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只有抢劫中国人民才叫改革？

中国在劫贫济富还是劫富济贫？

----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

杜建国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对《决定》中的部分内容有意见，详述如下。

一、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入市场机制

《决定》存在在不适合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过分强调引入市场机制的倾向。

1.《决定》第12条指出，要“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金融业的最高目标，应该是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业的经营原则应该是安全第一，避免金融投机泡沫出现，而不是什么金融创新。众所周知，美国以及英国等国自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忽视实体经济，鼓励所谓的金融创新，结果这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金融创新一词在美国已经沦为过街老鼠。难道中国罔顾前车之鉴，也要搞那些金融衍生品交易？

中国自身的经验表明所谓的金融创新是要不得的。温州经过一番所谓的金融改革实验，也以失败告终：一方面高利贷、集资诈骗等金融泡沫或骗局破裂、败露，一方面实体经济一落千丈。“炒房团”连自己温州老家的房价都炒得虚高，自去年以来，温州是全国大中城市中唯一一家房价大幅度下跌的。温州国企最少，金融市场化、自由度最高，按说最符合某些人的市场经济的标准，可结果呢？难道要让全国经济温州化吗？

当前鼓吹金融创新的那些媒体和人物，其实有不少也是些骗子。他们平常鼓吹金融市场自由化，一旦出了问题，他们又让政府来填窟窿，这跟华尔街赚钱时候反对干预，等危机来了却又挟持政府救助如出一辙。突出表现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干预司法，逼迫政府对浙江东阳的骗子吴英进行改判。第二件，2011年秋天，温州投机泡沫破裂，可是媒体制造“救温州就是救市场”的舆论，逼迫政府为温州投机泡沫埋单，并进一步给温州更多优惠政策，结果导致温州的泡沫越来越大，损失也越来越大。温州靠当年辛辛苦苦卖打火机、皮鞋、小电器攒下的家底，被这几年的金融投机给败送得差不多了。温州被媒体给绑架了，给坑惨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方星海11月20日提出警告，明年某个时候，一两家中小型的银行发生挤提、倒闭的可能性很大。在金融创新和改革中要避免和控制金融风险，而不是制造和扩大金融风险，更不能把金融风险转嫁给人民群众和政府。

巧得很，11月18日，即《决定》公布仅仅两天后，在北京访问的克林顿提醒中国不要重蹈美国覆辙：多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主要是金融业、房地产业，但这些行业并不提供多少工作机会，而且大多数的经济收入集中在了少数人手中。“金融创新”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应该出现。难道光有吴英、顾春芳、曾成杰还不够，还得折腾出个中国的雷曼公司来？

当前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着扎根实业、努力从衬衫换飞机升级为高铁换大米的趋势，同样也存在着放弃实业去搞投机、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企图不劳而获的趋势。鼓励“金融创新”，就是鼓励不走正路走邪路。

2.《决定》第10条说，“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同时，《决定》第15条还说，“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

上述内容指的是水、电、气等领域要彻底市场化吗？前些年一些地方的自来水领域曾进行过类改革，甚至引进过外资，结果水价高升，民怨沸腾。公交领域如果完全市场化，是想要回到十多年前北京马路上私人小公共横冲直撞的年代吗？如后面所详述的，早已经完成市场化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广深铁路，票价高，车速慢，服务差，这种改革除了对资方有好处，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第10条说，“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别的我不懂，单说水、城市公交、铁路，可都是“重要公用事业”或“自然垄断行业”，怎么又要“由市场形成价格”呢？铁路，天然具有垄断性，根本无法形成不同企业间的竞争，一旦决定由企业定价，铁路那还不成了资方的提款机，乘客只能任人宰割。不管是广深铁路，还是撒切尔失败的铁路改革，都是明证。

3.《决定》第15条说，“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政府的职能之一本来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若其主要工作需要从别处购买，那干脆取消该部门得了。《决定》没有说明“事务性管理服务”都包括什么。比如，城管的工作是不是可以交给私企承包了？警察是不是可以向黑社会购买治安服务了？美国不少地方政府，让私人建造、管理监狱，然后从他们手里购买服务。有家名为“美国管教公司”的私人监狱与各州签订协议，必须保障其90%以上的“入住率”，因此一旦犯罪率下降，州政府就面临着支付违约金的风险，于是乎，各州警察便乱抓乱捕。有的监狱与法官相勾结，法官故意加重判罚，监狱赚得就多，再给法官好处。引入市场机制——“政府购买服务”，难免会带来腐败或寻租。期望中国不会重蹈美国覆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还要注意“弥补市场失灵”。前述领域都明显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决定》并没有予以警示。

基本医疗，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决定》在此领域也试图推行市场化。对此我在后面予以详述。

4.《决定》第13条很有趣，一面说“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一面却又说“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这两种表述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这一矛盾显示，笼统地、泛泛地、大而化之地谈什么市场导向之类的套话在实践中经常是靠不住的，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近年来政府确立了十六个重大科技专项并参与了组织实施，这推动中国工业科技取得了巨大进步。若完全听任市场，能行吗？指望天天泡在媒体上的柳传志、王健林、王石能搞出芯片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来？能指望温州炒房团不去炒房子而去投资4G移动通信基础研发吗？能指望史玉柱不卖“脑白金”而去投资量子通信研发吗？

