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 春
《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一书，详细地记录了大寨大队、陈永贵的事迹，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对人们有很大的启迪和教育。
一，陈永贵与大寨大队创下了伟大业绩
大寨大队只有80多户人家，800多亩山坡地，是一个极其普通而贫困的小山村，但是，在毛泽东时代，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大队的群众却创下了伟大业绩、世界奇迹。人们对于陈永贵带领大寨大队自力更生修筑梯田、发展生产等方面的事迹说得比较多，我这里重点说陈永贵、大寨大队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创农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的业绩。
大寨大队与小岗村是我国农村经济的两个对立的典型。大寨大队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而小岗村则是“特色”的典型。陈永贵和大寨大队的伟大业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创造了在手工工具条件下搞科学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也是开辟生产力十分落后条件下发展农业生产的样板。就是说，在创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两方面，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贫困农民开辟了一条道路，同时也用他们的实践回答了很多理论家回答不了的理论问题。
在手工工具的条件下，能不能够实现农业集体化，这是一个理论上有很大争议的问题。
新中国刚建立时，我国的经济非常落后，特别是农业经济，按照毛主席的话说，还是停留在“古代”的经济。在这种生产力水平下能不能够实现农业的集体化，实行公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共产党人面对重大经济关系变革时，都要用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进行论证。当我国决定实不实行农业集体化时，同样要进行争论，尤其是党内的最高决策层。
1951年老解放区山西就出现了两极分化，山西省委提出发展互助合作、走集体化的道路动摇私有制。刘少奇批评这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理由是：“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而毛主席却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关于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上册 第189、191页）这是有关中国具不具备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物质条件的争论、具不具备搞社会主义条件的争论。当时表面上说是解决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在我国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乃至以后推行“包产到户”，宣扬“补课论”等，都或多或少地有这一争论的影子。毛主席在理论上说明我国可以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大寨大队、陈永贵的创举，则是用事实、用他们的实践说明了毛主席关于协作形成新生产力的观点符合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也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公有制。
陈永贵、大寨大队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创出了享誉全国、惊动世界的业绩。“学大寨期间，国内外到大寨参观的人数达1045万人次，气质国际友人25400人次，有22个国家元首、政要和政党领袖先后到大寨访问。参观者对大寨改天换地的壮举无不交口称赞。”（第301页）他们发展生产，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必然结果。
农村在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并进行集体劳动以后，劳动人民必然以主人公的身份，用劳动积累（用活劳动凝结在农业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形式，扩大了集体所有的物质财富，进行“改土治水”等活动，大大地改善了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质量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大寨大队在陈永贵和党支部的领导下，修梯田、建“海绵田”，“三战狼窝掌”等，都是集体劳动这种新生产力对于公有土地进行改造的产物。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土地私有，一家一户只有一、两个劳动力，当然不可能大规模地修梯田、建“海绵田”，“三战狼窝掌”，改变河山面貌。可见，集体劳动对于个体劳动是一种新生产力；在这种集体劳动生产力的基础上，有可能建立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我国基本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立刻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改土治水”的高潮也证明了这一点。1958年出现“浮夸风”以后，“改土治水”的农田基本建设一度沉寂。1964年，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再一次在全国掀起了“改土治水”的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农业学大寨”的旗帜，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的增产起了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带着有色眼镜说我们是“蚁群”，“人海战术”等。是的，我国以大寨大队为表率中国农民，以主人公的姿态，在农业战线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和世界奇迹。这是资产阶级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经济事实。
