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开系列专题：十九、最后一搏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带着杨尚昆（军委常务副主席）巡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为什么邓小平这时候要急不可待地南巡？ 一九九二年初，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形势。 第一是元老派内部分歧日益加深。陈云、李先念等对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期的路线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还有些元老冷眼旁观、沉默不语。 第二是领导班子不“听话”。左右尖锐对立，“核心”左右摇摆。 第三是社会舆论压力增大。左翼攻势凌厉，左中呈合流之势。 第四是群众情绪急剧变化。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呼声日益高涨，“毛泽东热”逐渐扩展。 第五是党的十四大召开在即。路线政策的制订，领导班子的选择，面临着最后关头。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最后的一搏。否则前功尽弃。 为什么这次巡视要特别带着杨尚昆？ 杨尚昆是军委常务副主席，有杨尚昆在身边，就意味着军队是支持他的，有军队“保驾护航”。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七日，邓小平带着全家：夫人卓琳、女儿邓林、邓楠、邓榕，众多的内孙外孙以及工作人员，一行数十人，在杨尚昆的陪同下乘专列南下。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专列抵达武汉火车站，稍作停留，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前往晋见，邓小平对他们作了关于改革开放的指示。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上午九时正，邓小平一家抵达深圳火车站，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李灏、市长郑良玉到车站迎接。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邓小平在深圳各处参观。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十分，邓小平、杨尚昆在深圳市迎宾馆接见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谢非、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广东省委副书记郭昌荣、李灏、郑良玉、深圳市委副书记厉有为等。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四十分，邓小平一行在谢非、梁广大（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陪同下前往珠海。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珠海接见叶选平。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邓小平一行离开珠海，沿途参观了中山县的石歧镇和顺德市的容奇镇，并接见广东省长朱森林、佛山市长欧广源。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时，邓小平的专列离开广州火车站前往上海。 一九九二年一月三十日，邓小平的专列抵达江西鹰潭。 一九九二年一月三十一日，邓小平一行抵达上海。 一九九二年二月三日，邓小平、杨尚昆在上海接见上海市党政军负责人。 邓小平在沿途各地发表了许多讲话。经过整理（据说由郑必坚执笔，由于这次立了一大功，十四大后提为中宣部副部长、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讲话要点分为六个部分： （一）政策不能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谁要改变，谁就会被打倒”！这一句话，是这次讲话的“核心”，是最最关节之点。其他的话，以前都讲过，无非是“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没有提出多少新的东西。但就是这么一句话，对那些“在位”的人来说，就有雷霆万钧之力。其实，这一句话也不是这次才提出来的。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时就说过：“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不过，这次讲话的份量加重了，不是“垮台”而是“被打倒”。谁要打倒？依靠什么力量去打倒？这些尽在不言中，“在位”的人自己去玩味吧。） （二）改革开放要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一段话提出了后来称之为“三个有利于”的重要理论。应该肯定这是这次讲话提出来的新理论之一。这段话包括三点内容： 第一，一些领导干部“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这种现象要一分为二地去看。一方面，“老干部遇到新问题”，认识不清，没有经验，难免谨小慎微；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干部和党员多年来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继续革命的教育、防止和平演变的教育，还在起作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谁不担心“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这里用“要害”两个字，含意比较模糊，不容易理解。一种可以理解为，关键是要把姓社姓资的问题搞清楚。这是肯定干部、群众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是可以的、对的。另一种可以理解为，领导干部不敢闯就是因为他们脑子里老是装着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也就是说“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这就是说干部、群众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问题是不对的。看来邓小平的原意很可能是后一种。 第三，“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句话又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所谓“判断的标准”，究竟是判断什么东西的标准？照原文看应该是指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后来三月份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的公报，就是这样理解的。但又说是判断改革开放工作好坏的标准。后来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就是这样说。 第二个问题，说“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所谓“三个有利于”中，虽然也说到了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说到了综合国力，说到了人民生活水平，但归根到底是一个生产力问题。用一个生产力做标准怎么能判断、区分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呢？而且这种说法与下面的讲话也有矛盾。他在下面讲到深圳经过改革以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时，说“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这说明，他在“判断”深圳是“姓社姓资”时，就不是用“三个有利于”作标准，而是用生产关系、所有制的性质和上层建筑、政权的性质作标准。 可是，“只要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就是社会主义！”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其影响既深且广。呜呼！“一句可以顶一万句”，能不承认吗？） （1）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难道说“外资”不是资本主义吗？谁能否认这一点！） 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一种经济成分的性质与一种经济成分的作用，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三资企业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与三资企业具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补充作用，两者并不矛盾。不能因为它具有这种作用就否认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2）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这里的问题在于：计划经济与计划、市场经济与市场能划等到号吗？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它们的计划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有无区别？社会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无区别？）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一段话一般地说说，无可无不可。可是，后来一些“专家”把它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论”，说它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值得研究了。 这一段话有三个要点： 第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些“专家”对这一点强调得非常厉害，说这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提出过的。这倒是一个“新闻”。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而且应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常识。但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没有说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应该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东西。但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甚至奴隶制，在它们处于上升阶段的时期，都可以而且应该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 第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强调这一点是对的。这比起那些公然否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剥削、存在两极分化的人，比起那些公然叫喊“剥削万岁”“两极分化永远不可避免”的人，确实强多了。但是，既然说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人们就一定会追问：怎样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可见，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或最本质的东西是建立公有制、消灭私有制。 第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最终”两个字很模糊。可以作各种解释。讲话作了一种解释：“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与“后富”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先富”帮“后富”，这主要表现为上一级政府对所属的各地区的一种支付调节作用；一种是“先富”挖“后富”，这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或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市场行为。但是，地区之间的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最终要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的先富与后富的关系上。对于具体的人来说，在这种“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的构想”中，都只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谓“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在这种构想实现的过程中，不仅是贫富差别的扩大，而且形成了阶级差别，甚至阶级对立。这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时，所谓“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许诺，就变成了宗教中的“死后升天堂”了。 （4）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 （5）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有些人整天在那里喊坚持社会主义，但就是对改革开放不热心，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好，这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坚持社会主义不能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那种社会主义。老年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容易固执，有的人，中国搞特区这么大的事，自己从来就不来看看，站在老远指手画脚，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嘛！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 （黑体字部分公开发表时放在第五部分） （这一段话说得很尖锐、很有针对性。但与中国的实际实际情况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早一点说，从1976年10月以后，晚一点说，从1978年12 月以后，中国的左派可以说普遍患了“失语症”。其后十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当权的人们都是一个劲地搞私有经济、私营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上的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嫌慢了，特别是对“只在经济领域搞改革开放，没有在政治领域搞改革开放”不满，要求在政治制度上也要“全盘西化”。当然，在元老派中也有那么几个人不时发出一点点不同的声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7年、1989年两任总书记先后垮台，暴发了使“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的八九政治风波。 这些事实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主要的，还是左倾机会主义是根深蒂固的、主要的？ 经过中国的八九政治风波、东欧国家的巨变、苏联的解体这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巨大挫折以后，中国的一些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总结经验教训，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不断地遭受有权力的人物的打压下，挣扎着发出一些微弱的声音。如是就被斥责为“左”。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就是所谓“不争论”“一大发明”的实质！) 回过头来看，我的一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那时阻力很大，党内有很高位置的老同志就反对，说上海这地方牵动全国全局，弄不好要出乱子。” （这一段话在公开发表时删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