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国家教委提出一份报告说，高等学校的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对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极有看法。一些同志指出：一些地区和单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正在向着实行私有化的方向迈步。这些现象严重损类了公有制经济，如果听任这种发端于个别沿海地区的现象蔓延，必将危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现在有人提出所谓“以开放促改革”的战略，其意图在于从某些地区开始推行私有化的一套，形成气候，影响全国，值得引起我们注意。一些原来主张私有化的人，越来越明显地把股份化作为实现这一主张掩饰和途径------其可以说出来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完全剥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如果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权完全剥夺，国家只是一个收税者，那么公有制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名存实亡了。 七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七期发表文章《重提姓“社”与姓“资”》。 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通俗表达。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改革不问姓社姓资，其前途是危险的。一切不愿作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 七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七期刊登梅行的文章《抓紧端正党风》。指出： 在东欧出现巨变、苏联动荡、国际势力重新组合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西方反共势力不但不会放松而且会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中国更是他们这项战略的重点。在我们国内，那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以及各种异己力量，有的在坐而待机，有的在暗中捣乱，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并不轻松，与其认为缓和，无宁把它看得严重一点，可能更加切合实际。 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无疑仍是端正党风问题。党内风气不正，社会腐败现象丛生，多年来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所深恶痛绝。许多人不理解，党为什么不能像解放初期那样，对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丑恶行为进行一次卓有成效的大扫除呢？ 由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党风问题从来就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相当一部分干部不能全面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只顾了改革开放一头，忽视了甚至忘记了四项基本原则，有些人在改革开放中又受到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因而党内的不正之风和社会腐败现象迅速蔓延。党员干部以权谋私以至贪污受贿的现象大为滋长，随后又刮起经商风，不该经商的干部也经商去了，在经商中又卷入“一切向钱看”的逆流；社会上的经济犯罪活动和刑事犯罪也随之迅速扩张。 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很快就夭折了。整党工作到了后期，忽然转向，离开原定的主题，讨论业务思想去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思想上对端正党风并不积极，在组织上不执行党的决定，这是很不正常的，本身就是作风不正的表现。有不少同志曾对此提出意见，要求按照党章要求，抓紧端正党风，得到的答复却是“现在是党的历史上党风最好的时候”，统统顶了回去。与此同时，还是中央个别领导人，对于当时很严重的吃喝风、送礼风及各种化公为私、化大为小的现象，置若罔闻；并还散布一种奇怪的言论，说这类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所谓理论家还说什么偷盗抢劫、贪污受贿等现象，只要经济搞上去了，自然会消失。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成灾，一是党内和社会生活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并未经过整党而得到收敛。 八月七日，《光明日报》转载《高校理论战线》同年第三期文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 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还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社还是姓资’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和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和改革。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对于那种不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八月，《求是》第十六期发表文章《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不久有的论者提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以后，又有论者提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否定对‘姓社姓资’的‘无理诘难’。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 这篇文章，《光明日报》八月十三日转载。 八月二十日，邓小平同中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他说： 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稳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能只是一个稳字。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发现和和使用人材的问题。总的讲，我们对使用人材的问题重视不够。 八月二十日，《当代思潮》第四期发表曾铭的文章：《为何不能不问姓‘社’还是姓‘资’？》 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改革的新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是新还是旧，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要求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如果把群众革命的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改革开放不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危险的政治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它为资本主义自由化提供了机会和土壤，是与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的。” 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的《内部参阅》、《内部情况》以及《光明日报》上转载。 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稿：《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其中有一段话是“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姓社姓资’，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问‘姓社姓资’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李瑞环审稿后于九月一日深夜向江泽民汇报，江泽民、杨尚昆明令删去这一段。可是在删改前，人民日报社长高狄把稿子已经交给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出。 邓小平叫江泽民来问：“人民日报是不是要全面批判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十三大路线。” 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中组部副部长陈野频的文章：《德才兼备，以德为主——论选拔干部的标准》。 题目是用的陈云四十年代的原话。批判“生产力标准”。与四月份皇甫平文章针锋相对，名义上批判赵紫阳。 九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 文章说，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十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十期发表文章《庸俗生产力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 文章说，这里所说的庸俗生产力观点，即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庸俗化，指的是那种轻视、贬低、甚至否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社会意识、精神的反作用，把生产力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简单地、庸俗地夸大为生产力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意义上都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目标，物质利益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发展的唯一动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检验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经济搞好了，精神文明自然就会好，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为了发展生产力，在改革中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的说法，就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老牌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所宣扬的“庸俗生产力论”的翻版，只不过有点新特点而已。这样一来，势必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混乱，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物质利益的追求，甚至使经济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成“经济社会主义”；使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成“社会改良主义”使社会主义面临畸形发展和变质的危险。 