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乡小住，看到家乡农村目前的粮食生产状况和土地承包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令人感到忧心忡忡，这些问题如国家不能从战略高度作出规划和调整，我国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愿本人所见只是全国农村局部的个别现象，属井蛙观天、杞人忧天。

　　粮食生产目前所遇到的严重问题：

　　占耕植林日趋严重：因植树经营树木、树苗效益远远高于种粮(据说单位农田经营林木的效益要高于种粮效益几十倍)，儿时看到的许多粮(良)田已被植为各类林木树苗。例如：安徽省来安县舜山镇林桥村，在“植树致富”神话效应的示范、辐射下，大多数农民已由粮农转为“林农”，这种状况且有不断发酵、扩散的趋势。许多家庭培育林苗之精细程度要远甚于育菜。我询问了几位“林农”：“你们为什么不种粮?”几乎是同一个回答：“种粮不苦(挣)钱。”问：“那吃粮怎么办?”答：“花钱买呗，吃粮能花几个钱?”许多粮(良)田被植为各类林木，根本就不存在“退耕还林”的问题，而是“林占粮地”日趋严重。

　　各类开发区对粮田强行征收，种粮土地被挤占严重。因为生产粮食对GDP的贡献要远远低于工业和第三产业，对政绩贡献力差，所以搞各类开发区是当前最时尚、最具影响力的“发展”行为。县城南部乃至与南京比邻的汊河地区，成片粮田被圈地“开发”，等待“发展”。

　　目前农村种粮农民大多为50~60多岁老人，青壮年人大多数外出打工或做生意苦(挣)钱，苦(挣)得现金是硬道理、真本事，现钱苦(挣)到手，少的可以改善家庭当前生活状况，多的可以盖房，···在家种粮是最没能耐之举，粮农面临后继乏人的严重局面。

　　单户粮农种粮成本逐年上升，粮农感到种不起粮食。现在经过“整村推进，土地整治”，农民从家到田头距离较远，而且现在耕牛已被淘汰，抢种时需租机器耙地，耙地价格由几年前30元/亩涨至目前80元/亩;到需要灌溉用水时会出现抢水现象，老年粮农那里抢得上水?抢收时又要租机器抢收，价格目前已涨至100元/亩。除此之外，农药、化肥价格也在逐年上涨;特别是粮种经过多年使用化肥，粮食作物的生长对化肥的依赖度愈来愈强，化肥用少了就是不生长;害虫耐药力也逐年增强，有时农药需勾兑得像牛奶一样浓且需经过多次喷洒才能杀死害虫，单位粮食作物的农药、化肥使用量也呈上升趋势。种粮成本呈上升趋势，因此，种粮不如买粮也实属无奈之举。

　　我所居住的城市大米价格在逐年上升，从中可以透视出粮食安全问题已逐渐显示出来。济南市“大润发”超市“东北大米”：2002年大约是0.85元/斤，到了2011年中已涨至2.35元/斤，9年上涨约180%，年均上涨大约20%，目前粮价仍处于上升趋势中，其他地区的粮价可能也是类似的情况。这种“增速”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吗?

　　土地承包目前面临的现状：

　　1·目前农村老弱病残农户的土地已不得不流转到种植大户(注：这里用的是种植大户，因为土地流转到大户手里后，有的可能种菜，有的可能植树，有的可能种植其他经济作物而不一定是种粮——一切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手中---由种植大户承包经营。种植大户对弱势散户犹如电信运营商对普通手机用户一样，具有绝对垄断的话语权、决定权：我给你什么承包价格，你必须接受;你几亩几分几厘的地，小数点后面的忽略不计，你必须接受：否则，我就不承包你的地，让它荒废掉，看你如之奈何?---在这种“有能力的不种粮、无能力的种不了粮”的现状下的土地承包到户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2·如前所述单户粮农种粮已渐感力不从心，将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是必然的趋势;在各项农业补贴上，政府对单户粮农与种植大户的政策也是有区别的：政府政策也在引导、迫使单户粮农退出粮食生产序列，严酷的现实说明目前农村土地承包制已经走到尽头。

　　几点思考与建议：

　　农业发展走集约化、产业化道路是必然的趋势。发展农业集约化、产业化必须坚持公有制，它不能是农场主、地主少数人的经营舞台，广大农民应是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力量。在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的大生产过程中，广大农民以主人翁的身份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农民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要实现两大转变：一是在整地—播种(育苗)--田间管理—收获—储存运输—农业设施维修。。。等一系列环节中实现分工、协作的共同劳动，彻底从小生产的单个劳动中解放出来;二是农民在农业产业化生产的链条中实现从农民到农业工人的转变，他们在各个环节(岗位)中，根据岗位定职责，根据职责定报酬(岗位工资加绩效工资)，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农业产业的岗位分工与岗位职责的制定要比工业生产中岗位分工与职责的制定简单得多。可选择条件比较好的乡镇或县先进行小范围的试验，取得经验、条件成熟后再渐次稳步推开。)

　　要尽可能多的把农村人员吸纳到农业产业化的大体系中，包括新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的人才需求，减轻城市由于农民工累年大量涌入而造成的就业负担。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也是有限度的，特大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镇要匹配发展。农民在农业产业化中就地创业、发展应是趋势;“农民工”的称号可能会成为历史，这比生硬地改“农民工”的称谓要更现实、更人性化;于此相关的，诸如对“留守儿童”、老弱病残老人的关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这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全国上下抓改革、抓发展的大潮流下，多年的现实中一些地方的政府也好，群众也好往往形成不成文的共识：改革发展的成果就是金钱!“一切向钱看，钱就是效益，钱就是政绩，钱就是能力···”的“发展观”深入人心，于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弄虚作假、不择手段···抓到效益、抓到钱就是成绩”的“发展”热火朝天、各显神通!短期效应愈来愈突出，人们对战略性、基础性、长期性的事业、工程，不愿想、更不愿去做这些“吃力不讨好”、“吃力难见效”的“蠢事”。“不种粮，苦(挣)钱买粮吃”—就是对当今这种社会现状的最直白注解。因此党和国家要引导、推动各级地方党、政领导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树立战略政绩观、长期政绩观，改变对他们的考核、任用办法。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发展才能是科学的、可持续的。

　　对粮食生产用地和粮食安全，国家要上升到与“两弹一星”国防安全的高度对待。中国人口仍在缓慢增长，中国是用粮大国，中国一旦出现“粮荒”将要引发大灾难，后果不堪设想。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要下达死守种粮用地和粮食生产指标的硬指令，严防死守，确保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

　　(以上为本人拙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各级领导和各方人士的关注，制定出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三农”政策，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