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0章 “真正了不起的是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靠人民来书写。人 民要和平，和平就一定要实现，谁敢逆潮流而动，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话说1950年3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西昌战役。 西康省西昌地区尚有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所属的1个多师以及由川西逃来的残兵共计3万余人。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贺部大部分被歼，一部溃散，解放军于27日占领西昌。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新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举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几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和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3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做决定的时机了。” 毛泽东要求中南局、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其所属各省市委讨论后，“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 3月12日下午5时许，毛泽东派车接梁漱溟到中南海颐年堂，林伯渠也来相陪。一番寒暄过后，毛泽东即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高见？梁漱溟直言相告说： “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是不容易呵！” 毛泽东摆摆手，笑道： “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梁漱溟的回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他说： “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对梁漱溟怀疑中共政权的稳固性，拒绝参加政府工作，感到不悦。但他很快便转换了话题，又东南西北、古今中外地扯了起来。 该吃晚饭了，梁漱溟说： “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行了，但你们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 毛泽东笑着大声说道： “我们也通通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服务员端上来饭菜，江青也来到了餐厅，与梁漱溟、林伯渠打过招呼，坐在毛泽东身边陪同客人一同进餐。毛泽东向梁漱溟建议说： “你不是在山东、河南农村搞过乡村建设吗？你现在可以看看解放后有何变化，然后再去东北的老解放区看看，比较比较。具体行程我让李维汉、徐冰安排，他们会通知地方政府接待你的。” 梁漱溟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 3月14日，毛泽东给韶山农民郭士透复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于1925年在家乡韶山组织农民运动时，湖南军阀赵恒惕要捉拿他，郭士透曾经帮助过他脱险。1949年10月，郭士透写信给毛泽东说，他的生活困难，希望在外省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毛泽东在给郭士透的复信中写道： “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处省外，徒劳往返。” 3月14日，毛泽东针对土匪、恶霸势力的猖獗，在给刘揆一的信中写道： “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必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 3月16日，毛泽东针对日益严重的敌情，为了巩固人民的胜利成果，亲自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中说： “解放后清剿股匪已取得很大成绩，但残余股匪仍猖獗地进行破坏，斗争仍需努力。” “必须明确，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我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始其它一切工作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灭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不剿灭土匪，各地人民革命政权就不能建立，土改无法完成，广大的贫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各地的救灾和其它一切工作也都将根本无法进行。” 指示要求广大新区，在剿匪的同时，严厉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决不能过分宽容，任其猖獗。并从政策上作了5点规定。 3月20日，毛泽东复电张治中说： “寅佳电悉。1、同意先生来京面叙，何日启程盼告。2、沿途护卫请剑英布置。” 3月的某日下午，陶峙岳赴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陶峙岳感到兴奋和荣幸。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陶峙岳，因为陶峙岳是湖南宁乡人，毛泽东满面春风地握着陶峙岳的手，说道： “陶将军，我们还是湖南老乡哩。” 毛泽东态度诚恳，平易近人，使陶峙岳想起了1930年蒋介石在蚌埠火车上接见他的情景：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哼几下，那不可一世的态度，与毛泽东形成鲜明的对照。 陶峙岳向毛泽东汇报了新疆的工作，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着，频频点头。毛泽东插话时，对陶峙岳提出了3点要求： 1、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2、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加强民族团结。3、积极建设祖国边疆和保卫边疆。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与陶峙岳共进晚餐，席间虽无山珍海味，但那几色湖南家乡风味的菜肴，使陶峙岳倍感亲切。毛泽东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谈，垂询备至。毛泽东和陶峙岳一直谈到深夜，毫无倦态之容。他们的谈话的内容涉猎甚广，不仅谈国家大事，而且也谈到陶峙岳的家庭情况。毛泽东还诚恳地对陶峙岳说： “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 3月间，香港拍摄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风风火火地上映。身为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江青看过影片之后，认为这部影片“内容反动”，宣扬“卖国主义”。她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还说： “拍摄放映这样的电影，应该向中央请示。” “请示谁？”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是请示了有关领导。