琏赶来了，他们提出对病人进行针刺急救，征询家属的意见。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用茫然的目光看了看昏睡的亲人说： “死马就当活马医吧！” 朱琏马上将银针刺入了任弼时的人中，刚一起针，任弼时面部鼓胀的血管立即陷落了下去，潮红的面部色泽瞬间变成了苍白，心脏停止了跳动，任弼时与世长辞了，他年仅46岁。 10月28日，毛泽东再次来到任弼时家中，仔细端详任弼时的遗容，直到将遗体入殓。毛泽东强忍着泪水，劝慰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要注意身体，把孩子们好好养大，让他们好好学习，长大了继承父亲的遗志。 后来，毛泽东又扶着任弼时的灵柩久久不放，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大会。会场上高悬着毛泽东的题词： “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1950年11月1日至2日，志愿军将号称“王牌军”美军第一骑兵师1个团的大部围歼于云山。同时，志愿军阻击部队在云山以南也击溃了美军第一骑兵师的另一个团，并击毙了该团团长。 志愿军在云山战斗中打掉了“王牌军”的威风；首创了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 11月2日19时，毛泽东致电志愿军总部彭德怀、邓华，请他们注意使用38军全军切断清川江南北之敌联系。 11月3日凌晨，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命令其部队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 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11个党派、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将抗美援朝运动推向高潮。 11月4日，志愿军在追击中歼灭英军1个榴炮营和美军1个加强连。但紧靠两条腿跑路的志愿军，毕竟追不上机动能力很强的机械化部队。 下午3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1次战役，准备再战。 黄昏时分，敌军主力已全部撤退到清川江以南。 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调华东地区宋时轮的第9兵团入朝参战。 第9兵团第26军军长是张仁初。 11月5日凌晨1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邓华，同意结束第1次战役。并提出了组织第2次战役的指导思想。他在电报中还说： “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控。” 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的连续行军、作战，在第1次战役中歼灭敌人15800余人，赢得了初战胜利，把进犯之敌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11月7日，毛泽东重读柳亚子作于10月间的《浣溪沙》一词。 原来在1950年10 月4日、5日晚，柳亚子在中南海怀仁堂两次观看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的歌舞剧《和平鸽》，他为演员们精湛的技艺和优美的舞姿所感动，填写了《浣溪沙》一词，前有小序云： 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和平鸽》舞剧，欧阳予倩编剧。戴爱莲女士导演兼饰主角。4夕至5夕，连续在怀仁堂奏技，再成短调，欣赏赞美之不尽矣！ 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研！ 柳亚子将词抄送毛泽东，他在词中表达了热爱和平、憎恶侵略的强烈愿望。 毛泽东这次重新读罢《浣溪沙》，深为柳亚子的爱国热情和正义精神所感动，又恰值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第1次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挥笔写下《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研。 后来，柳亚子从1951年2月起患脑动脉硬化症，精神衰弱，后又得急性盲肠炎。他由此长期医治，不能视事。1958年6月25日，柳亚子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72岁。在柳亚子追悼会上，毛泽东赠送了花圈。此乃后事。 欲知志愿军如何再接再厉，朝鲜战局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著名画家徐悲鸿在1950年11月给在国外的陈西滢写了一封信，劝说好友归国。他在信中是这样描述新中国的：“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不喜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民主国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5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斯言良是，且极具预见性。半个世纪后，一些别有用心的牛鬼蛇神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清明政治描述得一片漆黑，反毛反共，颠倒历史，岂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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