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开系列专题：十六、改革开放政策不变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对李鹏、姚依林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动乱平息之后，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我诚恳地希望，在任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第二，要札札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宣布：即将组成的第三代领导层以江泽民为核心，并说“等新的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三卷296页） 从邓小平的这段话也可以看出，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主要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一九七九年以来腐败现象急剧膨胀，而反腐败都只停留在口头上（所谓不是假的），使干部和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领导层丧失了信心，产生了极其严重的不满情绪；二是由于执行了错误的改革开放政策，帝国主义势力和影响不断渗透进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日益壮大。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形成全国几百万群众走上街头支持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又由于处理不当，形成天安门广场的僵局，最后不得不使用武力来解决天安门事件。 六月九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主要说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对这场风波的看法。他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里所谓“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气候”的具体内容没有展开讲。如果具体分析分析起来，各种不同的人的看法分歧就会很大了。 “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 这里所说的“对方”，应该是指那些参加了“动乱”、“暴乱”和支持过“动乱”、“暴乱”的人。按照他的说法，这些人分为三种：一种是“是非不分的群众”；一种是“一批造反派”；还有一种是“大量的社会渣滓”。 “是非不分的群众”？能不能说凡是参加过、支持过过游行示威的群众，都是“是非不分”呢？不是也说“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吗？难道说“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 “一批造反派”？这当然是指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文革中的造反派非常复杂，有打着“造反”旗号的各种极左派和极右派。但更多的是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起来“关心国家大事”的广大群众，还有许多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真正左派。难道说这些人也都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 “大量的社会渣滓”？说“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似乎太抬举他们了。这样的社会渣滓永远是乘机捣乱，并在乱中取利。 对于那些幕后操纵学潮、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大小小的“精英”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阶层，究竟应该把他们归入上述三种人的哪一种呢？ 毛泽东同志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另一个是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教训。他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 “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 “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很少。（三卷302-305页）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没有错！问题在于“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很少。”如果按照邓小平批评建国以来前三十年工作的逻辑，既缺乏一贯性，又没有行动，还甚至讲得很少，这就是实际上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上的最大错误！搞“改革开放”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六月十二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通告。 六月十六日，邓小平对中央几个负责人谈话。他说： 关于三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前，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实际上我是核心。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关于经验教训。“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清理一下我们过去究竟失误在那些方面，如何改正，以及现在急近需要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 关于现在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经济不能滑坡。第二，做几件人民满意的事。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这次事件中，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还有一点，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三卷309-314页） 六月十九至二十一日，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围绕这次政治风波的历史教训和赵紫阳的错误进行讨论。 经过这次风波以后，一些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一，经济上，支持、纵容鼓吹私有化。 胡乔木说：赵紫阳同志虽然没有公开鼓吹私有化，但他在改革中对优化程度较低的经济成分推行倾斜的政策，以及他所一再宣扬的国营企业要引进乡镇企业的机制之类，却是对私有化鼓吹者的一种鼓励。并使那些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丧失信心，产生一种深化改革非触动．改造和重建所有制不可的心理，一段时间对私有化的鼓吹甚嚣尘上。这完全是因为赵紫阳等党内纵容．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物在思想解放．反自由化等口号下允许他们的观点泛滥，而又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志采取压制．打击的结果。 伍修权说：经济有经济规律，去年闯物价关怎么闯不过去？不容易嘛。老百姓心慌嘛。 二，政治上，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滋长。 宋任穷说：赵紫阳同志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由于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纵容．鼓励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在贯彻改革开放方针时就不可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他看来，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是谁也讲不清，因此，可以不提或少提坚持社会主义。用这样的指导思想去进行改革开放，不走邪路才怪呢！ 王任重说：赵紫阳同志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从根本上说，是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对外屈服于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平演变的压力，对内陶醉于他那个自由化的智囊团所编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赵紫阳的严重错误已经使我们的党和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揭露赵紫阳的错误，正本清源，消除影响。 伍修权说：赵紫阳对政治体制改革实在是个外行。他懂得多少？这方面的参谋都是他的秘书鲍彤给他出的。中国有特殊的国情，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生搬硬套肯定闯大祸。 三、在思想上，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甚至连坚持社会主义也不愿提，。 张劲夫说：近几年，赵紫阳同志藉口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诋毁和否定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散布了许多错误主张。作为总书记，几年来，他不讲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不讲最高理想，甚至藉口社会主义现在谁也说不清，而连坚持社会主义也不愿提，倒是无的放矢的提出了所谓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原则，严重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向一个极端，错误是非常严重的。 方毅说：赵紫阳同志任总书记以来，削弱并放松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特别喜欢听所谓智囊团的意见，使社会上一些人丧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追求金钱至上．物质享受和个人名利，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等共产党人高贵品质和中国人民传统美德的思想被认为过时了，重才轻德的现象相当严重。这次动乱中，不少我们培养的人反对我们，咒骂我们，这与赵紫阳同志不抓思想政治工作密切相关。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彭冲说：严重削弱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严重削弱党的政治工作队伍，使这几年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削弱。如果我们的党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坚决惩治腐败，确确实实要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了。 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举行十三届四中全会。 全会审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以党反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在会上，赵紫阳对《报告》作了申辩： 他说，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混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 （“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即使当时对“4.26”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就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说，这场风波的来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如果从这样的高度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 他说，5月17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再次肯定4月26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5月18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他说，关于我没有出席5月19日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不知道了。 赵紫阳的这个申辩，正好暴露了他的错误政治立场。 关于对学潮的认识和处理方针，“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混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这当然没有错。但是，他只强调多数人的爱国热情，而忽视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阴谋，特别是不承认，正是这些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分子，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北京地区的高等院校、新闻界、学术界中，操纵一些非法组织，影响着学潮的方向。所以他解决学潮问题的方针，就是只强调争取多数，而且主要是通过所谓的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来满足一些自由化分子提出的政治要求。却从来不去采取措施，揭露、打击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阴谋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说他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不为过。 关于他没有出席5月19日召开大会的问题，他的申辩也是软弱无力的。以有病请假为由，是说不过去的。在当时形势下，作为总书记，只要有最后一口气，就应该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何况，他已经在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同意采取戒严措施，并有辞职的意向。所以，他不出席会议，只能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生理问题。 全会通过了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以党反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会议认为，赵紫阳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性质和和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特别是在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免去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的职务。 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项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江泽民在全会上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坚持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对照，那些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却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为目的，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他们的‘改革开放’，中心就是资本主义化。这当然是党和人民绝对不能允许的。” 这个讲话，注意了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原则界限。 听其言而观其行，问题在于看他今后怎样做了！ 2004年6月9日初稿 2013年12月2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