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九二年五月，李瑞环视察温州，他说，从现实出发，不要怕人议论。温州这件事究竟怎么看，将来怎么样，都可以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结论。我看你怕人家给你戴白帽子，你给自己戴红帽子。我说你们先不戴帽子，脱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在对待温州这个议题上怎么办，事实上不管你叫不叫模式，已成为我们国家对待个体经营的一种态度。对个体什么态度，人们就看你对温州什么态度；对乡镇企业什么态度，就看你对苏南怎么个态度；开放这件事究竟是卖国还是吃亏了，或占便宜了，就看你对珠江三角洲怎么看。这谁也没有说，也不是谁封的，文件上也没有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陈云在上海对吴邦国、黄菊说：“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有人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陈云“投降”了，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这种说法没有多少根据。《陈云文选》第三卷收集他的文章和讲话，只到一九八五年为止。一九八五年以后，他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没有公开正式发表的文字作依据。就是在他逝世以后发表的“陈云生平”中也没有提到多少他对一九九二年以后发生的事件的态度。有什么材料可以证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对他的批评他都一概接受了呢？至于形势的逆转，这也是力量对比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退出常委以后，只能通过个人对领导班子中的一些人的影响发挥作用。领导班子内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万里谈邓小平的南方讲话： 小平同志这次讲话内容非常丰富，针对性很强，但我认为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千万不能动摇，一百年也不动摇，谁要违背这条路线，改变这条路线，群众就不会答应，谁就得下台。小平同志历来强调改革开放，历来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讲得这样尖锐、突出，讲一百年不动摇，却是第一次，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有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需要作专门的分析研究。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外部的和平演变或出了个什么个别的人物。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却借此引出教训，认为当前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比任何时候更“鲜明、激烈、尖锐”，企图把反和平演变提到最突出的地位，取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不仅仅是对基本路线的干扰，而是要改变这条路线了。（这几句话明里把矛头指向邓力群，暗里把矛头指向领导班子中的另一些人。）这当然绝不能容许。邓小平同志这次所以如此讲话，我想不会是无的放矢。 坚持贯彻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会遇到右的干扰，又会遇到“左”的干扰，二者都要要反对和防止，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曾多次作过明确论述。这次又重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认为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改革实质上是清“左”除旧。“左”的集中表现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根本不会有什么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左”的产物，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左”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已成为根深蒂固的势力，也不可能一下子消除。（万里在这里重复这样一种论调：1956年以后，1978年以前，中国存在的都是“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长达二十多年的“左”。这就是他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 “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姓社还是姓资？这是阶级斗争为纲阴魂不散的反映，是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的要害所在。有一段时间，改革的所有措施统统都受到攻击，甚至改革开放本身，也被区分为姓社的和姓资的，（首先提出把改革开放区分为姓社的和姓资的，是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万里对十三届四中全会处理赵紫阳是不满的，现在他乘机发泄出来了。）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其实，姓社姓资的问题由来已久。农村改革刚开始，包产到户就被指责为单干、复辟资本主义。不是怀疑它姓资，而是肯定它姓资；不是少数人攻击，而是上上下下多数人都在忧虑。（说了一点实际情况，可见搞资本主义复辟，不得人心、违背党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步伐的文件，总结了历史经验，批判了“左”的错误，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但是，这个文件却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经过一年的实践，四中全会对文件修正后正式公布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了某些农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口气缓和了，开了一点小门缝，但仍然是持否定态度。（这是邓小平搞所谓改革的一贯策略，不明确说明最终目的，而是一步一步的引你上钩！）好处是肯定了联产计酬，把它与另外两种分配方式并列，叫作“可以按定额记式分，可以按时记式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而在实践中，他们是怎么干的呢？）前两可以农民不欢迎；后一个“也可以”，却普遍推行并一再突破，由包干到组变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他们就是为样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抛开中央全会决定的文件，在实际中另搞一套！这叫不叫搞阴谋诡计？！）一九八0年秋中央七十五号文件，可以说是一个推广包产到户的文件，讲了包产到户的很多好处。但是，它却回避了包产到户的性质问题，到底姓社还是姓资？根本没有提。（哈哈！万里先生在此时又如此热心要不“回避”姓社姓资的问题，可见反对问姓社姓资是假，要别人盲目地承认他们搞的一切资本主义复辟措施都是“社会主义”才是真！）又经过一年多实践，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增产作用十分明显。一九八二年初第一个一号文件，才肯定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责任制。（如果这也叫社会主义，那么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把一切土地都收归国有以后的农村经济，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一九八三年一号文件，就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还是农民和农村干部说得好：“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 乡村企业也是如此。每遇国家经济生活中出现什么问题，总是不分青红皂白，把板子打到乡镇企业的屁股上。甚至指责它“以小挤大，以土挤洋，以后进挤先进”，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导致了经济的紧张和紊乱”。（现在实践不是完全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吗？围绕农业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一些人贪天之功，说成是自己的创造，而又不顾实际盲目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乡镇企业，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 一九八五年粮食生产出现波动，接着三年徘徊，对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以至整个改革的责难，又一天天多起来了，特别是六四事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攻击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这几年粮食的徘徊，实际上是道路的徘徊”，“政治上的自由化，来源于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又源于包产到户”。（这些观点完全正确！）（载《解冻年代》1997年出版） 万里这个讲话把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的背景、实质、针对性和盘托出了！完全证明了他是八九年以后逐步形成的帮派成员之一！ 一九九二年五月以后，邓小平坚决把邓力群排除在十四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之外，改由丁关根任组长，温家宝任副组长，组员除保留原有的袁木、王维澄等人外，加入了龚育之（原是宣部副部长、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人之一）、郑必坚（中宣部副部长）、邵华泽（人民日报总编辑）。十四大人事小组仍由宋平任组长，加进了杨尚昆。 一九九二年某月，薄一波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是一次“关键的时刻的关键谈话”。（《防“左”备忘录》） 薄一波的表态，再次证明，他是帮派成员之一。 一九九二年某月，于光远在收入《防“左”备忘录》的文章中说，前一个时期，那些站在“左”的政治立场上的人对市场经济所作的攻击是大量的，而且是很严厉的。 于光远其人，是一个典型的风派人物！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九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 他说，中央和地方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落实邓小平南方讲话的精神。就是要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过去长时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存在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经济、忽视甚至排斥市场作用的弊端等等，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生产发展的要求，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其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对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要尽快建立新的经济体制，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我想在十四大报告中，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在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这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无计划，所以，我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接受的。 一九九二年六月，温州一干部写信给人民日报，揭露温州的私营老板耀武扬威，雇工们毫无保障的情形。一位领导同志看到此件，异常震怒，他说，这是严重丧失革命政权，目无法纪，理当查处，不然将大乱。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七期刊登陈之的文章《计划和市场三层次关系》。 一、 计划——市场。计划是主观的东西，市场是客观的东西。 二、 计划调节——市场调节。计划调节是自觉地调节宏观矛盾；市场调节是自发地调节微观矛盾。不同社会制度下，都可以存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内容。； 三、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是两种不同经济成分的关系：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特征，市场经济是私有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也可以结合。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日傍晚六时，深圳数万股民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中的不公、腐败行为。 一九九二年九月下旬，邓小平从外地回到北京，他向政治局表示：“一，朱镕基必须进常委；二，宋平必须退，否则十四大就推迟召开。” 从邓小平的观点来看，谁是左派，谁是右派，一目了然！ 2004年7月18日初稿 2014年1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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