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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开系列专题:十七、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

2013-12-30 23:1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554| 评论: 0|原作者: 水陆洲|来自: 东方红网

摘要: 改开系列专题:十七、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时间:2013-12-30 11:45来源:作者:水陆洲点击:195 次改开系列专题:十七、为什么不能问“姓社姓资”?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工作。 邓小平对当时的中央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不满意,他曾说,我现在讲话没有人听,这样下去,我只有到上海,到上海发表我的文章。 一月二十八日到上海后,他说, 一,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二,金融很重要,是现代 ...
  三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说:
      增强扩大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一个与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
      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试尝,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这样开放下去,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有些同志将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排除在我国同民经济范畴之外,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将它们的产品一概视为洋货,这其实是对民族工业一种狭隘的理解。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经济格局正向外向型转换,民族工业的概念早已扩展,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之一,法律明确规定了它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的地位。因此不能将外商投资企业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更不能把这些企业的新产品当作洋货来抵制,这也是一种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是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一种软件。总之,封闭陷于落后,开放导致兴旺,这是我国四十多年经济发展听的基本结论。
      我们就是要担一点风险,大胆利用外资,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万商云集的商业中心,辐射全国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等等。例如允许外国人来开银行,本身就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国际化金融体制的突破。又如允许外国人来经营房地产,也是推进住房商品化,形成健全的房地产市场的一部分。再如引进外资改造国营企业,也必然推动国营企业管理方法和体制的转换。而扩大开放的步子,更将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新思路、新意识,从新层次、全方位引起思想的进一步更新,社会心态进一步调整。
      “皇甫平”的文章中提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是有针对性的。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
      通知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现阶段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在政治方向上决不能“不问姓社姓资”。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江泽民在讲话指出: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当前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
      这里说的划清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的界限,实质上就是所谓要问一问“姓社姓资”问题。
      中央提出的:在政治方向上决不能“不问姓社姓资”、划清两种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的界限,这正是对十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决不是什么“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更不是什么“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正是利用‘问一问姓社姓资来制造思想混乱,使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来大好形势的发展遇到严重阻碍。”它恰好是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
      一九九0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文章指出:
      散布“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有其极清楚的政治目的。
      在全部思想史上,没有哪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那样发挥了如此巨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威力,并博得了亿万群众如此衷心的拥护。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这类问题,是早已从总体上、从根本上、从质的规定性上讲清楚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继承者的一系列传世之作,以及社会主义七十年来的不丰富实践经验,已经提供了正确的、基本的答案。然而,奇怪的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在他就职后不久(一九八七年一月)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说:“今后讲四个坚持,着重讲浑的领导就行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谁也讲不清,可以少讲或不讲。”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作为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竟信口开河,发表如此荒唐的指令性言论,怎能不说是咄咄怪事呢?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最主要的是:
      ——无产阶级领导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用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人民内部逐步建设高度的民主,对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敌对势力实行专政;
      ——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有步骤地用按劳分配制度代替一切体现剥削关系的分配制度,实现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改变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产水平;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继承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反对侵略战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维护世界和平;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装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
      “社会主义讲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所谓“社会主义讲不清楚”,谁都知道,这个说法的发明权不属于赵紫阳!
      这些大概就是“皇甫平”所谓的“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吧。
      至于说到:“这样开放下去,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这样开放下去,钱不是落到外国人腰包里去了?”“这样开放下去,不是又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这些问题确实需要作作具体分析。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好扩大开放、引进外资的“度”。说外资企业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工业,外国人会承认吗?国民经济的组成成分、法人地位,与是不是民族工业,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怎么能混为一谈呢?吸收外资根本不考虑以我为主、民族工业的发展,行吗?说这种话的人完全是站在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说话!
      三月,人民日报社长高狄将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的背景向胡乔木汇报,胡乔木要邓力群请示陈云。
      陈云说:“这件事一点不奇怪,邓小平从来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实用主义领先,好事做了一些,但很多事都做错了,把党和国家引向险途,要害是实用主义,黑猫白猫,这个意思要通过宣传慢慢向全党全国人民讲清楚,但注意不要引起混乱,要讲究策略。”
      二、三月,邓小平提议朱容基为副总理,李先念、彭真赞成,陈云反对。
      四月,人大通过朱容基、邹家华为副总理,政协选举叶选平为副主席。
      四月十一日,《真理的追求》第四期发表朱青的文章《和平演变战略与经济》。文章指出:
      如果我们的同志对于和平演变对我国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在我国经济领域内的活动失去警惕性,或者根本不认为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认为和平演变战略仅仅是一种政治性的战略,只要在政治上加以防范,只要在思想、文化方面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可以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了。那末,他们就可能把国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错认为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济思想的人误认为是改革派;把采纳某些必然会损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案误认为是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在接受外资时,就会忽视对方提出附加的政治条件(这种条件往往是隐蔽的),对方提出的投资条件会不会在其他方面带来不良的后果等等。很明显,如果在思想上处于绝无防范的状态,就会给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可乘之机;如果仅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放松了在经济领域内的批判和抵制,就不可能有效地挡住敌人的和平演变战略。因为经济上的演变最终是起决定作用的。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这种绝无防范的思想状态,不能说没有出现过。过去那位中央领导同志所一再宣扬的“在经济领域内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观点,难道不正是这种绝无防范的思想的一种表现吗?
这个观点正是从反面完全适应了肯尼迪所提出的要使用“更加灵活的经济工具,以推动铁幕后面的和平政策”的声明。这可能是无知,也可能是上当受骗,进入了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怀抱。
      “在经济领域内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这个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开放以后,从国外传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除了政治、哲学、文化、文学等方面的观点以外,就有不少资产阶级的经济观点。举例来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实际上还没有搞清楚”的观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可逾越”的观点,以完全的市场经济来否定计划经济的观点,以实行彻底的私人股份制来瓦解公有制经济实体的观点,等等,难道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按照列宁的理论,一个国家中多种经济结构中的资产阶级经济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经济成分将会滋长出资产阶级的经济观点。同时,国内存在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独营企业,也会有意或无意地传播出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来影响我们的某些企业和干部。而且,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也自然会渗透到经济领域,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经济领域内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观点,也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一般原理。不仅外来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基础,而且我国经济基础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也会滋生资产阶级经济观点来维护它的母体。
      四月二十日,《当代思潮》第四期发表流波的文章《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拖上绝路。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四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文章说:
      要把改革开放向新的深度 拓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要选好用好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首先要大胆;其次要广泛,要不拘一格用人才;第三还要发扬民主,把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
      实干家我们要用,智囊型人才我们也应当用,兼备文武之全才求之不得,只那些“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的角色,决不能混进来。
      这篇文章发出了要求改变领导机构的信号:“把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转载《当代思潮》评论员文章:《为什么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月底,人民日报报道,陈云在上海给朱镕基、吴邦国、黄菊分送他亲自书写的条幅:“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五月,陈云在北京说:“(计划经济)不到位,不甘心,不放心。”“一是十年改革开放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模式;二是改革开放没有解决好理论问题。”
      五月,邓力群说:“‘猫论’及其实践的根本要害,是不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用生产力标准取代阶级标准和制度性标准------让资本主义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有机可乘。”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只有正确处理两大任务的关系,才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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