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5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北海团城接见了张秀清，握着她的手说： “你送给毛主席的礼物，毛主席收到了，主席很高兴，并让我问候你身体好！” 他又指着桌子上的东西说： “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还有这封亲笔信。” 张秀清捧着信，看看桌子上放着的礼品，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她说： “请您转达我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郑振铎说： “主席的信让我们收藏吧！” 张秀清说： “不给，我舍不得！你们分享毛主席送的东西吧。” 5月间，人民解放军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对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 5月19日，人民解放军占领舟山群岛。 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还攻占了渤海湾的长山列岛和闽南的东山岛。至此，除台湾和澎湖、金门、马祖岛屿外，华东地区全部为解放军占领。尔后，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投入了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做全面准备；同时，海军、空军也全面地投入了准备工作；计划在1951年春夏实施渡海作战，解放台湾。 5月20日，毛泽东对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拟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在来函中“修建开国纪念塔”1句旁批道：“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1句旁批道：“只有讽刺意义。”最后在来函上批的是：“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5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 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中提出： “随着革命战争胜利的发展，党的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有些地区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就开始大量的发展，未能保证新发展党员的质量，将一些不够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决定目前党的发展：“必须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 5月22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黎锦熙在5月17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中国大辞典编纂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在回信中对老师的意见表示赞成，并请有关人员帮助解决。 5月间，中央军委遵照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原一部分，保存主力”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总部、军兵种领导人和军区参谋长以及部分军、师参谋长参加的全军参谋长会议，会议由聂荣臻主持，朱德讲了话。 此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550万人，而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经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确定分期分批复员或转业百余万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中央军委成立公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公安部队和属于政府系统的人民警察。 参谋长会议还明确了各级司令机关的地位、职责和编制，制定了《司令部工作条例》，加强了参谋人员的培训，使司令部工作逐步实现正规化。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银桥从报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招生的启事，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想上学去。” “嗯”毛泽东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到哪里去上学呀？” “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上学是件好事。不过，你非要现在去吗？” 听得出来，毛泽东有点不愿意。可李银桥坚持说： “我今年都23岁了，再不上就没有机会了。” “噢，23，嗯，是不小了。”毛泽东沉吟了一会儿，终于说：“那好，你去吧。” 李银桥多年来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现在真的要离开了又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儿，他低声说： “主席，我去学完了再回来。” “好啊，随时欢迎你回来。” 毛泽东立刻高兴起来。李银桥拿出一个本子，说是请毛泽东题个词留念。毛泽东提起笔，想了想，写道：“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李银桥带着毛泽东的期待，满心欢喜地去上学，可他到那儿一看，大失所望，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呀，只有一个大院子，既没有课堂，也乱哄哄的。他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便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高兴地说： “回来好啊，回来继续工作。” 自此以后，毛泽东便常常把卫士们和警卫部队战士们的学习挂在心上了。 5月24日，毛泽东在章士钊向他推荐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李谠的信中批示道： “请周（即周恩来——笔者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 他又在李谠的自传上写了一段批语： “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5月27日，毛泽东给在湘乡县刚刚上任3个月的县长刘亚南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不久前接到了文运昌、文涧泉、文梅清、文南松4个表兄的一封联名信，信中说：乡下的土改有问题，干部执行政策出现“左”的偏差和工作过粗的现象，对地主的批斗态度利害了一点。把一些不够划地主成份的人也划成了地主。再就是打人，违反了土改法。这些做法不妥，要及时纠正。另外，他们还在信中提出文家生活困难，请表弟帮助解决生活所需，或指示当地政府给予救济。 毛泽东反复看了这封联名信，他心里很清楚，乡下土改工作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有没有文家兄弟所说的那么严重呢？文家兄弟都是贫农出身，却如此同情地富，为地富开脱，这是立场、原则问题，应当批评教育。不过，事情还未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得先写封信给湘乡县长，了解一下情况的经过再说。于是，他就在给刘亚南的在信中写道：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文氏兄弟4人来信，附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的不满。此祝 健康 毛泽东 1950年6月初，刘亚南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信，他捧读再三，仔细揣摩信中的意思。刘亚南又抽出文家兄弟联名写的那封信，看了半晌。刘亚南想，在湘乡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南下干部，他们把北方土改中一些做法带到南方来，以至工作中出现一些偏差。虽然已经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但是，有一些干部为了尽快掌握基层政权，还是有点急于求成，他们给各个乡、村、保规定指标，要划出一定数量的地主。但是，不管怎么说，土改的成绩还是主要的吧，何况文家兄弟都是贫农，他们怎么会“替地富说话”呢？于是，刘亚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了两名机关干部到唐家圫所在的石城乡，调查土改情况。