十一月十六日，《求是》第二十二期发表文章《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 文章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认识模糊，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甚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十一月十七日，万里在广东省潮汕两市，十八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强调必须深化、扩大改革开放，必须加快步伐。 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乔石南下视察，沿途宣传邓小平的功绩和理论，指出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中国还能保持稳定，是得益于十年改革开放。他还批评北京有人说：“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在党内”。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李鹏到上海考察，他说，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在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中国还能保持稳定，得益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特别批评解放日报和皇甫平，说：“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 李鹏的讲话与乔石的讲话，针锋相对，这说明尽管邓小平做了许多工作，领导层中分歧还是很大。 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十三届八中全会。会议主要是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田纪云“为了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防止保守势力再次兴风作浪”，在会上作了《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 第一、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我国农村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农民有那么几亩地，可以亦工亦农，亦商亦农，能进能退，是一项最大的社会保险。这也是乡镇企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所以农民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观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农村基本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也是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它不仅在八十年代，就是在现阶段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不要随便乱刮风。第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家庭承包仍然是集体经济的一部分，并非分田单干私有化。这是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制度的理论根据。实行家庭承包制，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已经由过去那种单一的集中经营变为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组成的两个经营层次。家庭经营在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中属于分散经营层次，但是，仍然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之内。这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比过去人民公社生产队单纯的集中经营体制，由于符合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而且符合中国的国情，更能为中国农民所接受，因而也更富于生命力。农村改革十年来的发展表明，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没有因为家庭承包制而遭到削弱，而且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目前我们提出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主要是加强和更好地发挥统一经营层次的作用，为家庭承包经营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而不是削弱家庭的自主经营权，更不是取消家庭经营层次。第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奔向小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很明显，田纪云的这个发言是针对一九九0年六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特别是江泽民、宋平在会上的讲话而来的。 他说“特别是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有人甚至一心想把农民重新拉回到“一大二公”道路上去，并重新制定了《合作社章程》（草案）。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同这种僵化的思想观念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选》三卷371页）这就是结论”。 田纪云最近写文章谈了他的真实思想：纵观世界，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把农业搞上去的。原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都以彻底失败告终。现在仍然坚持农业集体化的国家，人民在忍饥挨饿，难以为继。再看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从事种植业的人口很少，有的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三，但农业却十分发达，不仅本国人民丰衣足食，而且大量出口农产品，赚取外汇。为什么？从根本上说，它是靠个人利益的驱动。我考察过不少西方国家的农牧业生产。他们基本上是以家庭农牧场为基础，以利益为纽带，形成各种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国家扶持（轻税、无税甚至补贴）。这种形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长期活力不衰。其秘诀在于，它的生产是社会化的，但它又是由各个独立的家庭、个人利益连接而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无大锅饭可吃。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切不可以社会制度划线，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形式拒之门外。当然，中国人多地少，一般说，不可能形成几千亩、上万亩地规模的家庭农场，但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逐步形成几十亩、上百亩、几百亩地规模的家庭农场还是可能的。政府应该积极扶持龙头企业，推动贸工农结合，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深化改革的方向，也是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的唯一可行路子。 可以把田纪云的思想归结为一句话：农业只能搞私有化，不能搞公有制！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难道就是“邓小平理论”？这难道就是邓小平说的“两个飞跃”？由这样的人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十几年，中国的农村不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那才有鬼呢！ 全会还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十二月，《高校理论战线》第六期发表文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文章说，首先是经济方面。在一个时期，这方面几乎成了一个禁区，清理精神污染也好，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都不允许触及经济领域，似乎在这个领域里怎么讲，怎么做都行，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误观点。这个阴魂（指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是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以后就没有了呢？我看不一定。有的报刊来势很猛，几篇文章突出一个观点，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不问姓社姓资行吗？你姓资的那一套怎么行？鼓吹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怎么行？ 十二月十日，北京一刊物（《当代思潮》）发表文章《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 一，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目的，因此对于改革的手段，就不能不问它是“姓社”还是“姓资”。改革是通过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起推动作用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一样，也是改革的目的。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纠正“搞改革，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就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不着问‘姓社姓资’”之类的错误观点。既然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改革的目的，既然我们必须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生产力，那么，要改革中怎么能不问“姓社姓资”呢？当代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是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这两条道路是一直斗争着的。不问“姓社姓资”，就意味着可以不姓“社”，可以改掉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这种改革观实质上“改道”观、“改向”观。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被这种改革观搞乱了思想。