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6月28日这一天，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命令，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 “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 周恩来同时还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要求美国从朝鲜撤军。 此后，周恩来又先后在8月30日、9月24日和9月27日3次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军入侵朝鲜的暴行。 6月30日，杜鲁门又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对北方人民军作战。 6月30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施行。 6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援越顾问团师级以上干部、部分团级干部和机要人员约40人，早早来到中南海颐年堂，等待中央领导的接见。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1950年1月间，胡志明向毛泽东提出了援越抗法的请求。为此，中央军委在4月17日下达指示，从第2、第3、第4野战军中各选1各师的全套顾问（包括师、团、营3级），从3野选调顾问团团部人员，从4野选调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组成了赴越军事顾问团。 且说诺大的颐年堂里空荡荡的，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一头摆着两张木桌，上面连茶水、香烟也没有，桌前放着几十张椅子和凳子。颐年堂除了雕梁画栋以外，什么奢侈的摆设也没有，唯一有价值的是挂在墙上的清代宫廷画。 “首长来了。” 有人小声说了一句，众人立刻站了起来。朱德第一个走了进来，随后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刘少奇、朱德和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寒暄。待众人落座后，刘少奇说： “今天请诸位来，要谈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本来毛主席、周总理都一起来，和大家见见面，由于朝鲜打起来了，情况你们也都看了报纸，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睡一会儿觉，现在他正在休息，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现在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那么就由我和朱总司令来和大家谈谈吧。” 接下来，刘少奇和朱德先后讲了话。朱德正说得起劲，不知谁喊了一声： “主席来了！” 众人连忙站起来使劲地鼓掌。刘少奇迎着毛泽东说： “他们已经来了个把小时了。这几天你太疲劳，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哎，事情太多，睡不着啊。” 毛泽东挥了挥手。他与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又走到屋子中间，和顾问们一一握手，亲切地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务。 “主席，给大家说几句吧。” 刘少奇说。毛泽东道： “你们都讲了，我再讲就要重复了。” 朱德说： “主席，你就讲一点吧，大家都希望听到你的教诲。” “朱老总，你言重了，‘教诲’二字从何谈起。” 刘少奇说： “主席，你就别客气了，大家来了都是希望看看你，听听你的声音。” 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等人也附和着说： “主席，你就说几句吧。” 毛泽东看着众人，默默地点点头，双手向下按了按，说： “你们都坐下吧。” 毛泽东待众人重新坐定，走到顾问们中间坐下，他说： “同志们，这次你们去当顾问，是一件大事、新事，我们党和国家、军队是第一次向外国派顾问团，这个意义很重大，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是执行一项很重要、很光荣的任务，希望你们做出好成绩，取得好经验。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还可能更多地派顾问出去，帮助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斗争，这是国际主义的问题，是共产党人义务所在。 世界上还有许多受压迫、被侵略的国家，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我们不仅仅是同情他们，还要伸出手去援助他们。不可因为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就认为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们还要看到帝国主义力量还很强大，他们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在朝鲜、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形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准我们。所以，帮助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唇亡必齿寒，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为了帮助兄弟民族，我们去工作是一举两得的事。这是我们要派顾问团的根本原因。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革命斗争中，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了我们的斗争。胡志明在中国第1次大革命时就参加了，还有越南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流血牺牲。