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文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阐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两类矛盾的理论。文章说：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肯定的回答和精辟的论述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似乎已经为人们所承认。但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不敢或不愿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事情恰如恩格斯所说，口头上承认辩证法是回事，实际上把它运用到每一场合，则是另一回事。然而，辩证法早已指明，无产阶级专政几十年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证明：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和任何社会形态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和外部充满着矛盾。矛盾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有它应有的发展逻辑。它不仅不以反动势力的愿望和意志而消失，同样也不以革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泯灭。我们只有勇敢地如实地承认它，正确地深刻地认识它，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才能应付种种复杂的、严峻的局面，夺取斗争的胜利。否则，在客观存在的矛盾面前，我们就会丧失处理矛盾的主动权，陷入被动地位，甚至为矛盾的发展所吞噬。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的情形是怎样的呢？这里仅对关系全局的若干矛盾略作论列。 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谁战胜谁的矛盾，远未解决。在现阶段，这个矛盾集中表现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和斗争。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抽象的政治教条，而是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核心内容的理论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由于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变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和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势头得以遏制，但由于这股思潮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四项基本原则与自由化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相适应的，同时又有不相适应的部分和环节，因而需要改革。特别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兴起、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今天，就更加需要改革那些与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部分和环节了。我们应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主动推进上述矛盾的解决。同时，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国内反动势力总是精心玩弄诱导与逼迫两手策略，妄图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引上资本主义轨道，融化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最终把中国变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与妄图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矛盾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改革开放作坚决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在上述矛盾的发展中毁灭。” 由于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依然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在我国现阶段和将来的漫长历史阶段，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需的。我们应该发展商品经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必须懂得，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与多种所有制的存在相联系，有性质不同的多种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其他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后面两类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种矛盾和斗争，制定和实行恰当的政策，就可以使后面两类商品经济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产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否则，它们的发展就可能冲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除了分析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以外，还必须分析商品经济内在的矛盾，特别是后面两类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制定正确的政策，发挥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将其消极作用控制在最低限度。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存在，而是处在整个世界联系的网络之中。除了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外，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在整个世界联系之网中的矛盾，特别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矛盾。这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帝国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矛盾，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维护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矛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矛盾。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方命运。 以上论述的这些矛盾，不能不反映到党内来。党内出现矛盾和斗争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并非就是坏事。毛泽东同志早就深刻地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从历史总的行程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并将人类引向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但是，就某个社会主义国家、某一历史时期来说，社会主义却存在着胜利与失败两种可能、存在着历史暂时倒退的可能，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能否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到军事斗争问题时指出，军队丧失主动地位，下文就是失败。这个真理具有普遍意义。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居于诸多矛盾的中心位置，处于诸多矛盾的焦点，如果丧失了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失去了驾驭矛盾发展的能力，就会被矛盾的发展所埋葬。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曲折所提供的教训，应该牢记。 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怎样才能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呢？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要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和外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矛盾，有一个清醒的深刻的认识，估计过头与估计不足，或者对矛盾性质判断失真，都会犯极大的错误。 2，工人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前，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列宁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党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巩固执政地位。这是非常正确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主动权的物质基础。 3，必须与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潮——西方反共思潮、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国内的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实现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在根本政治原则上的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才能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近年来我们党的正面经验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反面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真理。 最后，我想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教导，作为这篇序文的结语。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的新问题。” 这篇文章继承和捍卫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的学说，对当代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和外部矛盾，作了深刻的分析，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这篇文章似乎可以看作是邓力群的思想完成了由一个轨道转向另一个轨道的标志。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中流》十二月号刊登邓力群答本刊记者问：《关于“毛泽东热”》。 他说，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否定、贬低、丑化、攻击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可谓登峰造极，成为一种“时髦”。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三信危机”。可是经历了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特别是经历了东欧逆转、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出现空前反共高潮，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一部分敏感的知识青年中，却出现了“毛泽东热”。