他自己也亲自下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原来，在唐家圫蹲点的石城乡土改中心组组长，是湘乡四区区政府刘秘书，此人系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当过乡长，为了掩盖自己的历史，表现其革命性，就伪装积极。他以为越“左”越好，越“左”越革命，就在划成份时，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也划成了地主。石城乡本来是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很少有什么大户富户。除了曾经当过国民党师长的贺瑞亭被划为地主外，家境稍好的农民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被错划为地富。 文运昌对本地的情况是清楚的，他知道刘国坤虽然当过伪保长，但财产很少，家境并不宽裕；尤其是钟瑞南，家里很穷，仅仅是人懒一点，不大做工夫，也被划成了地主。文运昌和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性情憨直，心地善良。他在亲朋的恳请下，几次出面为错划的地富说情，甚至干预当地政府的工作，因而与基层干部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此时，距唐家圫不远的另一个区，有位姓萧的地主，在当地有许多劣迹，镇反时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关在县城死囚房里等待执行。萧家因过去与文家有些交往，也知道文运昌与毛泽东的关系甚为亲密，便送来一些酒、肉、鸡之类的礼物，还抬来一顶布轿，请文运昌去说情。文运昌开始还说些推辞话，但他经不住萧家人的阿谀奉承和软泡硬磨，耳朵软了，就坐着那顶轿子去了区公所。 常言说国法大如天，无论文运昌怎样说情，区公所硬是不肯放人。文运昌面子上过不去，就在区公所说了些出格的话，引来许多人围观。区里的干部看他年纪大了，再三劝阻，文运昌却是越说越起劲，越说越火大，竟开口骂起人来。区干部一时性起，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扰乱公务，就把你抓起来。于是，不由分说就把文运昌关进谷仓里禁闭起来。 有一位女副区长担心把事情闹大，便去和文运昌谈话，对他的言行进行了批评教育，好说歹说，直到把文运昌说得低头认错为止，方才把他放了出来。 那个被关押的姓萧的地主，身怀绝技，掌握了不少祖传秘方，看病很有一套。这时候，有一位干部得了重病，县医院虽然全力抢救，也是回天乏力，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要撒手西去。有位干部提出，不妨让姓萧的死囚犯看看，病急乱投医嘛。于是，萧某被带到病房，给病人把了脉，开了处方，其中有蜈蚣之类的剧毒药。许多人认为这个阶级敌人是有意报复，他开的方子吃不得。唯有那奄奄一息的病人表示，管它是什么药，都要吃。没想到一剂药下肚，果然奇迹出现，病情大为缓解；三剂药服完，病几乎好了。人们无不惊叹。 人民政府对于那些有悔改表现、又掌握有造福人类的某些技能的犯罪分子，总是给予他重新做人的机会，予于宽大处理的。萧某正是这样一个幸运者。由此，他被改判死缓，又因服刑表现好，改判为有期，以至减刑提前释放。文运昌兄弟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因之对此事在认识上产生了误差，以为是文运昌闯入公堂的结果。自此，文运昌又把女副区长的批评当成了耳旁风，常常为人鳴不平，时有“包打天下”的惊人之举。 正在文运昌颇有些自鳴得意的时候，钟瑞南、刘国坤等人，也找到了文家兄弟，连连叫屈，请求为他们说话。与此同时，石城乡副乡长毛提臣也找到文运昌说，石城乡的土改比较“左”，但他不敢向南下干部反映。文运昌觉得，再向当地政府说什么也是白说，不如直接上书北京，向润之表弟告“御状”。于是，他找来文涧泉、文南松、文梅清3人商议，3人公推文运昌执笔，联名给毛泽东写信。 就这样，地方干部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一纸“御状”，竟把他们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刘亚南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土改工作中的第一手材料，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立即将土改的成绩和问题，以及整改的措施，写了一个详细的汇报材料，寄给了毛泽东。 1050年6月3日，宋庆龄在上海因病不能到北京开会，致信毛泽东，她写道： 毛主席： 在京畅聆谠论，深感万分愉快。告别以来，倏忽二旬，想您最近身体健康，甚盼及时珍重，作充分休息。 我返沪后即着手筹备救济总会宣传部工作，因事属创举，不得不周详计划，昕夕从事，刻无暇晷，致最近旧疾复发，正在诊治之中，故本月恐未克来京开会，尚希见谅。 兹附上由美国转来之斯诺先生函一封，即请查收。我对渠最近之思想是否正确一时无法侦知，因久未阅其著作，故不易臆测。如有复函，我可代为转寄。 此致敬礼！ 宋庆龄 毛泽东得知宋庆龄身体有病，叮嘱上海市委领导前去探望。 6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建国后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七届三中全会。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 毛泽东首先在全会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全面地、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关于国际形势问题，他说：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过继续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 关于国内问题，毛泽东说：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在3年内实现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其他一切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3个条件：1、土地改革的完成。2、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3、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3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3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3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了实现这3个条件，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8项工作任务，这就是： 1、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2、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调整税收和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3、在巩固国防、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提高国家机关工作效率的条件下，整编行政系统，复员一部分军队。4、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5、认真地进行对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灾民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6、认真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7、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8、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 接下来，毛泽东对书面报告作了说明，其中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路线问题，他说： “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3亿1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毛泽东提出： 1、要合理调整工商业，要调整税收，要使工厂开工，以改善和缓和同资产阶级的关系。2、要解决失业问题，要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3、要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4、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5、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改造知识分子不能性急，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6、在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不要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改革。 