另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就是在国际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才这样做的。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俗话：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还有一个原因，春节期间我不是去了一趟莫斯科吗？胡志明也去了，他是去寻求苏联援助的。在莫斯科，斯大林不了解胡志明，说不知胡志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胡志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见一见他为好。这样，斯大林就见了。但是在胡志明提出请求苏联援助、派顾问时，斯大林没有同意。在回国的路上，我和胡志明又谈了这个问题，胡志明则要求我们派出顾问团。我说物质援助我们应尽力而为，至于派顾问团，我们不大好办，因为我们的干部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没有进学校的门，只是打仗有些经验。可是胡志明还是多次要求。我就说，我个人没有意见，还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一下，要派，也是当顾问呀。” 毛泽东说到这里，众人不禁都笑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 “既然斯大林不愿派顾问，那也就只能由我们给越南人民一些援助了。我从苏联回来，中央研究了一下，大家一致同意派顾问团。现在已经派了罗贵波先去越南，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才决定派这样规模的顾问团。这就要大家辛苦一次。中央还准备叫陈赓同志先去一步，他和胡志明是老朋友，我们在边界上帮越南人整训了一些部队，装备了武器。 你们嘛，这次请韦国清当顾问团团长，本来是叫他去联合国工作的，但是联合国在操纵下不让我们进去，还要那个蒋介石。以后我又想让韦国清去英国当大使，但英国对我们总是三心二意的，那里只能降格了，不派大使了，这样就叫他去越南当顾问团团长。他同意，这很好，共产党人哪里需要哪里去，舒服的环境可以去，艰苦地方也能去。只要工作需要，其它都不计较。这一点，你们要学习韦国清。 你们去的任务，就是协助人家打仗。现在他们还是游击战，没有打过较大的仗，主要是分散打游击。法军现在主要是控制城市、交通线、沿海港口，越军则占着广大农村。这和我们抗日战争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光打游击战不行，要取得胜利，还要打大一点的仗。能打攻坚战，能打运动战，才可以转入反攻，打败法国。要打大一点的仗，就要集中大一些的部队。目前他们已经组建了一些，由我们帮助装备。以后还要进一步集中一些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编成正规部队，经过训练以后打一些大的仗。当然，不能削弱游击战。有些游击队升级了，还要扩大游击队，这方面你们有经验。总的说来游击战结合必要的运动战，还是以游击战为主。但你们主要是帮助他们组建正规部队，教会他们打正规战。游击战他们自己有经验，由他们自己去搞。 向运动战转变要注意步骤，多做调查研究。口不要张得太大，先打几个小一点的仗，锻炼部队，提高信心，初战必胜嘛。解放战争的原则不要忘记，每次都要集中优势兵力，一定要有3倍、5倍甚至更大的优势兵力，不打就不打，要打就打嬴。运动战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占领城市据点为次。所以，你们去了要先集中部队，加强装备和训练。” 毛泽东又说： “顾问就是顾问，实际上是参谋，给人家的指挥者当好参谋。参谋的职责是协助别人。” 毛泽东说到了罗贵波到越南后处理的最为棘手的事情。 原来，一直在中国工作的洪水回到越南后，担任了军区司令员，屡建战功。但是他和总司令武元甲的矛盾却越来越深，终于到了怒目相视的地步。胡志明告诉罗贵波说，如果洪水愿意返回中国工作，越共中央也同意，并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在北京接到罗贵波的电报后，回电说，同意让洪水回北京。 由此，毛泽东提醒大家，要虚心，不能骄傲，看不起人家。否则，搞得不好也会损害两国关系。他说： “要使越南人了解自力更生的重要性。革命要争取外援，但不能依靠外援。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穷，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穷，也是事实。百多年来，内忧外患，战争连年不断，我们是搞得很穷。但我们援助被压迫民族是无私的，尽一切努力的，我们援助是有限的。这样就得靠他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去赢得最后胜利。” 毛泽东说到激动处，突然站了起来，提高声音说： “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要有自力更生的思想，有克服困难的精神，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能力，这个国家、党、人民、军队，才是坚强的，才有胜利的希望。胜利了，才有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才能富强，才能真正地独立解放，才能真正地胜利。” 毛泽东充满激情的话，使顾问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用手向下按了按，接着说： “最后，讲一讲保密问题。这件事要特别注意，‘顾问团’的名字不要随便叫，要搞个代号。如果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派了顾问，一定要大做文章。所以，你们的行动要绝对保密，不可张扬，连亲友也要保密。要多穿便衣或者越军的军服，我们的军衣一律不能带去。到了越南后不要随便外出，不要单独外出。作战时要十分慎重，不要太靠前，免得被敌人俘去。当顾问千万不能代替人家指挥，也不必冲锋陷阵，到第一线去。你们要多想点办法，严守机密。” 毛泽东转脸问朱德： “顾问团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朱德说： “报告主席，已经全部准备就绪，经过此次召见后就要出发了。” “顾问团要带的东西定下来了吧？” “这个问题还未最后定夺，他们有个单子，我的意见是叫下面再研究研究，有些东西似乎不那么必要。” “哦，还有什么不那么必要？” “也没什么，就是手表、皮鞋、派克钢笔之类的东西。” 毛泽东哈哈大笑，将手一挥，说： “总司令批了就行了吧。不要叫别人研究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就大方一些吧。