不然，为什么公开主张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用中产阶级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竟能欺骗不少人？在我国，直到今年三月，还有论者发表文章反对在改革中问“姓社姓资”。这就清楚说明了，把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也规定为改革的目的，树立起社会主义改革观，是多么必要。 二，“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点也不能动摇”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先进的制度。对这一制度，不是改掉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改革除掉其体制上的弊病，使它更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体现，在不断发展着的实践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本身就意味着使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是一致的。而自由化分子是把反对将社会主义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叫作“僵化”，把恢复已有数千年历史的私有制叫作“改革”，把照搬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叫作“创新”。实际上，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体制上的弊端。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是破坏力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一种。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就在于仅仅把原有体制的弊端甚至把整个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不讲自由化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不讲反自由化斗争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是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三，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并非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不是唯一标准。如果把它当作唯一标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当前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仍在发展，如果仅仅用生产力标准孤立地、片面地去看，就会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进步的、合理的结论。据此还能够这样推论：既然西方国家不仅实现了现代化，而且生产力仍然在发展，那么，我国为了实现现代化在改革中搞“全盘西化”也未尝不可。生产力唯一标准论，很容易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我们只有看到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仍在发展，又看到它通过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不平等贸易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剥削，使其中多数国家生产力几乎陷于停滞状态，看到它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进步潮流的阻挠和破坏，看到西方国家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社会腐败的现实，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腐朽性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我们要把政治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我们搞社会主义，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任何阶级，都是不忽视政治标准的。尼克松今年六月二日曾提出衡量“改革派”的两条标准：“接受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这实际上也是他们衡量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两条标准：不仅要摧毁社会主义，而且要使国家四分五裂。我们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叫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实质上也是把四项基本原则当作政治标准。 四，既要注意解决对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又要注意克服过分夸大改革作用的倾向。有一种观点认为，强调改革是强国之路，就是说社会主义那一套已经不能强国了，只有加以改革才行。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使它更加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一种手段或者说途径。我们正是从只有坚持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意义上，讲改革是强国之路的。因此，用“改革是强国之路”来否定“社会主义是强国之路”的观点，是不对的。有的论者写道，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改革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工作，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部分内容，决不是全部内容。看不到这一点而用改革取代、否定革命，是危险的。一些国家用改革取代革命、否定革命，把一切错误和弊端都记在社会主义的帐上，而不讲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的优越性；把人民政权对敌对分子的专政说成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而不讲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必要性；把西方国家美化成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的天使，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侵略的罪行和本质；这种做法的结果，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五，应当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搞现代化，当然要注意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对我们有益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必要的资金，当然要注意发挥科技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积极因素，否则，就可能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援助和技术上，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就可能越来越脱离群众，忘记人民是我们的胜利之本。这不仅是一个事关自力更生方针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 六，“经济搞好了，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的说法站不住脚。赫鲁晓夫是在苏联经济情况相当好的时候上台搞“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的。经过十年改革，我们的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明显的提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却发生了“八九风波”。东欧有的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不错，却也被和平演变过去了。这都说明，把经济当作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搞“一手硬，一手软”，是要吃亏的。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下大力抓好经济工作，又要防止因此忽视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一九八五年尼克松考察东欧以后认为，东欧和平演变时机已经成熟。根据是：“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四年后，尼克松的话不幸言中。从中不难看出，不重视思想，不关心政治，是多么的危险。 七，应当注意限制一些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在改革中，存在着一个怎样对待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的问题。改革措施是不可能做到有百利而一弊的。例如对外开放，把窗户打开，就不可能只进新鲜空所而不进苍蝇、蚊子。看到改革措施有消极作用就不敢大力推进改革，是不对的；不肯实事求是承认并限制这种消极作用也是不对的。一些同志之所以不能正确处理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承认和不注意限制一些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在有的国家里，别说提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就是提一下改革要遵循社会主义原则，也会被扣上“僵化、保守、右派”的帽子。这样发展下去，怎么会不发生和平演变？总之，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这种内因，主要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占了上风”（邓力群，《光明日报》1991年3月26日），由于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包括右倾机会主义的改革路线），由于右倾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兴风作浪，而不是像有的论者所归结的：“内因就是不改革或改革停滞。” 《交锋》的作者称，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左倾思潮的代表作，是否定邓小平理论的一篇奇文！ 这个评价可以说“很高”，这说明《交锋》的作者的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 看来，一九九一年年初，邓小平在上海发出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他预期的“响应”。这种形势，逼迫他不得不在一九九二年初到广东等地去“南巡”。 2004年7月12日初稿 2013年12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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