自相矛盾的是，《决定》一方面强调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一面又在第6条、第8条不提国企对等控股私企、人为限制国企的“功能”和投资方向，让国企实际上沦为经济体中的二等公民，直接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对此我在后面详述。

5.《决定》第14条与第15条继续肯定和坚持宏观调控，习近平在《说明》中也指出存在“市场失灵”现象。

进入2013年后，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引发各方担心。李克强在5月13日的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曾指出靠市场机制就能调节经济波动：“市场机制本身对经济运行具有自动调节作用，是能够调整一般性经济波动的。”

但是到7月1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光靠市场不行，还得依靠宏观调控：“从国内外实践看，经济运行出现一定波动，有客观必然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七月份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后，立竿见影，经济开始止跌回升。可见，忽视宏观调控是不可取的。现在有人爱说中国创新了宏观调控方式，难道指的是以前没有的新事物“钱荒”吗？

近年来，媒体掀起了一股诋毁宏观调控的舆论浪潮，最突出的就是贬低2008年的“四万亿”。是药三分毒，“四万亿”有问题，那就好好探究问题出在哪里，是财政手段有问题还是货币手段有问题？是支持实体经济错了还是让过多资金流入投机领域错了？可是媒体却故意混淆这些区别，夸大“四万亿”的负面作用，以图全面否定宏观调控。好了伤疤忘了痛，2008年人心惶惶，若没有四万亿，中国经济如何快速止跌回升？当时全球盛赞“中国拯救世界”，难道都忘了？吴敬琏的学生李佐军以及南方周末曾明说，恨“四万亿”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四万亿让中国在2008年走出了危机。

二、《决定》存在反市场倾向

《决定》一方面存在过分夸大市场作用、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引入市场机制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存在妨碍市场发挥作用，压制经济正常运转的倾向。

《决定》第14条讲的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求“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

有关“经济增长速度”、“产能过剩”、“新增债务”的表述，突出地反映出《决定》存在着的违背市场原则的倾向。

1.目前政府有追随媒体的鼓噪而贬低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性、将经济速度与经济质效对立起来的倾向。不能将速度与质量对立起来。没有速度，哪来质量？若有质量，又怎能没有速度？如果经济速度降低能提高经济质效，那么深陷危机的希腊、西班牙等国就应该是全球楷模了。中国过去的长期高速增长，不仅有规模和速度，也有质量的提高。要提高质量，也需要速度做前提，因为只有在高增长时期，企业才愿意投资，对设备升级换代。未来中国经济要进一步提高质量，依旧需要伴以高速增长。

当前，媒体刻意贬低改革开放三十五年的成就，称这三十五年的高增长光有速度没有质量，同时神化西方的经济。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称中国经济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等弊端。我认为这一看法是有些片面的，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媒体的误导。

中国经济的确有不少问题，不过凡事就怕比较，事实上，相对全球各大经济体而言，中国经济发展不仅速度最快，质量也最高。相对于中国，主要依仗吃老本的美国英国，他们不搞工业、忽视科技、鼓励金融投机、拿服务业冒充高新产业，他们才是真正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低效”。中国经济若质量不高，老本吃光了的卡梅伦能跑来买高铁、核电设备、通信设备？中国经济已经告别“衬衫换飞机”的时代，开始迈入“高铁换大米、换牛肉、换矿石”的阶段。全世界大都在羡慕中国的高增长，唯独中国朝野上下都在在说自己的高增长粗放低效。不是说中国前三十五年的发展没问题，不是说不需要进一步提高质量，而是说，未来的发展，首先要承认最近三十五年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再更上层楼，而不能将其贬低为粗放低效。

大家都知道，中国媒体的舆论基调主要由胡舒立、吴敬琏、张维迎等这些所谓的“自由派”给掌控着。媒体即“自由派”媒体为什么贬低最近三十五年、尤其是最近十年？因为，这些年来蛋糕越做越大，政府却不让他们霸占独吞了。你不让他们霸占独吞，你不由着顾雏军吴英们去抢去偷去骗，他们就把你说的一团黑，说你创新不足，粗放低效，等等，倒逼着你去、忽悠着你去“深化改革”，即放纵他们去抢去偷去骗。

近年来，媒体鼓吹“降速提质”，只要调结构，不要稳增长，到今年七月，政府定调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来了个折衷主义。12月11日，厉以宁还在鼓吹中国经济应该“重在结构调整，不要去追求速度。”不要速度，只要结构调整，这不就成了休克疗法了吗？调结构这个筐，什么都能装。调结构，假如专指产业结构升级，那么恰恰需要以增长为前提，因为不增长就不营利，企业不可能大规模地更换新设备，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不需要速度的调结构，只能是与产业结构升级无关的休克疗法，只能是破坏经济的结构调整。“自由派”就是一群纵火犯，企图让中国经济陷入危机，好倒逼改革，即趁火打劫。比如，今年有无数家媒体，一面鼓吹应该降低速度——降低速度必然导致就业率下降，一面却又抱怨就业难，鼓噪“史上最难就业季”来了，再不“改革”，“革命”就要爆发了。

市场经济追求的是利润，是积累，没了速度就没有利润、积累，一面主张市场起决定作用，一面贬低速度，这是自相矛盾的。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胡舒立、黄益平们一面标榜自己是市场派，一面反对经济增长，有的甚至鼓吹经济危机、休克疗法对中国是好事情，他们纯粹是“破坏市场经济”派！前世行副行长、真正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因为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将继续高速增长而遭到中国媒体围攻，前世行行长、华尔街的金融掮客佐利克因为鼓吹未来中国经济不会再高增长而受到中国媒体追捧，一冷一热，凸显中国舆论的荒唐。