手表、皮鞋、钢笔，统统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一次派顾问团嘛，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再困难也不在乎这点东西，门面这还是要装饰的，你们看呢？” 朱德说： “好吧，既然主席同意了，我就按单子给他们发下去。” 毛泽东笑哈哈地问顾问们： “大家说好不好？” “没有意见！我们听主席的安排。” 众人异口同声。 “好了，我的话讲完了。”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刘少奇、朱德，问道： “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 刘少奇说： “该说的主席都说过了。” “你呢？朱老总。” 朱德说： “我也全说完了。” 毛泽东说： “你们都没有事情说了，我就将顾问们全带走了。”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们都这样干什么？我毛泽东又不是什么凶神。” 毛泽东依然显得有点高深莫测。朱德说： “主席，你就快点将事说明了吧！” “我是要带顾问们去参观一下中南海。”毛泽东笑着说：“防止到了越南，别人问起中南海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叫‘海’，你们全不知道。” 顾问们闻听此言，顿时鼓起了掌。毛泽东在众人的簇拥下，信步走出了颐年堂。 邓逸凡，原名邓福坤，学名邓国雄，曾用名邓惠民、邓彦，1912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水口镇峤峰堡村。他在领受任务后，回到家中告诉了前妻周志中，周志中闻之，失声痛哭，说：“好不容易盼来安定生活，又要分离。”邓逸凡只有好言慰之。后来，邓逸凡回国探亲，周志中提出：“你再去越南，我们就离婚。”邓逸凡思之再三，向上级提出了自己不想再去越南的想法，但是又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领导批评他是享乐主义。于是，邓逸凡就怀揣着离婚协议书，返回越南前线。战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授予邓逸凡将军二级军功勋章。 1950年6月，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8个月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留部队200余万人，解放了除台湾、西藏和某些沿海岛屿外的全部国土。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追歼蒋介石残余军事势力的战斗中，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战胜了重重困难，胜利地完成了解放大陆，统一中华的大任。人民解放军在进军途中，得到了广大城乡人民群众和长期战斗在敌后的人民武装的大力支持，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人民解放军送信带路，修桥铺道，筹集粮草，从而保证了追歼蒋介石残余军队战争的胜利。 1950年7月1日，《人民日报》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报道了党中央关于进行全党整风的决定。报道中写道： “党的巨大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党内教育的任务。为了巩固中国人民革命的辉煌胜利，进一步改善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便顺利地实现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伟大任务，必须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7月2日，毛泽东复电给越共中央。 此前，为了打通中越边境交通，越南人民军是先打与广西接壤的高平，还是先打与云南接壤的老街，抑或是两处同时打，印支共产党中央和中共中央都已经做了调查研究。 且说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同意先打高平的意见，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以后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我们如有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7月，中财委召开了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1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明确规定，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是：“联合起来，凑合股金，建立自己商业的和生产的组织，去推销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并购买原料和其它生产资料”，“避免用商人的中间剥削，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此时，虽然没有提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字眼，但实际上走的路子就是社会主义改造这条路子。 7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前往拉萨，希望会见达赖，转达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并没有积极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 1950年夏天的一个假日，王鹤滨知道毛泽东要去双清别墅，赶紧收拾好医药箱来到毛泽东身旁，只见毛泽东和他的孩子们已经站在了颐年堂东侧的大院内，好像是在等什么客人。 叶子龙从大门外带来了一群客人，为首的哪一位身材高大，足有2米有余，已经年近不惑，长着一副长长的面孔，他就是袁水拍。袁水拍的身后跟着他那位身材瘦小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毛泽东拉着袁水拍的手，亲昵地说： “你年纪轻轻就出版了诗集，可喜可贺！” 袁水拍谦虚地说： “主席过奖了，那算不得是诗。” 