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九十年大改制大潮中，为了给企业和政府减负，数以千万计的国企职工下岗了。这些职工中有很大一批人没能或无法再就业，长期以来甚至一直自行承担社会保险的全部支出。要说减负，《决定》也应该先减轻他们的缴费负担或对他们进行补偿，而不是先照顾企业。
六、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缺乏实质性内容
一方面快速增长，一方面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决定》第44条说，“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说法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承认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就是劳资收益的差距。初次分配中，除了劳动报酬，另一面当然就是资本收益了。多年来，中国一直是“资强劳弱”，劳资交易中，劳方本来就是弱势，而政府通常又站在资方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到目前一直没有改变。
今年6月，北京怀柔一家美资企业的老板企图欠薪跑路，结果被工人发现而遭扣押。警方称这是企业内部经济纠纷，不予干预。遗憾的是，警察这样的表现异常罕见。当前多数情况下，权力依旧站在企业一边，一如既往。
8月28日，习近平视察大连船舶重工时说：“技术人员和工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要抓好队伍的稳定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随着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工人待遇也要相应提高。”这一讲话当日由新华网报道了，但是随后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联播的专题报道中，这一内容都不见了。这种温和的表述难道也犯忌吗？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完全有条件实现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高铁换大米牛肉的阶段，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可是工资增幅相对于生产率的提高，相对于企业老板利润的增加，是大大滞后。像郭台铭向文波等企业家都说过，中国工人物美价廉，应该提高他们的收入。
《决定》第44条还说，要“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当前，只要涉及收入差距、贫富分化问题，媒体就爱扯到城乡区域差距、行业差距上面，《决定》在此也照搬了媒体的流行说法。这一说法貌似有理，其实大缪。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目前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造成的，并非是城市剥削农村造成的，农民正通过进城打工或提高农业生产率来解决这一问题。行业收入差距，在多数情况下，是市场的正常表现，而且也在起伏波动当中，并非是因为这一行业的人剥削那一行业的人造成的（金融证券行业可能收入的确过高，倒是应该注意的）。当前在北京，同样一名妇女，若去当月嫂，月薪可以上万，若去当酒店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可能最多三四千，两者间的差距并不存在不公正，政府让市场自行调节就可以了。政府若执意要缩小这一差距，难道是想强行限制月嫂的最高工资吗？另外，目前媒体炒作行业收入差距问题，主要是想转移劳资矛盾，并趁机攻击国企，说国企行业收入高（且不论这是否符合事实），非国企行业收入低，因此大家都应该恨国企去。
《决定》第44条说，“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那么《决定》在再分配方面有何举措呢？如前所述，在社会保障领域《决定》通过第45条落实的是劫贫济富，是拉大收入差距而不是缩小差距的再分配调节。至于在税收方面，则只是说说而已，毫无具体相关内容。
《决定》第18条也曾指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可惜，依旧没有丝毫的相应的细则，比如公众期待开征的遗产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里高收入的税率等等，都没有出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媒体突然集中发起了一轮丑化遗产税的舆论攻势，将遗产税妖魔化为对中低收入者的掠夺。当时就有人指出，这是媒体在试图阻止三中全会落实遗产税等内容。结果，《决定》真的没有相关具体内容。不知这是否是巧合。
不仅如此，《决定》第44条反倒说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美国的经验早已证明：第一，指望所谓慈善事业能扶贫济困纯属妄想；第二，慈善捐助减免税政策，已经成为富人逃税的又一捷径。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早在2004年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秘书长时就曾毫不避讳地说：他们那帮人都不干净，而搞慈善、玩环保，就是为了“清洗企业家脸上的脓和血”。