这种“热”还有不断升温之势。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这是非同寻常的，值得我们思考、研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他说，对“毛泽东热”的观察和思考，已经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本身，停留在就“毛泽东热”论“毛泽东热”，而是开始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层的理性思考。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 他说，许多青少年，从认识毛泽东同志这个人，到认识整个的“毛泽东时代”，认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展开的成功的人民大革命，并通过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来寻找共产主义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答案。 他说，“毛泽东热”是直接产生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现象，是直接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无论怎么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都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不仅空前的改变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而且背定会极大地影响今后的历史。认识、总结这段历史，实际上成为我们前进的出发点之一。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他说，从总体上说，我认为这个“毛泽东热”，无论如何应该说是我们历史发展中的令人鼓舞的积极现象。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著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个大好事。现在的一代青年，注定要通过共产主义发生重大挫折的历史条件下，在世纪转换的关头，在人类历史的大风大浪中，通过思考、比较，去接近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所谓“毛泽东热”，难道不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青年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契机吗？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思考、学习，对于革命接班人的培养，对于下世纪的中国，都会产生持久、根本的影响。 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等多家报刊转载了这篇讲话。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二日，邓力群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学习毛泽东，做坚定的革命者》 一些领导人对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采取了不支持也不公开反对、不闻不问、沉默不语的态度。 他们在忙什么呢？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一日，《中流》本年第一一期刊登王震给林默涵、魏巍的信《认真办好〈中流〉》。 默涵、魏巍同志： 在《中流》杂志创刊两周年之际，我向你们并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表示祝贺。 我喜欢《中流》。很多老同志和中青年同志都跟我提到《中流》，夸赞《中流》。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你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份刊物一身正气，不落俗套，以清新、犀利、泼辣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年读者的重视和喜爱。在两年的时间里，《中流》成为独具特色，较有影响的一份刊物，这很不容易。 作为思想文化战绩上的老同志，你们老而弥坚，站在第一线，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对你们表示感谢。 希望《中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毛泽东同志四十多年前就说过，办杂志要“认真地办”、“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毫不吞吞吐吐”，决不能“用钝刀子割肉”。你们已经这样做了，相信以后能做得更好。 王 震 1991年12月 被党内外的“精英”视为“左”的思潮阵地的《中流》杂志，却受到王震同志的夸赞：“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你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份刊物一身正气，不落俗套，以清新、犀利、泼辣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包括青年读者的重视和喜爱。”他以这种方式，表明了他对党内两种不同主张的态度、立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一日，《中流》第一期发表魏巍的文章《认识真理也要时间》。原文如下： 发现真理，需要实践，需要时间。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发现了某一真理之后，人们认识它，懂得它，也需要时间。 近两年来，国际上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变，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易帜，社会变质，已经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们，不能不陷入深沉的思考之中。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教训是什么，人们将长时间地讨论下去。但是，从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教训之中，我们能够找出社会主义阶段客观存在的规律吗？ 这使我不禁想毛泽东同志的若干论断。这些论断，尽管已经盖上了厚厚的岁月的风尘，但今天默诵起来，不仅不觉得旧，反而觉得格外清新，值得再三玩味。 例如，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又说：“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固然，这些话是50年代末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的，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可是就今天来说，能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吗？尤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能说解决了吗？前几年自由化泛滥时期，作为我们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起初被贬为众家中的一家，以后连这一家的地位也没有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可以畅通无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却无处发表，这能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再看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比中国资格老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解决了，怎么会出现今天这样悲惨的曲折呢？这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作如下理解：所有制的变化固然是最根本的变化，剥削者已经不是统治阶级了，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依然存在。他们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依然存在，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阶层依然存在，加上还很强大的国际资产阶级的颠覆和渗透，这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形态方面的交战就不可能不是长期的。谁忽视了这一点，就必然要吃大亏。 再如，毛泽东同志一向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说提出这一论断的时候，历史还没有展示出足够的证明，那末现在已经是我们许多人的切身体验了。这些年出现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和斗争，不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吗？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变，不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吗？不仅党外，而且党内，不仅下层，而且上层，以至各行各界，不是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吗？正因为这种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所以才带有不可调和的性质。看来这一斗争将交织在整个的社会主义时期，短时期不会完结的。国内外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不仅剥削阶级的残余和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国际资产阶级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还有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腐化堕落分子，共产党队伍中的动摇分子，以及为资产阶级思想俘虏的人，他们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同志还说过，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当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论断的时候，除个别国家一度发生过类似的动乱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毛泽东同志是依据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客观实际，也依据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封建阶级复辟的历史经验作出这种论断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毕竟还没有发生过复辟的事。人们对这一论断也只能半信半疑，作为一种可能来来看待。现在看这一论断，已经不是推断，不是可能，而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惊心动魄的事实了。仔细想来，只要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那么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变化，是可以既出现这种结果，也出现那种结果的。 如果说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末这一点再次得到了证实。 1991年8月31日 魏巍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文学家，但是，把他写的这篇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与我国的一些号称“党内的大理论家”们的文章，比一比，就可以看出：谁是真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是在口头上说坚持，而实际上在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 2004年7月8日初稿 2013年12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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