毛泽东说： “《马凡佗山歌》我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就读过。” 宾主寒暄过后，就带着孩子们上路了。汽车到了香山，驰过慈幼院的大门东侧，爬上一个小坡，停在了一个不大的停车场里。 毛泽东和客人沿着松林间的小路向北走去，走了约百十米，到了一个院落前，顺着院内的一条蜿蜒的走廊，将客人带到走廊中的一个六角小亭下，宾主坐在了小圆石桌旁，谈笑风生。 王鹤滨怕影响毛泽东和客人的谈话，就和李敏、李讷、刘思齐、毛远新，还有江青的姐姐李云霞，李云霞的儿子王博文，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丽娅，以及客人的两个儿子，走到小亭南侧水池边玩耍。招待人员为他们送来了冷饮，孩子们欢声笑语，好不高兴。摄影师侯波为他们一一摄影留念。 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紧急决议，提出立即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该司令部使用联合国军旗帜”。 7月7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林彪、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以及各军种兵种负责人萧华、萧劲光、刘亚楼、杨立三、李涛、许光达、滕代远、谭政、万毅、苏进、贺晋年、赵尔陆及东北军区的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加强东北边防的军事部署问题。 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根据联合国决议，任命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兼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 此后，美国纠集了世界5大洲、英、法等15个国家的军队，由16个国家共同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同时，还有5个国家派出了战地医疗队；连同南朝鲜的军队，统统归麦克阿瑟指挥。 7月1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继续研究加强东北边防的军事部署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个《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部司令。 7月11日，文化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加强电影管理，颁布了《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和《电影旧片清理》4个暂行办法。同时，中宣部在北京成立成立了中国“电影指导委员会”，以加强对电影事业的领导。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有：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田汉、蒋南翔、丁玲、江青、邓拓、阳翰笙。 这一天，文化部还成立了戏曲改进委员会。 7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将程潜关于解决湖南夏荒问题的信批给中南局和湖南省委，他在批示中写道： “所称再拨二千万斤赈济米一点请即加研究，如有必要旋即照拨并宜速办。” 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议》，决定立即抽调战略预备队，并配属地面炮兵、高射炮兵及工程兵部队，集结于东北地区，组成东北边防军，抓紧实行整训工作，尽快开往与朝鲜相邻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布防待命，实施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第一步部署。根据朝鲜战场发展情况，随时准备渡江援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毛泽东当天在《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议》上批示道： “同意。照此执行。” 此后，中央军委命令：由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原第4野战军第13兵团所属38军、39军、40军，驻黑龙江地区的42军，炮兵第1、第2、第8师和4个高炮团，1个工兵团，1个战车团，1个汽车团等共计26万多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于7月底到8月上旬，全部到鸭绿江北岸的本溪、风城、辽阳、安东、通化、集安、宽甸等地集结，开始整训。 从组建东北边防军起，毛泽东就考虑：一旦出兵用什么名义？如何既投入新中国的主力部队同美国军队作战，又使中美两国从国际法的意义上不进入战争状态？还不至于把作为盟国的苏联拖下水爆发一场世界战争？ 尽管毛泽东已下定了不惜打烂了重新建设的决心，作好了美国公开向中国宣战的准备，但是，这毕竟是我们在美国武装侵略面前迫不得已的选择，只是想达到制止侵略的有限目的，并不希望扩大战争的规模。力争使“朝鲜战争局部化”，使其不至于成为中美两国之间乃至世界性的全面战争。毛泽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考虑到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惯例，力求在军事行动的范围和名义上有所节制，减少侵略者的口实，使自己在国际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的结果，觉得用“支援军”的名义比较合适。初步意见定下来以后，决定再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见，毛泽东说： “多征求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阅历多，有许多经验，此类事情他们办法多。” 果然，周恩来一征求意见，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立即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听取了黄炎培的意见。 “有个问题要考虑呀，”黄炎培诚恳而关切地望了望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说道：“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叫支援军，”周恩来说：“顾名思义，支援朝鲜人民嘛。” 黄炎培摇摇头，反问道： “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考虑。” 周恩来问： “怎么是师出无名呢？” 黄炎培说： “支援军，那是派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哦，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二字一划，改写为“志愿” 两个大字。然后掷笔于桌，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么，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的，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志愿军参战，从国际法的意义来讲，只是中国民间志愿组织的武装入朝，由朝鲜政府指挥作战，中美两国仍不处战争状态。周恩来兴奋地作了一个手势，他说： “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军。” 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 “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7月14日，《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公布施行，使农会组织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有了法律依据，这对于土地改革任务的完成极为重要。 7月1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转发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关于敌特暗害阴谋报告的批语，要求各地加强保卫工作，彻底粉碎国民党匪特的暗害阴谋，有效地保卫一切党的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及党外民主人士。 7月18日晚，毛泽东收读了江苏无锡师范附属小学吴启瑞老师写给他的一封信。 这吴启瑞的丈夫叫王人路，王人路的父亲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数学老师王正枢，本传在第一卷、第二卷中多有描述。1948年底，年仅49岁的王人路身患脑溢血，在临终前他拉着吴启瑞的手说：“天快亮了，毛泽东与吾父交厚，8个孩子全靠你了，将来如有危难之事，你可去找毛大哥。”1950年5月22日，月工资仅有47元的吴启瑞不得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长信：“毛主席：容我自己来介绍，我叫吴启瑞，是无锡师范附小低年级的教员……解放以来，对于时政及各种理论文件越读越感兴趣，但限于时间，不能充分学习，很少收获，深感苦闷，而造成这苦闷的因素，乃是为了背着8个小孩的包袱，使瑞终日碌碌于生活的挣扎，筋疲力尽。”“今受生活的威胁，小儿等体力不良顾虑，万乞主席睹世交之谊，垂念小儿等孤苦体弱，特予提携，准予小女心月和小儿心丰、心支加入苏南区干部子弟班。裨小儿等生活入于正规，增加体格，瑞得全心全意努力业务时政的学习……” 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这封长信，王正枢、王人路的名字映入眼帘，使他思绪万千，30多年前自己与王正枢先生及其家人往来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他提起笔在第一页信纸上写了一个批示： 请陈丕显同志酌处。写信者是有8个孩子的母亲，在无锡师范附小当教员，请求将她的3个孩子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 毛泽东 7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又给吴启瑞老师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启瑞先生： 5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3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8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此复，幷颂 教祺。 毛泽东 7月19日《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公布施行。 建国之初，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阶级中的死硬分子的破坏活动极为猖狂，而广大新解放区的司法机构又很不健全，“为保障革命秩序和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法令的实施”，人民法庭得以成立，“任务是运用司法程序，惩治危害人民与国家利益……及危害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顺利完成土地改革。” 7月2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不久前，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来所未有。毛泽东看到报告中有一份电报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489人”这两个地方，都画了横线。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7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商议援助越南的事情。毛泽东问周恩来： “恩来，罗贵波同志去越南多长时间了？” 周恩来说： “他们是1月初从北京出发的，经过50多天的艰苦跋涉，才到达中越边境。” 刘少奇补充说： “罗贵波一行是3月10日到达越南，与胡志明等越共中央领导人见了面。” “韦国清和顾问团到达了越南没有？” 朱德说： “他们已经到达了越南。” “近来越南战场的情况怎么样？” 朱德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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