在我国这样落后的条件下建立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事业，陈永贵、大寨大队在这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干部参加劳动，主要解决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创造“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大寨评工记分，主要是解决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经济关系；其他如抓政治思想工作，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等一系列的措施；正确处理了集体经济内部的人与人的关系；帮助周围的大队，正确处理了大寨大队与其他生产队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了大寨大队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顶住“左”（浮夸风）和右的压力等方面都起了示范作用，说明陈永贵、大寨大队在建立、发展和巩固科学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制度方面，做出了开辟道路的伟大贡献。
从生产力的发展看，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在实践中运用农业技术学、作物栽培学等方面，也创造了历史。他们创建了“海绵田”；在生产实践中推行了科学实验，贯彻了“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 把科学种田的技术直接交给了农民群众，普及了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知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而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则更加巩固了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制度。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16页）大寨大队，创造了比小农经济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成为发展、巩固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典型。所以，大寨大队不仅是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榜样，更是发展、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
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的农田基本建设，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改土治水”运动，把几千年沉睡的大地翻了个个，建立了8万多座水库，使灌溉面比几千年历史积累的面积翻了一番；治理了黄、淮、海等大流域的水患，改善了我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和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大发展，解决了历史上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同时，“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二，农业私有化是“死胡同”
推行“包产到户”以后，当劳动者又重新成为小块土地的私有者。当农民成为私有、分散的个体劳动者时，必然会沦为雇佣奴隶，出卖劳动力。这已经被我国的历史证明，也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证明。
“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
所谓的“农村集体土地应该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承包”。现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不存在了，人民公社早就解散了，哪里来什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哪里还有“集体土地”。现在的“集体土地”，只是一个“法”的概念，实际上已经私有了。所谓的“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就是土地私有化的进一步表现。在这种条件下，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坚持”大寨的道路和精神的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重新回归科学社会主义轨道，才有可能谈农业的社会主义，才具备谈坚持大寨道路和精神的条件。
三，我与大寨大队的关系
我没有见过陈永贵，也没有到过大寨大队，但是，我的科学研究活动以及后半生，与大寨大队是紧密联系着的。
我们学校的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与大寨大队有过一段关系。大概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系、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曾经组织了一些人到大寨大队写大寨经济学。社科院的吴敬琏就参加过大寨经济学的写作。因为国内形势的变化，这本书最终没有能够出版。
在周总理逝世之后，学校的经济研究所决定按照周总理当年视察时的指示：“你们要研究人民公社”，成立了研究人民公社（农业集体经济）的小组，我是小组的成员，从此才特别关注大寨大队，当然也关注大寨大队的领头人陈永贵。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人民公社，一直到90年代初离开科学研究和教学岗位，我都一直在学习、写作、讲解人民公社和大寨大队。离休之后，我仍然宣传、捍卫人民公社和大寨。这些在《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书中有所记录。这本书的第二辑《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实现了集体化》、《浅论包产到户》、《一桩沉冤多年的笔墨官司》和《农业家庭经营形式的再探讨》等文章，就是这方面的记录。
上世纪90年代，一位美国回来的左派同志，领着我去看望阳早和寒春老人。阳早听说我是研究人民公社经济的，问我喜不喜欢陈永贵，我说当然很敬仰。他立刻送我一张“永贵大叔”的照片。其时，“永贵大叔”已经被一些人说成是“大老粗”。
前几年有一个曾经是新华社驻大寨大队的“高级记者”，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改革重新把‘工具’变成‘人’》污蔑人民公社把农民变成了“工具”，改革重新把“工具”变成人。我写了《评<改革重新把‘工具’变成‘人’>》的文章，狠批了作者的谬论。所以说，我的科学研究和后半生与大寨大队是联系在一起的。
大寨大队、陈永贵和小岗村是两个对立的典型。大寨大队是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典型，而小岗村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我不仅直接参加了学习、研究和宣传大寨大队，而且也参与了反对推行“包产到户”和维护大寨大队的理论斗争。总之，我的科研生活和后半生都和大寨大队紧密联系，所以，虽然年过八旬，身患心脏病，还是决定来北京参加这个会议，说一说对于陈永贵和大寨大队的敬仰之情，并对《大寨。陈永贵——我的回忆与思考》的出版表示感谢。
（责编 玉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