2.关于“产能过剩”。《决定》强调市场主导，第14条指出，“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可是，目前政府却又在大力限制、淘汰“过剩产能”，这实际上是限制了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若政府一味放弃审批权，任由企业自主投资，那实际上就是说限制“过剩产能”是错误的。如果限制过剩产能是正确的，那就实际上是说靠市场配置资源是靠不住的。一面鼓吹简政放权，一面强行“淘汰过剩产能”，这完全是自相矛盾。

“产能过剩”，到底指的是什么？莫非中国已经富得流油，超过了瑞士瑞典新加坡等，不需要再继续进行建设、以至于大量产能显得过剩了吗？市场经济免不了有波动，有波动，就会有过剩。不是说否认落后产能现象存在，也不是说否认产能过剩现象的存在，而是说不能因为淘汰部分产能而牺牲掉整个宏观经济，牺牲掉增长。中国经济如果像日本那样停滞不前了，那么过剩就是严重的，如果预判将来中国经济依旧以较高速度增长的话，那么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就不会很严重。十八大报告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将持续较高速发展，因为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四大客观存在的需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时的总理认为中国电力工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不让上电厂了，结果没出几年，电力供应就跟不上经济发展了，2003与2004年，全国各地都闹起了电荒，拉闸限电。殷鉴不远。现在一下子就让河北压缩钢铁产能六千万吨，这是理性之举吗？淘汰落后或过剩产能，与提高经济质量一样，都不应该以牺牲速度为代价，指望靠降速来提质，第一，这是本末倒置，第二，这是缘木求鱼，最终结果是速度质量都被牺牲了。

3.关于“地方债务”。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现在，中国大多数省份的经济规模，若放到欧洲，那就相当于一个大国，未来依旧需要趋利避害，继续发挥地方政府的正面作用。地方政府举债发展经济，乃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可媒体一面鼓吹市场化，一面却又反对地方政府举债，真是莫名其妙。地方债务危机，纯粹是这两年媒体通过歪曲夸大甚至造谣所炒作起来的话题。甚至在2013年9月份习近平与李克强接连表示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处在“可控范围之内”后，9月27日，《经济参考报》依旧造谣说地方债务较两年前翻番，并由此引起一场风波。

媒体为什么起劲地鼓噪债务危机？2011年9月，吴敬琏的高足李佐军叫嚣中国将由于地方债务危机而在2013年七八月份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而陷入社会动荡，届时，就有理由“以危机倒逼改革”了。南方周末刊文专门引了李佐军的话，来为其舆论宣传定调。即使地方债务没问题，那么依旧可以通过制造舆论倒逼中央政府强行禁止地方政府继续举债，这样一来有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链断裂，引发经济危机，这就是他们的真实意图。今年六月，政府就生生闹出了一次“钱荒”。当时就有人欢天喜地，高呼接下来就是大规模的债务危机爆发了，危机和动乱终于来了。好在政府于七月停止了不作为，出手“稳增长”，他们最终空欢喜一场。

“危机倒逼改革”，就是这两年由被“自由派”或“市场派”控制着中国财经媒体的宣传基调。地方债务、产能过剩、社保亏空、铁道部破产、货币超发、制造业危机、创新不足、教育危机等等各类关于中国经济的“危机”，都是媒体刻意鼓噪起来的。没有真实的危机，就制造出“危机舆论”来，拿舆论倒逼改革。

尽管真正的经济危机没有如“自由派”所愿在2013年七八月份爆发，不过自由派以及成功地制造了弥漫朝野的“危机舆论”，用危机舆论来倒逼改革。这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决定》的背景。

媒体制造出来一些假问题，政府则把这些假问题当成了现实。某种程度上，政府现在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

当前，在全球经济严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担心经济下滑，可是中国政府竟然开始抱怨自己的增长速度太快了，要借压制“过剩产能”、“地方债务”等来人为地降速。今年六月份，政府甚至不正常履行职能，生生制造出一场“钱荒”来。像楼继伟，7月11日在美国大放厥词，说中国经济增速今年可能降到6.5%，他这是演的哪一出？

三、国有资产流失的危险，以及对国企的歧视

1.《决定》第二大部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导语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但是，《决定》第8条却又说，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很明显，一家国有企业经过改制变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并且由“非公有资本控股”后，该企业肯定就不再是公有制企业了。前后这两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下面我们将看出，整个第二大部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即《决定》第5-8条的内容，存在大量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隐患。

《决定》第6条说，“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按市场经济原则来说，国有企业与私企外企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是完全正当的（不仅私企外企通过股权交易等形式控制国企，而且包括国企通过同样的方式控股私企外企，也都是完全正当的）；混合所有制和国企资本化，的确存在产生放大功能的可能。不过，混合所有制和国企资本化是个筐，存在着不同的运作方式，不同的运作方式带来不同的可能。放大功能之外，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国资流失和企业走下坡路。

国企要卖给私企或外企并非绝对不可，前提是必须得保证交易的公平公正，即国企不会被贱卖掉，不会让人民蒙受损失。尤其是如果这家国企经营有方，盈利状况良好，也不缺乏扩张的资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不应该鼓励出卖自己的股权，否则就成了肥水流入外人田。除非买家出价的确合理，才可以考虑出售国企资产，否则就是国资流失。