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对建国初期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贯彻实施，保证了这一任务的顺利完成。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方针成为全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 在这次全会上，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还分别作了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外交与统一战线工作和军队整编问题的报告。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约见了卢汉。宋任穷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这是他与毛泽东分别14年后，重新见到了自己的领袖。 毛泽东和卢汉寒暄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称赞他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泽东还对卢汉和宋任穷说：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 谈话结束后，宋任穷送走卢汉，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不一会儿，毛泽东派人来把他叫了去。毛泽东说： “10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 接下来，他在谈话中说：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你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召集粟裕、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研究解放台湾的问题。粟裕汇报说： “据最新敌情通报，台湾守军兵力增加到40万人。我解放台湾兵力亦应相应调整。我们原计划集中3野全军攻台，以第9、第7兵团为第一梯队，其余部队为第二梯队。目前3野全军约50万人，其中战斗部队30万至38万人，和敌人相比不占优势。建议军委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至4个军投入，使攻台作战更有把握。” 毛泽东问： “蒋介石这些兵是从哪里跑过去的？” 粟裕说： “4野解放海南岛，驻海南岛7万蒋军逃到台湾，舟山群岛12万蒋军也撤到了台湾。50万大军攻台，基本上都是陆军，‘过得去’是个大问题，单靠海军舰船运送是不够的。我算了一笔细账，每人在船上占的面积约0.6平方米，加上武器装备和物资，约需船只76万吨，也就是千吨以上的船只575艘。第一梯队以6万人计算，每艇载25至30人，需要登陆舰2000艘。目前征集到的船只还不到一半，第二梯队及预备队都还无船可乘。建议中央统筹建造足够的渡海运输舰船，并把华东、华南、华北、东北沿海船只统一编成几支运输船队。” 毛泽东点点头，说： “你这帐算得很细，很具体。海上运兵确实是个大问题。” 毛泽东转对周恩来说： “这个问题要很好重视。” 粟裕又说： “鉴于解放台湾之战已不仅是3野部队参加，建议中央派刘伯承同志或林彪同志主持攻台。鉴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渡海舰船，建议攻台作战推迟一些时间，确有把握再行动。” 周恩来说： “海上作战和陆上作战大不一样，受气候、风浪、潮汐影响很大，我们在这个方面缺乏经验，金门、登步岛之战有深刻教训，没有足够船只，不能急于求成。” 粟裕听到周恩来提到金门、登步岛之战，激动地站起来说： “金门、登步岛作战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准备，根子在于骄傲轻敌。由于轻敌，对蒋介石垂死挣扎的顽固性认识不足；由于轻敌，对敌情侦查不细；由于轻敌，对海战特点没有很好研究；由于轻敌，在运兵船只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便发起进攻。金门、登步岛之战教育了我们，攻台之战没有充分准备，不应轻易发起。” 毛泽东示意粟裕坐下来，他说： “粟裕同志提出的攻台指导思想‘充分准备确有把握后再行动’很好，所提3条建议，2条很好，增加攻台兵力和统筹建造船只，中央和军委要专门研究部署。” 毛泽东转向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问道： “你们觉得怎么样？” 毛泽东见大家没有异议，就接着说： “第3条建议，派伯承或林彪主持台湾战役，中央不采纳，解放台湾之战还是由你粟裕来指挥，中央和军委信任你。” 刘、周、朱、彭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就说： “好，我正式宣布：解放台湾之战仍由粟裕指挥。现在要加紧准备，没有绝对把握不发兵。” 周恩来在会议讨论时与中央财委的薄一波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二人一聊开，所谈内容渐渐广泛，其中有一段话也很有意思。周恩来问： “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 “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总理，你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你看呢？” “好啊，”周恩来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着说： “不是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思考着说： “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说： “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8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周恩来不等薄一波回答，就接着说道：“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6月9日，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 三中全会对全党整风、巩固和发展党的工作作了全面部署，规定： “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 七届三中全会鉴于王明迟迟不写检查，还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决定中写道： “王明至今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 决定要求王明仍应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起其它文件中所犯的错误，作一次深刻地检查，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 王明在接到这一决定后，软磨硬抗，坚持不写检查，提出要到苏联治病。后来，他在10月25日就离开北京去苏联了。1953年12月王明回到北京，仍然不提写检查的事。又在1956年春去苏联。60年代以后，王明公开走上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道路。他在苏联所写的《中共五十年》中又一次暴露了原形，他说他在七大前写的检查是被迫的，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是他采取的一种策略。1974年，王明病逝于莫斯科。这是后话。 欲知七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有何重要活动，且看下一章介绍。 东方翁曰：从“四面八方”思想的产生到“不要四面出击”策略的提出，可以说毛泽东是在革命胜利后保持了最清醒的头脑。相比之下，在党内那些高级领导人中间出现的右的思想和“左”的倾向，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国的工商业得到了合理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据统计：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23.4%。其中，工业增长36.4%，农业增长17.8%。粮食增长16.9%。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也有很大的改善。即使在这一年又出现了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战事，国家的财政从1951年起也依然做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节余。到1952年，依然是在战争的条件下，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还高出了20%。在3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终于胜利地实现了，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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