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发展是硬道理，要加速、高速的发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一九五八年不同，没有伤害整个经济发展的机体、机制。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得到的。 （最好的办法是让以后这十几年的实践来说话。） （四）坚持两手抓。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天天喊“两手抓”，却始终是“一手硬，一手软”，为什么？要从根子上找原因。） （五）关键在人。中国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问题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对改革开放热心不热心，是检验干部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要标准，其他标准不能超过这个标准，更不能取代这个标准。谁坚持改革开放谁就上台，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决定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发展的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我读的书并不多。 （“谁坚持改革开放谁就上台，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这是最最关键的一句。马上就要落实到十四大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人选上。所以，一些人就要拚命地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很快大家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了。） （六）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三卷370-383页） （这个尾声是不可少的，否则，他就不是邓小平了。） 邓小平为捍卫他的路线作了最后的一搏。从短暂的历史角度来看，他又一次成功了。 一九九二年一月，《学习》创刊号发表胡乔木一九八九年三至四月访问美国所作的学术讲演之一《中国为什么发生二十年的“左”倾错误？》。文章说：（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曲折的。有三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好，它们是：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1——1965年，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79——到现在，即改革开放时期。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固然没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如果过去的四十年都能按这三段时间的状态平衡的发展（这可能吗？），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无疑将好得多。 但是1958——1978年的二十年间，总的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闭着眼睛说瞎话！），也就是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为了抬高自己，就打击别人！）。1961年开始的调整政策是为了挽救1958——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调整政策本身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刚开始不久，中国就进行了先在农村后来扩大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客观上也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因为它在后期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这说明胡乔木不仅反对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反对一切阶级斗争，一九五八年以后，他就站到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对派的立场上）。现在不准备去叙述这二十年的历史，也不准备对这二十年中的种种错误和荒谬去进行谴责，中国共产党已经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进行这种谴责，而只试图客观地（自我标榜）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左”倾错误，并使它延续这样久呢？（要对“荒谬”进行“谴责”，说明他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进行反对毛泽东的斗争！） 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事实的原因。（为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找原因，这个原因也只能是捏造） 形成“左”倾的第一个原因，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胡在这里“谴责”社会主义改造太搞早了！）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二十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难道不是吗？）他还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胡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不相信依靠群众的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胡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是完美无缺的，只能躺在苏联的经验上，中国不能有自己的创造！这种人，与他说什么好？反正毛泽东说的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把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干部与富有理论知识的干部对立起来，并且巧妙地把“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如邓小平与“喜欢空想”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对立起来！成功了，就是集体的功劳，失败了，就是毛泽东一个的错误，其他人都是正确的。这符合事实吗？）。这就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干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毛泽东说的是整个党，胡巧妙地改变成个人，似乎别的人经济建设知识都很多，也不存在盲目性，都能很好地领导经济建设！六一年以后的经济调整不是毛泽东领导的吗？）。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1977——1978年发生 的一次新的冒进，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这里他也剌了邓小平一下，因为这时他对邓小平的一些作法也不满意了。）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个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中国五十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阶级斗争的结果。一九五六年共产党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事件，一九五七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化了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没有过去的证明。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进了新的含义。一九六二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种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证明，胡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一九五八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怎么是乌托邦？它被置于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完全合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的天真（真想不到“党内的大理论家”也会玩这种把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当时之所以先农村，后城市，正是因为城市的社会关系比农村更复杂，这种试验只能首先在农村进行。这一点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别人都“天真”，只有他和他所代表的人是“成熟”的，摆出一付资产阶级老爷的架子教训人！）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统一分配的方法是直到实行包产到户才被取消的！有统一经营就存在统一分配，理论家连这一点也搞不清楚，不是太可笑了吗？南街村现在还实行供给制，它并不是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八十年代才被解散。（这是彻底搞垮农业合作化的一大措施！） 人民公社的空想的分配方法很容易碰壁，但是它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却难以冲破，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由部分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发展，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生产不发展，农民自食自用尚且不够，那里来的东西去与人交换？想凭借主观力量去冲破，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在全国改变中央统得过多过死、实行下放权力以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中国虽在一九五六年实行了等级工资制度，但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的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这些都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或不断革命。在一九六二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在国际方面，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世界形势的格局被规定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人为的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虽然他也是学舌，但由于他的身份，这种攻击和诬蔑就涂上了一层理论色彩，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以上说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即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这就是胡给毛泽东带上的大帽子——空想的社会主义，但他拚凑的证据只有这么四条：1，平均主义；2，自给自足；3，不断发动群众运动；4，不断革命。可怜！理论太贫乏了。），究竟来源于何处呢？我想，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和其他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的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究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固力。（实质是，胡要求人们抛弃革命传统，完全按照资产阶级、市场经济的一套原则去搞经济建设！）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一九五0年——一九七0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胆剧了中国的危机感。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六十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毛泽东在什么时候“感觉全世界”都要在扼杀中国？用“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这样的字眼来讽刺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太过分了！）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情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后来，江泽民也认识到：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战略是多么的英明！由此可见，胡的攻击是多么不得人心！）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革命的最后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七十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就为中国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在他看来，外部环境的改变，不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恩赐的结果！修正主义，是屈服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压力的产物！）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 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由此可见，胡绳的民粹主义论的根子就在这里，人们很难相信，这种话会出于一个“党内大理论家”、“毛泽东的秘书”之口！）。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效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种叙述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偏见，大概也是他对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够高的一种不平的反映！）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摧残！） 但是，无论存在着发生“左”倾错误的多少原因，中国“左”错误尤其是极端形式的长时期错误是可以避免的。社会主义中国远不是没有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远不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导人才和广泛的群众支持。在一九五六年以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可以说不存在。至少不明显。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说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党内也有正常的民主。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人民中和党内的政治威望继续上升到新的高度。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虽曾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领导或支持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但是他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的作用却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不可避免的要求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那么，第一种趋势为什么没有能在一九五七年以后牢牢地把握优势呢？第二种趋势为什么会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呢？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的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大跃进的错误在一九五九年是可以制止的，它在一九五九——一九六0年的继续是显然没有群众基础。一九九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煽起了一阵阵狂热，在党内和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经过十年，只是愈来愈遭到群众的反感。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了群众的正确判断。在总结中国“左”倾错误的教训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指出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某些关键时刻也曾犯过右倾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不是被及时制止的话。这个事实表明，正确地纠正“左”倾错误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必须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 （当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的时候，胡乔木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把他于一九八九年在美国的讲演稿发表出来呢？胡乔木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斗争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因此也遭到一些领导人的冷遇。这个时候胡想赶快转过来。但是，邓小平并不买他的帐，） |
E_mail: [email protected]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