国企当中，还有大量资产没有被资本化，这些资产至少应该是以十万亿计的。未来若是对其进行债券化或资本化，决不能低估其价值。比如今年来，不少媒体宣称铁道部资产还顶不上几万亿的债务，这就是资产被明显低估的例子。

众所周知，过去国企改制中，被贱卖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被贱卖后，好多企业的绩效不升反降，今后的混合所有制实践，应该注意吸取过去的教训。遗憾的是，《决定》对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如何避免出现前述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表述。

自2004年起，大规模的国企MBO（管理层收购）被叫停，不过国企改制事件并没有完全消失近年来。近年来，“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失败案例，并不少见。下面仅列举三例。

上海家化案。上海家化作为上海的老牌国企，是少数能跟西方日化巨头和化妆品巨头相抗衡的中国企业，从六神、美加净到高夫、佰草集，其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2011年上海家化搞股权改制，被平安信托控股，不再是国企（其中是否有关国资流失，我们不得而知）。毫无疑问，平安这种金融资本只是有钱，并不懂得企业经营，但是平安却大力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好端端的一家企业如今被他们搞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产权倒是明晰了，可企业呢？2012年五月，曾参与撰写世界银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国研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吹嘘“2011年上海家化国资退出的例子，就是国资成功退出的典范”。12月19日，原上海家化总经理葛文耀说道：“家化改制在上海国企改制中也算开创性的典型案例……但这次全市国资国企改革大会，只字不提上海家化。” 恐怕是没脸提了吧！

吉林通钢案。浙江私企建龙集团吞并国企通钢后，并不好好组织生产，遇到困难就甩包袱，等职工自己把企业搞好后，建龙又回来企图再次霸占企业，结果酿成了2009年建龙派来的高管陈国军被工人打死的“通钢事件”。建龙控股通钢，完全符合“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可这样的改革值得提倡吗？

广深铁路案。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铁路系统的特例，早就从铁道部独立出来，进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报道说，现在广深铁路已经不再是国企控股了。这家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铁路企业如何呢？广深铁路的利润很高，大股东或老板们赚大了，可是票价高、车速慢、服务差，消费者很不满意。铁道部虽遭受媒体万般攻击，但十几年普通票价不涨，近年来又贡献出了高铁，至少就这两样来说，广深铁路能比得了？对比一下铁道部，可以说广深铁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失败的。笔者并不反对铁路改革，可是铁路改革以及其它的国企改革难道要向广深铁路看齐吗？难道要将铁路这公器改成供少数人榨取全国人民的私器？

不但是私人资本控股国企会出现问题，即使私人资本之间的股权交易，也不必然会有好结果。前几年，私企雷士照明引进了赛富软银、高盛、施奈德等所谓的战略投资者。2012年，这几家外国资本合伙“篡权”，背弃信诺，拒绝雷士照明创始人和第一大股东吴长江回归，并将企业搞得乌七八糟，最后酿成了雷士照明事件。

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若是落到平安集团、赛富软银这类骄横、贪婪而又无能的投机资本手里，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再说，企业要发展壮大，并不必然依靠资本化、证券化，像华为，到现在也没有上市，照样干得很好。

可见，混合所有制并不必然意味着“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完全可以出现相反的结果：国资流失肥了个人腰包，企业化公为私后反倒经营恶化，职工和消费者都受损。《决定》丝毫没有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予以分析或警示，这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未来《决定》落实中可能不会避免这种局面出现。

《决定》第6条指出要“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同时，第7条指出要“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少国企的股份制改制，便声称是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结果，一方面原本就是企业员工并参与创建和发展企业的普通职工，必需还得掏钱才能成为股东，或者普通员工应得的工资收入和福利被截留而转成股份，不从命的话就下岗失业；普通员工看似成为股东，但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毫无发言权，而且只有极少甚至没有股息、红利等收入，一旦离职后股份变现也非常麻烦。另一方面，厂张书记总经理们则对自己大搞“股权激励”。最后，员工持股变成了管理层持股或“管理层买断”，厂张书记变成了老板，国企变成了私企。今后在发展混合所有制时，如何杜绝这种现象？“员工持股”将来如何避免成为骗局和掠夺？12月11日，厉以宁在2013央视财经主题论坛上又举起了“股权激励制度”这面旧旗子，这是历史重演的征兆吗？

《决定》以及上海的20条倡导对于国企以后要只管资本，不管企业与资产，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说，以前国资委和广大国企职工把国企资产做大做强，反倒有错了？国资委只管资本，没权利管国企了，而各级国企缺了来自上面的监管，胡来一气怎么办？

2.《决定》在国企私企之间没有一碗水端平，歧视、压制国企。

“玻璃门”、“弹簧门”，常被媒体用来形容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歧视（这一点被严重夸大了）。《决定》显示，倒是对国企设置了“玻璃门”、“弹簧门”。

《决定》第6条与第8条说，“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要“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若真正遵循市场经济原则，那么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与国企参与非公有制企业改革，私企通过股权交易控股国企与国企通过股权交易控股私企，都应该被允许或被鼓励，否则就是不平等，就是违背市场原则。可是，《决定》单单鼓励私企、外企（即非公有制企业）控股国企，不提国企控股私企、外企，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私企蒙牛一蹶不振，蒙牛老板牛根生在亚布力论坛上的那些资本家朋友，没一个伸手相救的，最后还是国企中粮来收拾了烂摊子。中粮控股蒙牛，就是纯粹的市场行为。难道中粮做错了？

