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决定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后作出的历史性正确选择。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关键性问题上，毛主席提出了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①]这一路线是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体现了独立自主与学习借鉴外国经验的辩证统一。 一、毛主席提出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的历史背景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许多其他国家从未遇到过的复杂问题。 1.旧中国的贫困落后 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②]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广大地区田园荒芜，通货膨胀，瘟疫猖獗，盗匪猖獗。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80%。农业靠天吃饭，靠人力畜力，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而不稳定，全国年年都有地区闹旱涝灾荒，人民群众极度贫困。工业依附于外国资本，残破不全，设备靠进口，原材料靠进口，石油靠进口，武器靠进口，汽车飞机靠进口，橡胶靠进口，医药靠进口……连造罐头的马口铁都得靠进口。面对这样的困局，毛主席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③] 2.苏联对新中国的有限援助和后来的背信弃义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需要苏联的援助，把我国的国防和科学技术搞上去，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强大起来，不再受外国人欺负。然而，苏联对我们的援助却并不真诚，总是“留一手”，即便这样的有限援助后来也难以为继。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地撕毁了1957年10月两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1959年8月，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定的国家新技术协定。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在中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向中国政府逼债，1965年中国还清抗美援朝苏联提供的军事装备和苏军撤离旅顺港留下的军事装备折合的款项以及苏联支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的设备、贷款等款项的所有债务。 3.以美国为首西方列强对新中国的封锁与禁运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生人民政权极端敌视，采取“封锁”、“禁运”的政策，企图借此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6月29日，美国颁布了《1950年输出统制法令》，规定煤油、橡胶、铜、铅等11种货品除非有特别输出许可证，不得输往中国大陆和澳门。7月17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巴统”对苏联和东欧集团的贸易管制范围扩大到中国和北朝鲜。11月，美国商务部将对中国管制的战略物质由600余种增加到2100余种。12月8日，又公布了《港口管制法令》，不但禁止美国籍船只开往中国，而且凡是经过美国辖区口岸转口的外国商船，必须把运载的战略物资向港口管制机构申请批准，否则即予扣留。12月16日，美国政府颁布了《管制外人资产法令》，冻结中国在美国辖区的所有公私财产。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禁运”案，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到1953年3月，参加对中国禁运的国家共有45个。由于财产冻结，中国在美、日的2700万美元的公私定货被扣留禁运，中国国家银行在美国的500万美元未到期汇票被冻结。中国在欧洲经日本、菲律宾运回的定货在美控海岸被扣。 二、毛主席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实践 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总是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事物之间这种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决定了一事物与它事物既是联系的，又是独立的。独立自主强调的是事物的特殊性，与它事物的区别性。“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④]独立自主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具有根本性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立足点始终不渝地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反对搬照抄外国、卑躬屈膝的洋奴哲学。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和毛主席就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1949年2月初，苏联米高扬访华，毛主席同他谈话中提到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政权，“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建国后，我们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一点与苏联东欧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国体相比，在本质上一样，但具体内容和具体形式有自己的特点。 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早在1948年9月，毛主席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认为西方国家两院制的政治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主张在中国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证明，这是适合中国情况、代表性十分广泛、有利于发扬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关于人民政协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毛主席为我国确立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团结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各界人士，实行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共同进步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1956年，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时，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⑤]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早期，中国共产党曾经主张过实行联邦制。在筹建新中国的时候，毛主席认为，中国各民族分布是“大杂居，小聚居”，不宜像苏联那样搞联邦制。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的观点和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深远意义，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发生的苏联等国家解体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人们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关于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在宗教问题上，毛主席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宗教政策。他认为宗教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将长期存在，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他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他坚决反对和防止境外势力插手我国的宗教活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信念。但是，用什么方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需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实践中去探索。他开辟了一条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采用激烈的一蹴而就的方法。