七、医疗改革引入市场机制不可取
《决定》第46条指出“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一点有些莫名其妙。社会办医，即私人或其他机构办医，跟办其他企业是一样的，肯定要营利。不营利，怎么活下去？或者，该机构不向消费者收费，但是却由政府或其他机构来支付？不营利那不成了活雷锋嘛！这还叫市场经济？
第46条还说“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前些年，国家的医院改制为私人医院的例子很多，大都不成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局面。2005年，浙江瑞安第二医院搞了公立医院“民营托管”式的改革，结果托管方温州与上海的私企接手后，根本不履行当初的投资承诺，还用游医治病，高收费、小病大治甚至无病治疗，除了捞钱啥都不管，最后卫生局不得不于2011年将医院收回。此前在2010年，杭州市余杭区就曾花3个亿把7年前以7500万价格卖掉的20多家乡镇卫生院又悉数买了回来。而早在2009年1月份，上海首家“国有民营”模式的浦南医院正式结束5年的委托管理，重新纳入浦东新区公立二级医院管理序列。
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政府职责和作用之一就是要“弥补市场失灵”，基本医疗正是“市场失灵”的典型领域。基本医疗本来就不适用私有化和市场化，而且过去改制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不知为何《决定》依旧要倡导“公立医院改制”。
现在不是天天讲什么缺乏投资机会嘛，问题是你有钱干嘛不自己去成立一家医院，为什么非得去跟别人掺和、去改制人家，是不是光有钱没本事，只好吃现成的，只能打别人的主意了？
另外，第46条用了“社会办医”、“社会资金”，以及第42条用了“社会力量办学”等说法，这些说法很不严格。市场运转的承载体是资本，而资本除了公有制资本，就是非公有制资本，没有什么抽象的“社会力量”、“社会资本”。王健林的资本，王石的资本，只是他们的私人资本，跟“社会”、跟张三李四有什么关系？上述说法应该一律改为“非公有制资本”。如《决定》第5条所采用的就是“非公有制资本”的说法。一份文件中不应该出现概念的混乱。
这些年，不少媒体肆意攻击公立医院，挑动医患纠纷，来为“医疗改制”制造舆论，像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柴会群，公然制造“缝肛门”之类的假新闻。政府对此却视若无睹，这不能不说是失职。
八、“教育改革”将使富豪子弟获得特权
《决定》第42条说竟然说“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这不就是“走后门”的另一说法嘛！不看分数那看什么？还不是看关系、看背景、看钱财嘛！“自主招生”的实践表明这一做法弊端很大。自主招生和放弃考试原则的结合，带来两方面的腐败：第一，拥有自主招生权的校方的腐败，如最近暴露出来的人民大学招生办主任腐败事件；第二，纨绔子弟摆脱了考试的平等竞争，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进入高校。
任志强显摆自己小时候有辅导员照顾，现在有大领导半夜打电话关心，我等平民草根没他那样的好福气，我们只能靠考试来改变自身命运。只有靠着严格的、平等的考试，穷矮丑们才能“打垮胜高富帅，战胜官二代”，进入高等学府。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放弃这一原则，无疑就是给权贵富豪子弟以特权。有个所谓的少年女作家蒋方舟（其作品的作者其实是其母亲），高考作文几乎交白卷，其考分低于分数线大概六十分，可清华大学新闻学院依旧将这位高考作文近乎白卷的“作家”录取，这位“作家”被照顾进清华后还腆着脸指责其他学生是既得利益者。假设当年清华出身的胡锦涛现在与蒋方舟一起报考清华，那么依照自主招生和招生与考试相分离以及所谓的综合素质之类的原则，清华大学完全可以先招入蒋方舟，即使胡锦涛的考分远高于蒋方舟，即使蒋方舟因为有“国民党1947年就已经退守台湾”之说而沦为天下笑柄，也不受妨碍。南科大，打着自主招生的名义企图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并弱化考试的作用，蒋方舟则支持南科大，他们才是真正的利益集团。
《决定》第42条说，要“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其实，课业负担跟学习成绩成正比，这是普遍现象。盲目地倡导减负，难道是想让学生成绩也降下来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无师自通的天才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当然得靠努力学习才能有好成绩的，何况天才人物还个个都很勤奋呢。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难道应该成为学生楷模吗？12月3日消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策划的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中，上海中学生再度高居榜首。同时，上海学生也以平均每周花13.8小时做作业的“纪录”，成为“课业负担”项的第一名。美国学生负担倒是轻，可好多人上高中了，连加减乘除都算不好，这种减负值得学习吗？去年奥巴马在竞选演说中说中国比美国有着更多的技工、工程师、科学家，因此美国在竞争中落了下风。没有课业负担，没有严格考试，哪来这么多技工、工程师、科学家？现在全球都在羡慕中国的教育成就，《决定》却弃之如敝履，这是想自毁前程、自掘坟墓吗？