《决定》第7条说，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既然谈市场经济，何来“公益性企业”？哪个国家有这种说法和做法？“公益性企业”，纯粹是近年来媒体炒作起来的一个概念。2012年3月，记者问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对央企的定位，是要提供利润，还是提供公共服务？”李荣融回答说：“这些概念我都不懂。我的概念就是跟国际竞争，要能把中国经济带起来。”如果公益性至上，那么就干脆不要取消铁道部改为公司化了，过去铁道部十多年普通火车票价一直不变，这才是公益性的体现。又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又说什么公益性，到底要哪个？

《决定》第14条说要“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可是，《决定》第6条却提出国有资本投资要“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既然企业是投资主体，那又为何特地约束国有企业的投资范围？国有经济当然要对国家安全等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这不应变相成为限制国有资本的市场行为，破坏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的借口。按照第6条的精神，国企是不是应该全面退出房地产？潘石屹、王石、冯仑们等一直反对国企涉足房地产领域，难道房地产领域要由他们来垄断不成？

《决定》第5条说“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可是，《决定》第6条、第8条却不提国企对等控股私企、人为限制国企的“功能”和投资方向，实际上是与第5条相矛盾的。经过这些“关照”，国企实际上沦为经济体中的二等公民了，“弹簧门”、“玻璃门”其实是给国企设的。这还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精神吗？（上述内容是笔者在12月上旬写就的。12月19日，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称国企实现混合所有制有四种路径，其中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命脉、支柱和高新技术产业之外的领域的国有企业，“不需要控制并可以由社会资本控股，可采取国有参股形式或者可以全部退出。”这说明笔者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潘石屹、冯仑、王健林们垄断地产业的时代可能要来了。另外我们不禁还要问：“退出”时如何避免贱卖现象？）

12月17日上海正式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简称“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仅仅因为将未来的国企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公共服务类三类，就招致了一部分人的不满，理由是国企不应该在竞争领域存在，否则就是“与民争利”。真是笑话，市场经济要的就是“争”，没有争，何来进步？再说，好的私企，没听说怕被同行国企竞争的。怕争的，不是懒汉就是蠢货。

4.《决定》第7条指出，在国企要“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职业经理人制度，并非灵丹妙药，而是弊端重重。美国的经验表明，大企业的职业经理人——CEO们，拿着高额年薪，却很少能做出相匹配的贡献。不仅能力有问题，CEO们的职业道德也有问题，因为奖金或收入与业绩挂钩，于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奖金，他们盲目追求短期利润，置企业的长远利益与不顾，甚至不惜造假。金融危机爆发，就与CEO们的胡来很有关系，尤其荒唐的是，危机来了，CEO们不仅没有被追责，反而拿着高额离职金逍遥而去。杰克·韦尔奇，在中国被捧上了神坛，岂不知其在美国，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因为离婚而曝出的腐败丑闻而声誉扫地。中国的学界和媒体总是夸赞西方资本主义产权明晰，并因此而高效率、低腐败。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私有制企业由纯家族式的或所有者与管理者合一的形式发展为股权分散的多股东形式后，企图以职业经理人制度来改进管理。但是，职业经理人制度却带来了新问题，现实中却常常见到CEO、职业高管们，一方面拿着与能力和贡献不相匹配的薪金，另一方面手握大权却脱离了股东们的监管而肆意胡来，或是追求个人利益胜过维护股东利益，或是做出错误判断而难以被及时纠正。所谓的私有制因为产权明晰所以不存在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不存在腐败低效之说，其实是脱离现实的。

在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名声也不佳，像所谓的“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唐骏，就是一个学历造假的骗子。被媒体合力吹嘘为“青年导师”的李开复，同样也因为学历造假等劣迹而声名狼藉，其创办的“创新工场”，除了吹牛，毫无创新。从李荣融到傅成玉、宋志平、林左鸣，到管贤彤，国企系统的这些既有专业知识又有长期经验的不同级别的管理者，难道其“职业素养”还不如唐骏、李开复这样的骗子？放着他们不用而去指望什么“职业经理人”，那不成了弃良材而求朽木嘛。

其实，多年来从国企里面挖人才——不管是管理者还是高级技工，反倒是一直是私企的惯用做法。比如，中国最大的私企造船厂熔盛重工，就是靠挖来原国企外高桥造船厂的总经理陈强，才建立起来并迅速进入世界船企前十行列的。

此外，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必然意味着大幅度提高管理层收入，拉大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但是，《决定》第7条却同时要求“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这完全是自相矛盾。

本人一向主张，国企在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并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是提高广大国企基层员工——从正式工、临时工一直到派遣工——的收入。遗憾的是，《决定》对这一方面没有任何明确表述，而“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股权激励之类的措施，只会扩大国企内部的收入差距。

5.掠夺资本与媒体联盟操控中国舆论倒逼改革。

本来国企与私企，就是白猫与黑猫，都是好猫，国民共进，可是媒体却故意在两者之间制造对立。

近年来媒体一直鼓噪“国进民退”，这纯属无稽之谈。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非公企业一直高于国企，也就是说非公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一直越来越大，何来国进民退。