在他的领导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我国的社会震动很小，生产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到1956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占92.9％，这表明，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毛主席以中国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借鉴苏联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方面的几个关系，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国家、集体和个人，中央和地方等，这些都是涉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和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关于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毛主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是团结广大知识分子的方针。他认为，精神世界的问题，不能用行政的方法，更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去解决。真理是在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被发现的，真理越辩越明。关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⑥] 关于政党建设。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对于党沾染上各种不良风气的情况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刘青山、张子善案被揭发后，他亲自过问，严惩不贷。他发动的“三反”运动，整肃大大小小的贪污分子和变质分子，纯洁了党风。后来，他针对当时党内的状况，采取开门整风的方式，发动广大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在“斗私批修”问题上进行了伟大的尝试，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关于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毛主席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又是国防现代化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不久，在他的决策和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迅速完成了人民解放军从单一军种向合成军种的历史性跨越。他在处理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时，提出“战时和平时的互相转化问题。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根据毛主席“大力协同”的指示精神，我国科研人员一举取得“两弹一星”、“核潜艇”的伟大胜利，打破了霸权主义的核垄断，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的国家安全。20世纪60年代，他提出搞“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布局，形成“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他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也是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基本方针。 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毛主席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决策者和奠基人。他时刻警惕地捍卫国家的独立、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不渝地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建国前夕，毛主席为新中国确立的“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外交方针，彻底结束了中国100多年以来的屈辱外交。在他的正确决策下，中国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在书房同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他为新中国所开创的局面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毛主席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由于人们的认识有不同，特别是由于一些复杂社会原因的客观存在，在走什么样的道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上，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一些弯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但当人们意识到这一问题时，便会对先前走过的不同的道路进行总结，从而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确立一个正确的判断，确定正确的方向，走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轨道上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严重问题，从根本上背离了毛主席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在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国家这样根本性问题上，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能力，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无限创造力，信奉西方实用主义和什么普世价值，另辟蹊径，不惜回头从旧中国找办法，对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顶礼膜拜，盲目照搬西方的管理经验，妄图以乞求的方式与西方世界接轨，所有这些都在一些方针政策上得到了迅速的体现，并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农业生产方面，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变成了农民个体经济，规模生产的土地被条块分割，农机具、耕牛、骡马等集体生产资料被私分，退回到分田单干、小农经济的老路。由于生产成本的增加和生产的无序性等原因，逐步形成了三农问题这一顽疾，农村生态、农民生存环境被严重破坏，造成离开农药、化肥农业就长不出庄稼的严重局面。广大农民群众迫于生计，被迫背井离乡，盲目流入城市，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 在工业生产方面，以“抓大放小、减员增效”为名，致使一些企业破产，造成大量工人下岗、生活陷入困顿；与此同时，用改制、引进外资的办法培植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这些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并迅速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些资本的大鳄疯狂地开采中国的矿山资源，疯狂地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严重地污染了环境，严重地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 在教育方面，以教育产业化为名，将教育推向社会，学校盲目扩大招生规模赚取高额利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死读书，读死书”、“毕业就等于失业”成为普遍性问题。 在医疗方面，以医疗产业化为名，将医疗卫生事业推向社会，医院以高额利润为导向，抬高医药价格，医患矛盾突出，“看病难”、“看病贵”成为普遍性问题。 在住房方面，住房产业化为名，将住房这一关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问题交给几个开发商操纵，房价被炒到离天近、离地远的程度，“蜗居”、“房奴”现象普遍。 在对外关系方面，以开放为名，将蚊子、苍蝇放进来的同时，迫不及待地加入WTO国际组织，把中国的黄金储备在美国的国库里，拿着中国人民的血汗钱购买数以亿万计的外国垃圾债券，甚至有人不顾美国是中国的战略对手这一严峻事实，一味讨好美国佬，打着“救美国就是旧中国”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出卖国家利益。 回顾建国以来60多年的曲折历史，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揭露一些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认识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完成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毛主席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根本所在。 毛主席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新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表明：毛主席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正确解决了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刚刚赢得解放极端贫困落后的大国在革命成功后，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应该怎样建设国家的问题。这一思想的提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和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及获得民族解放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羁绊指明了唯一正确的方向。 （责任编辑：新愚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