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总不能拍一部片子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 早在30年代就在上海地下党负责文艺工作的权威人物胡乔木，也慢条斯理地插话说： “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 江青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 “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江青将毛泽东的话转告给陆定一，陆定一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说： “这是主席听了他老婆的话，无事生非。江青在30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好，总想找他们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万不要让江青小题大做，乱了我们的工作。” 3月27日至4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1950年4月，毛泽东看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主要负责人在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毛泽东觉得此种说法有问题，于是，提笔写下了一个较长的批示，他写道： “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要斗争的，但必须团结他，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他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当然是团结为主。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因此应当划分公私阵地，即公私经营范围。‘与民（指民族资产阶级）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错误的说法。‘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工’的主张是不对的。（现在）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除此之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私营商业。” 1950年4月，毛泽东应教育部部长马叙伦的请求，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题词： “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4月1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讲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说： “条约定下来说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不然人家整我们，给我们增加困难。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为建设，也为外交，而外交也是也是为建设。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4月12日，周恩来将第1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工商组讨论的发言记录稿分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他还嘱咐叶子龙立即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对这份发言记录稿读得非常仔细，他在那些党内干部发言的重点部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还密密麻麻地写下了大段的批语。 有人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批道： “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有人主张对私营工商业进行限制和排挤。毛泽东批道： “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有人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批道： “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有人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与资本家“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重重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 他批完以后，让工作人员将这份材料先后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 1950年春的一天，杨开慧的叔叔杨昌恺之女、烈士杨开明的胞妹杨开英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面，就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 “你就是友妹啊！” 杨开英乳名友妹，比杨开慧小14岁。杨开慧牺牲后，杨开英常常看望向振熙，在伯母跟前尽一份孝心。她与杨开智也情同手足。1949年冬，杨开英在湖南大学毕业后去大连参加工作，任教于大连工学院，杨开英从小患有肺病，家里无钱医治，参加教育工作后，常年劳累，病情日益加重。她这次来北京治病，顺便看望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多年来第一次见到杨家人，他显得格外兴奋，详细地询问了杨开英的近况、杨老太太向振熙和杨家亲戚在解放前的经历及目前的生活状况。在谈到杨开慧时，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他动情地说： “友妹，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你霞姐是有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啊！” 杨开英听了，不断发出感叹，喃喃地说： “是啊，霞姐是很坚强的；她为革命而牺牲，死得其所！” 毛泽东看着身体虚弱的杨开英，怕她沉浸在哀伤中，就转换了话题，说道： “友妹，你的病怎样啊？是不是好些了？” 杨开英说： “正在治疗，打针吃药，病已经好多了。” “有病就治，该休息就休息，该住院就住院。大连不方便，你就来北京治疗吧。” 毛泽东看到杨开英病得不轻，就想叫她留在北京治疗，并嘱咐她说： “友妹，你要多保重身体呀！” 杨开英自觉不便在中南海久留，她感激地点点头，也说道： “主席，您也要保重啊！” 杨开英返回大连后，调任大连育英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4月中旬，毛泽东在向振熙80寿辰之际，准备让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省亲。此时，杨开智因为是1925年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已经由湖南省委安排在省人民政府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还曾被调到省农林厅，担任科技兼研究所主任；妻子李崇德也在省儿童福利院任副院长。以后，杨开智又担任了湖南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等职。 在毛岸英行前，毛泽东说： “你现在可以回家一趟了，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再到湘潭老家看看，向乡亲们问好。” 毛岸英自然是喜出望外。接着，毛泽东神情沉重地说： “***妈是个很贤惠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昌济老人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你外婆也是一个贤德高尚的人，她全力支持我和***妈的事业，我很怀念……”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声音有些哽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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