2013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中，国有企业以66.65%的收入份额贡献了85.07%的纳税份额，百元收入纳税率为8.69元，是民营企业3.05元的2.85倍。可见国企在履行纳税义务方面要远远优于私企。

媒体说国企没有竞争力，这也是无稽之谈。习近平曾视察并肯定的武重集团、大连一重加氢反应器、大连船舶、中行沈飞、沈阳机床、沈阳鼓风，以及视察武汉时曾夸赞的上海振华重工，都是国企。他们都是凭自己的本事吃饭，都是凭竞争力在市场上站住脚的，这一点有谁能否认？

李克强近期出访欧洲，大力推销中国装备制造，造高铁的南车、北车，造核电、火电、水电设备的一重、二重、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国机集团，以及搞4G基础研发的大唐电信，全都是国企。此番领导出访很风光，除了华为等个别私企，全是这些国企给撑腰了。

2012年以来，造船业普遍不景气，但是国企沪东中华造船厂却一枝独秀逆势而上。为何？人家的产品好，利润高，还不愁卖。对这样的企业，干吗要急吼吼地去改了卖了？要卖了，也可以，但是买家得给个公道的价格。

现在的大部分国企，是靓女不愁嫁，而非剩女愁嫁。想娶国企，想控股国企，拿出好价钱来吧。

本来，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不明白，为何要单方面鼓励私企外企参与国企改革、甚至控股国企？国企的发展势头正猛，为何要冒险大改？

说来好笑，恰恰是这些年国企干得不错，做大做强了，才更强烈地激起了好多人的觊觎之心和朝国企“吐痰”（张维迎语）的热情。如今在全球500强里面，中国国企大概有60多家了，这么大一块大肥肉，让张维迎吴敬琏们及其主子们直流哈喇子，急着要分蛋糕。一家私企或外企，你自己若是有本事，就自己干自己的，像任正非梁稳根那样，心无旁骛，将自己做大做强。可有些人，不埋头干自己的，净惦记着去参与人家国企的改革，这里面若没有好处，谁干呢？

谁能参与国企改革？像上海家化的改革，平安集团能干得了，别人哪有份儿？赵太爷摸得，阿Q能摸得？

任正非梁稳根，人家凭自己的本事和努力，能够把企业做大做强，人家不用打国企的主意，照样能发财。至于瓜分掠夺国资，也轮不到他们的份儿。像当年徐工集团改制，能有三一重工的份儿吗？未来铁道部改革，能有任正非、邓中翰、魏建军、李书福的份儿吗？

三中全会刚结束，王健林就表态他要参与国企改革，还大言不惭地说参股就得控股，否则就不干。王健林拿地皮是把好手，不过拿地皮跟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两码事。就凭王健林推荐、支持卡马乔执教中国男足、让全国人民因此而蒙羞的眼光，他能玩得转武重集团、大连一重加氢反应器、大连船舶、中行沈飞、沈阳机床、沈阳鼓风、南车、北车、一重、二重、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国机集团？假若二十年前这些企业也让他给改制了，还有中国装备制造业繁荣的今天吗？

只有那些跟权力勾结的掠夺资本，只有顾雏军、张维迎这样的窃贼骗子，才会乐衷于所谓的国企改革。

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其实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凭正经本事、凭着流血流汗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市场经济，这是“普通资本”；一种是啥正经本事也没有，又不想下力气，还特别贪婪，净想着不劳而获，或是跟权力勾结掠夺国企，或是靠金融投机掠夺人民，这是“掠夺资本”。这是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要让中国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来掌控中石油中石化吗？要让中国俄国寡头化吗？是任正非、梁稳根式的市场经济，还是顾雏军、张维迎、潘石屹、任志强、秦晓、吴英式的强盗窃贼骗子式的资本主义？

有句电影台词说的好：“我最看不起你们这帮打劫的了，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掠夺资本的特征，就是没技术含量，只知道吃现成的，把别人的变成自己的；一方面与权力勾结，一方面却装作民间，把自己打扮成整个私企的代表，编造国进民退之类的谎言，自诩为“自由派”，企图以危机舆论倒逼改革，再抢一把。

九十年代搞改制，毕竟还有个理由，国企经营困难，于是乎抓大放小，让管理层买断，书记厂长变老板。可现如今，中国经济形势在全球大经济体中最好，国民共进，国企、私企都在迅速扩张，理由何在？有些人这时候却急不可耐非得想打断这个势头。等国企进一步做大做强，把美国西方的企业尽可能多地挤出全球五百强后，等中国企业在全球站稳脚跟且不可逆后，你们再抢劫瓜分也不迟啊。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呢？当年国企徐工若卖给凯雷了，还有中国工程机械制造业的今天吗？

按说，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抢一轮就行了，可是有些人就是没完没了。仅仅因为没让顾雏军们完全得逞，吴敬琏就说过去十年是“改革停滞”的十年。难道只有抢劫中国人民才叫改革？

是勤劳致富，还是抢劫致富？这帮人对做大蛋糕毫无贡献，抢起蛋糕来倒是最积极、最拿手。

从广州的《南方周末》到北京的财新传媒，中国的媒体大都成为掠夺资本的喉舌了。掠夺资本与媒体联盟，操控着中国的舆论，拿毒药忽悠政府，拿危机舆论来倒逼改革。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媒体牵着走的。可以说，本文所评论的《决定》中的大部分被容，并没有什么新意，都是媒体这些年来所鼓吹过的。