《决定》第42条还说，“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真是荒唐至极！什么叫“综合素质”？“综合素质”就是众说纷纭、根本不可能有固定标准的一种说法，标准不严格，也就最有利于搞腐败。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花大钱请私人教师，钢琴、画画、唱歌、舞蹈自然比穷人家的孩子强，这就叫综合素质比人家强了？照这个趋势，直接跳过科举制、退回到举孝廉、九品中正制就得了。
小布什这种差生凭借关系背景就能进耶鲁，这就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吗？若贯彻“招生与考试分离”、“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等原则，那么将只有一种结局：“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以后干脆取消所有考试，只比谁的父母有钱，谁的父母官更大就得了
九、警惕给富豪贪官以免死特权
《决定》第34条说，要“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近年来，媒体、法学界、部分企业家——以爱参加亚布力论坛的那些地产投机富豪为代表——积极鼓吹经济犯罪不应被判处死刑，理由是“不杀人不偿命”，“中国减少死刑应坚决从经济犯罪领域起步”。
“不杀人则不偿命”论有其合理因素，不过却存在片面化或表面化的倾向。经济犯罪的特殊性质在于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是却可以造成间接杀人，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大面积危害社会。
死刑不应适于经济犯罪领域论或“不杀人则不偿命”论，存在着看问题片面化或表面化的倾向。经济犯罪的特殊性质在于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是却可以造成间接杀人，尤其像集资诈骗案件或庞氏骗局，若任其蔓延，对社会会造成大面积危害，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危害性远胜于普通刑事案件。1985年温州“抬会”惨案、1997年阿尔巴尼亚因金字塔骗局败露导致的全国动乱，就是典型。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诸大银行以及相关的评级机构、审计事务所等都难逃干系，可是这帮人却没一个遭受法律惩处的。2010年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就对中国能对金融犯罪严厉惩处的司法制度表示了赞赏，说华尔街那帮骗子窃贼，在中国早就给枪毙了。
在亚布力论坛上，任志强、张维迎带头高呼“救吴英就是救我们自己！”他们这真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啊。至于胡舒立与贺卫方，竟然对李昌奎这样穷凶极恶的强奸杀人犯都反对施以死刑。希望“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这一决定，不会被利用来给予大骗子大窃贼大贪官们免死特权。
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还是激发某些富豪的活力？
《决定》第48条说，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目前中国存在的所谓的社会组织是什么？有由地产富豪、金融富豪等主导的亚布力企业家论坛，有由同一帮企业家成立的壹基金这样的所谓的公益组织，有由同一帮企业家成立的阿拉善see协会这样的“环保组织”，有在“平安案”中疑点重重的秦晓先生主持的博源基金会，还有行行色色的被富豪们豢养的NGO组织，以及“大爱清尘”这种撇清黑心老板对尘肺病所负责任的爱心机构。秦晓王石之流，一面跟权力勾结巧取豪夺，一面得陇望蜀，得了便宜还卖乖，摆出一幅“民间”“社会”的脸孔来要求“宪政”“法制”。现在不仅社会组织都是他们的了，连媒体也都已经听他们使唤了，如王健林所说的那样，还要怎样才算是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活力呢？假如有“亚布力过劳死白领论坛”、“阿拉善补偿九十年代下岗工人基金会”之类的社会组织，那还算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可是依照现状，被激发的无非是那些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地产富豪、金融投机富豪们的活力。
结语
《决定》第60条说，要“宽容改革失误”。宽容“改革失误”的同时，也请同时宽容对“改革”的讨论和批评。改革这个筐，什么都能装。笔者并不反对改革，只是对于改革为了谁、如何改这一基本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余年，可是分配不公，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本来，进一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一方面继续维持高速发展，一方面让广大人民分享发展的果实，共同富裕。可是，有些人，却净想着劫贫济富，企图把发展的成果全装进自己口袋里，为此竟不惜以阻挠发展、制造危机来倒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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