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八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作为中央第二号文件发到县团级。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深圳特区报从这天开始，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八篇评论，其韪分别是：（一）《扭住中心不放》；（二）《要搞快一点》；（三）《要敢闯》；（四）《两只手都要硬》；（五）《共产党能消灭腐败》；（六）《稳定是个大前提》；（七）《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九二年三月九日至十日，在杨尚昆的建议下，江泽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发表公报表示全盘接受邓小平的主张。公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九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认真讨论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由总书记江泽民主持。会议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会议认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为此，必须始终不渝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工作下，我们党带领亿万人民在实践中得出的最为宝贵的经验，是社会主义中国这十几年间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牢牢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 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不仅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达改革解放生产力。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善于运用这些手段，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会议指出，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特别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真抓实干，讲求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会议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和建设步伐，关键在于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当前，要特别注意抓住改革和建设中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思想和政策主张，并认真组织实施。会议就此作了研究和部署。各级领导要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腾出主要精力多办实事。 会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两手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会议号召，全党同志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奋发进取，艰苦奋斗，以发展和建设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 （这次政治局全体会议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此，一些人经过两、三年的犹豫、观望，坚定地走上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化思潮，在中国迅猛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迅速滑坡！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三个有利于”。这是篡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综合国力、生活水平怎么能“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一种制度的性质呢？在政治局全体会议的公报中出现种理论常识的错误，这不是笑话吗？虽然这个错误出自邓小平的讲话，但政治局全体会议接受了这个错误，并加强了这个错误。作为一个有几十年光荣传统、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居然犯这种理论常识性的错误，这也说明，十几年来，由于大反毛泽东思想，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下降到何种程度！） 一九九二年三月，《改革》杂志第三期发表董辅仍的文章《谈改革中的争论》。 文章说，改革以来，不少争论、看法分歧都是书本标准与实践标准之争。评判标准的另一个问题，这就是社会制度属性标准（或生产关系标准）还是生产力标准。这就是或者以改革的社会属性为标准，或者在生产力标准之外再加社会制度属性的标准，并把社会制度属性的标准置于首位。所谓社会制度属性标准就是对改革首先要问姓社还是姓资。改革有两类：一类改革没有姓社姓资问题；另一类改革有社会制度属性。应该说，在改革中绝大部分改革都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问题，邓小平同志不同意争论姓社姓资是很有道理的。 （这就是自由派的策略：首先，他强调改革绝大多数措施不具有社会制度属性，是中性的；其次，即便少数改革措施具有社会制度属性，也是有益无害的。所以，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无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只要凭着感觉跟他们走就行了。最后走到了资本主义，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各在军区、各兵、军种负责人时说：“我认为，人民军队的中心工作是八个字：‘保卫祖国 建设祖国’。我们的人民军队有着优良传统，就是党指挥枪，枪杆子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邓小平这个题词是否针对杨氏兄弟提出的“保驾护航”？ ）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文汇报》发表龚育之的文章《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 文章说，姓社姓资的结论，要做在试验之后，不能做在试验之前。如果一定要问清、争清姓社姓资，才允许试验，实际上就是固步自封，不允许进行任何新的试验。一个是不能把那些本来是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划定为姓资的东西，而加以排斥。一个是不能把那些本身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既可以为资所用又可以为社所用的东西，错误地划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还有一个是些东西确实姓资，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限度内却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对社会主义有利，也不能加以排斥。 （强词夺理！为什么进行试验前就不能作出初步判断？试验难道就不需要理论指导吗？你是怎样作出分类的？这不也就问了姓社姓资吗？为什么问一问姓社姓资就等于要加以排斥？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嘛！你是不是要广大的干部和群众都稀里糊涂地跟着你们走，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广大干部和群众分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你心里有什么鬼？）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中国财政报》发表马家驹的文章《认识尽可彼此不同，检验其正误的标准却只有一个》。 文章说，在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即不是以公有制为唯一的所有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里，只要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任何改革措施都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应该大胆推行。任何新出现的事物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一语泄露“天机”。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三个有利于”的实质吗？） 一九九二年四月，乔石在山西讲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针对性很强，针对的是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中国共产党有一“左”再“左”的历史，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片面地歪曲党的历史，帮不了多少忙！）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港报称他为改革派的急先锋）在中央党校讲演：《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批评左的观点： 他说， 根本的问题是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作为中国的一个领导人员，如此歪曲苏联的历史，真是吓人听闻！）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折，就垮台了吗？（田在这里极力为这些国家的右倾机会主义辩护。没有戈尔巴乔夫，不是还有苏修霸权主义的操纵吗？还有什么赵尔巴乔夫、钱尔巴乔夫------吗？） 他说，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经济建设，必须冲破根深蒂固的‘左’的束缚。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论述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际上是加不快的，（这句话的矛头指向是很清楚的，决不是他他所谓的“左”派。）‘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要说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会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还作了这样高度的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应该承认，他对左派与右派之间争论的几个问题，概括还是相当准确的。但是，究竟是一些人“左”了，还是另一些人右了，历史的实践已经作出了回答。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总是拚命鼓吹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攀升的成绩，而极力回避分析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的实质所在。） 他说，也有人至今还留念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他用这样一种说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彻底抹煞了。）总之，“左”的积习对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都不能干。（为什么群众问一声姓社还是姓资，你就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都不能干呢？这不正好说明你心中有鬼吗？）“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这说明中国的干部和群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的觉悟高！）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词，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在清除左的影响的情况下，我觉得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些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大权，对国家人民将是一个灾难。 （这句话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小打算，是这篇讲话的点睛之笔。）小平同志在筹备召开十四大的前夕的南巡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针对性很强，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当前和今后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田纪云急不可待地跳出来，是不是想“抢班夺权”，取而代之啊！？其实，他不过是别人用来威吓某些人的一个工具而已！）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十日，杨尚昆到大连、旅顺视察北海舰队，并题词：“加强海军建设，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杨尚昆还在大肆宣扬他的“保驾护航”！六四以后，杨氏兄弟势力膨胀得非常迅速，引起许多军队老干部的不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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