媒体的力量一点也不能被小瞧了，他们现在在给中国朝野设置各类议题。像近年来受媒体与“公知”欺骗，各地发生多起反PX群体事件。PX被妖魔化，与2007年《南方周末》的煽风点火有直接关系，其中其评论员笑蜀更是在南周直接公开撰文造谣说PX有剧毒、致畸、致癌、高爆炸性，对第一次反PX群体事件——厦门事件——的发生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中国的高铁也遭受了媒体的持续围剿，其中胡舒立的财新传媒是急先锋，从歪曲到造谣，胡舒立是无所不用其极。大量媒体敢于肆意造谣，无所顾忌，不能不说这与政府的不作为和纵容有关。

四、“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只对社保理事会有利

《决定》第6条指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将国有资产大规模地划归社会保障基金，是近年来媒体炒作的热点，政府金融部门的不少官员，也公开大力支持这种观点。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要将国有资产的50%甚至更多份额划归社保基金，理由是国有资产划归社保，正好体现了该国有资产的全民性质，是国企造福人民的落实。为了，媒体还不断报道社保，社会保障基金的迫切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貌似有理，其实站不住脚，而且会造成严重危害。

1.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假如社保有了亏空，正确的反应不是急着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来填上窟窿，而应该是先弄清楚亏空是由谁造成的，谁造成的，就应该由谁来补偿，否则，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当前，非公有制企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国企最多占百分之二十，为什么让最多占五分之一的国企来承担应该由所有企业共同承担的责任？雇用五分之四就业人口的那些企业难道没责任了？国企要造福人民，这是理所当然的，假如现在依旧是改革开放之前，全都是公有制企业，那么国企股份以及利润划归社保是完全合理的，但是，今天的所有制早已经多元化了，甚至非公有制企业的比重已经远超国企了，这时候继续以“全民财产，全民享用”名义，要求国企四处救火、填窟窿，实际上是让国企去倒贴非国企，是国资流失。让国企股份和利润解决社保亏空，根本不是“全民财产，全民享用”，而是打着全民享用的幌子拿全民财产倒贴私企外企。

事实上，社保目前不仅没有亏空，甚至还有大量结余，即使未来有了大额亏空的话，那也主要不是由国企造成的。大家都很清楚，过去一段时期，大量私企在执行劳动法、社保法等方面很不积极，大量员工没有上社保。即使现在，依旧有不少企业想方设法尽量少给员工少上社保或不上社保。相对于私企，国有企业对员工的待遇无疑更好一些，在社保方面肯定也比私企做的好。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国有企业改革之前，国企员工的退休金、医疗等问题都由本单位解决。改革后尽管原则上都纳入社保系统，但是在新社保系统启动之前就已经退休的大量国企员工，其退休金、医保等支出，其实依旧由企业自己来承担。可以说，在这方面国企本来就已经额外替政府承担了社会责任。

私企、外企等非公有制企业一样具有给员工交社保的义务。社保缺口若让国企来填，一方面造成国资流失，一方面将进一步助长非国有企业不认真履行社保义务的风气。

现在有一种就让国企来担责的风气，很是荒唐。有的学者与私企老板甚至要求将国企利润交给私企，来帮助私企“减负”。我赚钱你来花，我挖窟窿你来填，这还有半点市场经济的精神吗？

对于国企要造福人民，前提首先是要保值增值、做大做强。做大做强了，自然意味着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上缴更多的利税，这本身就是造福人民的表现。让国企当“活雷锋”，也得有个度，否则的话，国企成了谁都来咬一口的“唐僧肉”，那么最后将会压垮国企。

国企的社会责任一直远比私企表现优异，也就是说国企在这方面的支出要高过私企。2013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中，国有企业以66.65%的收入份额贡献了85.07%的纳税份额，百元收入纳税率为8.69元，是民营企业3.05元的2.85倍。可见国企在履行纳税义务方面要远远优于私企。方面的贡献要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老实的。

笔者绝不是反对国企造福全体人民，只是强调在当前中国所有制已经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将造福人民落到实处，而不沦为变相替私企外企等填窟窿，是需要认真研究、慎重行事的。

2.社保即将面临巨额亏空，这是近年来媒体持续报道的话题。事实如何呢？2013年11月27日，财政部公布2012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显示，全国社会保险基金2012年收支结余7480亿元，年末滚存结余37540亿元。既然2012年滚存结余达37540亿元，为何媒体却总是报道社保即将亏空？因为媒体需要为国企划归社保基金制造借口。

比如，2012年6月14日，经济参考报刊登报道《养老金缺口放大加重财政负担 最新报告称：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18.3万亿元》。“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银研究团队和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牵头的复旦大学为主的究团体撰写的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 .3万亿元。……从2013年起，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加上退休年龄的提高，将能使我国养老金账户累积结余持续约30年；到2050年，年度养老金收支也将保持基本平衡。”此文一出，舆论大哗，人心惶惶，不少人甚至开始担心不久就会领不到养老金了。6月18日，人民日报刊文辟谣，指出“2011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还结余近2万亿元，看人口结构，2012年、2013年不会出现猛然增加的退休人员，同时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还在继续扩大，实在不太可能收支缺口忽然增至18.3万亿元之巨。”

2013年，马骏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课题组成员李波撰写的报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再次鼓吹将国企资产的80%划归社保。

媒体和所谓的专家就是靠肆意造谣，来为国企资产划归社保造势。

3.将国企资产大规模划归社保，对谁有好处呢？首先对普通人民没有任何立竿见影的好处，因为资产划归给的是社会保障基金这个部门。媒体总爱混淆社会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个假象，好像划归的国资是用来替人民缴纳社保份额的（即使如此，这也是不可取的，如我前述），其实这只是长远未来的一种可能，而当下，只会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掌控者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有好处。《决定》一面强调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一面却强令将经全国人民与国企广大职工多年打拼才做大做强的国有资产划归社会保障基金这个部门（戴相龙郭树清们狮子大开口，要求划归一半！），收益也归社会保障基金，这叫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吗？国企和广大员工种树，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戴相龙郭树清郭们摘桃子，这叫啥？发挥市场机制？这最多叫金融帮欺压国企吧。

如上海青年学者马宁指出的，多年来，作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者的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虽然在让资产增值方面乏善可陈，但是管理人报酬与托管费却是在稳步上升，也就是说他们对人民委托给他们的资产的经营管理不善，但是在经营管理中却充分地实现了他们的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戴相龙身为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党组书记，很少见到他说如何尽职尽责让基金增值，只见到他天天唠叨要让国企资产划归他的部门，哪个政府部门的干部有这么厚颜无耻的？社会保障基金这样的金融部门，如刘纪鹏教授所言，谁都不清楚他是怎么运作的，假如数以万亿计国企资产所产生的收益，由社会保障基金支配，让人放心吗？目前，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还无权处置划来的国企股份，将来呢？

说来奇怪，同是国企，媒体对国资委管辖的实体经济企业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对非国资委管辖的金融央企则常常是网开一面。国资委所属的央企高管2011年平均年薪72万，被媒体骂作收入过高，而非国资委的金融央企，最近曝出有高管年薪超千万的，媒体却不拿来做文章了，媒体如此厚此薄彼，双重标准，原因何在？像中金公司，身为央企，其如何运作，我们一无所知，媒体咋就没有去批评的？

五、劫贫济富——有关社保缴费的内容

《决定》第45条指出，“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先来看看第一句“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社会保险一部分是企业交的，一部分是员工交的，那么费率得到降低的到底是哪一方的呢？是企业交的那一部分，还是员工交的？还是双方都降低了？11月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登出了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明确给出了答案：“首先考虑在适当时机适度降低用人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以减轻企业的人工成本负担……个人缴费负担并不重，在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方面，对个人缴费的费率调整并不迫切。”

原来如此！竟然只是减轻企业的负担（即增加了老板的收入），根本就不考虑减轻员工的负担！员工“个人缴费的费率调整并不迫切”，难道是说员工个个都比老板还阔气吗？难道不是他们、反倒是宗庆后、王健林生活更有压力吗？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农民工还是白领，中国各类工人阶级即雇佣劳动者阶级干得多，挣得少，收入一直被压低，这成为中国企业快速积累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源。尽管中国经济已经由加工衬衫玩具的低级阶段开始跨入与美日欧在高科技领域一决雌雄的高级阶段了，这一状况依旧没有什么改善。员工工资与企业利润的增幅相比，那简直就是龟兔赛跑。可在《决定》眼里，员工与企业相比，怎么就成了企业更应该被照顾了呢？既然社会保障基金需要充实、为此还要划转国企股份，那为何还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而且还是降低企业的费率？大量企业（特别是非公企业）少缴漏缴社会保险，导致社会保险基金得不到充实，人保部门为何又熟视无睹，从不解决？

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决定》在给资方减负的同时，不仅不给劳方减负，反倒要进一步给劳方直接加负！

《决定》指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一句完全是针对员工的，今后员工要延长缴费年限，减少领取年限，这实际上是加大了员工的支出和负担。跟企业分得的蛋糕“降低用人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相比，员工不仅得不到蛋糕，反倒要多付钱。

一个赠予，一个索取，对企业和对员工、对劳方和资方的这种截然相反的标准，完全是在加剧贫富分化，是损不足补有余，而不是损有余补不足。《决定》一上来就说强调要“促进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可是在具体细则中却制定了完全相反的内容：劫贫济富！

《决定》对资方和劳方的态度差异宛若天渊，其所依据的理由也是自相矛盾的。要降低（资方的）社会保险费率时，就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增大、支付能力增强”，给企业减负对社保无碍；要延迟（劳方的）退休年龄时，则说老龄化导致社保基金面临缺口，因此需要员工来填窟窿。请问，社保到底是充盈还是亏空呢？

面对资本家时，他们说，资金充盈，应该给资本家减负；面对工人时，他们说资金有缺口，应该让工人延长退休，多交几年。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决定》偏偏把“适时适当降低（资方的）社会保险费率。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劳方的）退休年龄政策”这两句紧挨着放在了一起。难道这是在刻意通过鲜明对比来炫耀《决定》对企业、对资方的偏袒吗？这是唯恐劳动人民发现不了官方对自己的冷血和无情吗？这是对全国人民的莫大羞辱！

另外，九十年大改制大潮中，为了给企业和政府减负，数以千万计的国企职工下岗了。这些职工中有很大一批人没能或无法再就业，长期以来甚至一直自行承担社会保险的全部支出。要说减负，《决定》也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