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来，世界银行一直在制造与传播新概念、新命题以及新理论、新政策，诸如“华盛顿共识”、“包容性增长”等等。2006年世界银行又违背欧美等发展历史史实，无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规律，以拉美为标本，生搬硬造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一出世，迅即在中国得到异乎寻常的追捧，经济学人们蜂拥而上，为中国经济把脉，为中国避免“陷阱”而殚精竭虑，由此生产出的文字文章汗牛充栋，似乎足可以把该“陷阱”填平。其实，“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一个自由主义的陷阱，是发达的强权国家通过世界银行这个工具给发展中国家设置的依照“新殖民主义”政策路线前进的“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发展史上并不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原因，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国民收入徘徊的一种状态。表面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基于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分析考察而得出的一个经验性描述，实质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结论，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 “中等收入”框架里面装不了任何实质内容。“中等收入”是个相对概念，在横向上可以相对于其他国家——在高低收入国家之间处于中不溜的水平，在纵向上可以相对于自己的过去——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告别初级阶段。“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空洞而飘忽的框架，里面装不了任何实质内容。例如，1774年殖民地美国(自由人加奴隶约合250万人)的人均年收入在15-25英镑，相当于2000年的3875-7250美元。若依照公民身份——自由人(当时存在白人契约奴隶、土著印第安奴隶以及非裔黑人奴隶)统计，当时美国人均拥有的实际财富是76英镑，这一数据相当于2000年的11100美元(这一不合理统计的合理存在有其现实依据，我们今天广东、上海等省市计算GDP时也没有包含外来务工人员，尽管这一队伍相当庞大)。依照今天世界银行与相关经济学家设计的标准，显然是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在富裕程度上，当时的美国人至少跟其宗主国英格兰人是一样的，而当时的英格兰是最发达国家，在那个时代工业制造无所不能，而美国——依照宗主国英国的要求——连一个马蹄钉都不能制造，是个道地的农业国，百业待兴，经济上严重依附英国。类似早期美国“富裕而不发达”的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一些加勒比国家、石油输出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早就超过1万或1.2万美元，但是不仅发达国家没有接纳他们进入OECD(即“经合组织”，被视为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世人没有将其视为发达抑或先进国家。 此外，不同国家以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民的消费资料构成大不相同，货币购买力大不相同，因此在所谓“中等收入”的数量(1000-12000美元)的背后，相关人的生活质量有明显差异。还是用美国为例，殖民地美国不仅富裕，而且那里的人民享受着高品质的生活——食物充足、用于建筑与供暖的木材价廉、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身高是一项非常好的衡量社会营养状况的指标，那时殖民地新兵的平均升高为5英尺8英寸，接近现在的平均身高，超过当时同种的英国皇家海军新兵的平均身高整整2英寸。依照2000年的价值折算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在3875美元至7250美元之间，很显然，今天的美国人倘若拥有这样的收入，那是要接受政府救济的，根本无法过上高品质的生活。 依照世界银行以及相关学者的分析资料，1978年美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不知什么逻辑，此前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如果美国不是高收入国家，谁是高收入国家?)。今天，那些跨过1万或1.2万美元门槛的国家，其国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如何和半个世纪前的美国人相比——二战后的美国成为世界最牛的国家，“美国梦”、美国“很行”的神话风靡世界。 “中等收入”及其“陷阱”的界定是随意的、逻辑是混乱的。其一，世界银行将中等收入水平定义为人均年收入在1006美元到12275美元之间，这里的上线与下限的数字界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充满了疑问。由于中等收入的“门槛”很低，很多发展中国家刚刚启动发展进程，就给世界银行“被中等”了，被拿来当靶子、当标的而说三道四。 其二，世界银行的报告称，在1960年101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到2008年，只有13个变为高收入国家。世界银行给出不到40年的时间，便要求“被中等”的国家跨入“高收入”行列，这种随心所欲的主观臆断，不仅违背历史——西方国家走出“黑暗中世纪”而成长为发达国家无一不是以百年计，而且有欠公允——很多“被中等”的国家还没有摸到适应本国国情的发展策略，如此就给他们烙上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印记。 其三，国民收入用信用货币——美元来计量，而今日美元的购买力，远远不是1971年与黄金脱钩前美元的购买力，更无法与19世纪末期(美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购买力相提并论。收入的高低是相对的，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后，主要国际货币纷纷摆脱黄金约束，成为纯信用货币，不仅丧失了货币的“储藏手段”功能，而且其购买力在不断波动中持续降低，由此基本失去了在长时间序列上的“价值尺度”功能。今天，以美元计值的“中等收入”只有在横向上(与他国比较)考察才有实际意义，而“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要求却是纵向上(与本国历史比较)的，这是明显的思维混乱。因此，以今日1000-12000美元作为衡量“中等收入”国家的尺度，并装模作样说这里存在一个“陷阱”，是非常不严谨的，可以说的荒谬的。 “中等收入陷阱”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在资本主义制度与体系下，一国经济增长停滞与国民收入徘徊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紧密相关。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这些资本主义的先行者，在成长与发达过程中，并未遭遇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当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相关经济学者所罗列的经济停滞甚或倒退，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必然。熟悉世界经济发展史的都知道，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总是被周期性经济危机所打断。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近乎一统天下，全球化下经济危机愈发频繁，经济周期也更加明显，所以相关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道路也更加坎坷。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痼疾，与生俱来，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具有标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便在资本主义国家乃至资本主义世界周期性出现。除了大约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外，还有结构性危机(如1929-1933年大萧条)以及系统性危机(如2007年由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大危机)。一国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一般都会陷入停滞甚或倒退，这种情形在欧美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大或小、或长或短都有呈现。例如，美国1929-1940年间持续停滞12年，此后在1944-1963年间持续停滞20年;英国1943-1954年间持续停滞12年;德国1913-1926年间持续停滞14年;日本1940-1956年间持续停滞7年;法国1929-1949年间持续停滞21年(数据来源Maddison，2010)。这些发达国家，纵向看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高收入国家，横向看即比照当前名义美元价值则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改变这些鞭先着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以及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把欧美日经济史上因经济危机而出现的经济与收入停滞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欧美等西方国家不曾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一些新兴市场(如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成长过程中，也没有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尽管它们也曾因经济危机而出现经济增长停滞与收入徘徊不前。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经济增长阶段性停滞与国民收入阶段性徘徊非常正常，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亦然。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来掩盖或替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似乎新颖，但是除了故弄玄虚与哗众取宠外，不利于对矛盾的深刻揭示与问题的有效解决。 “中等收入陷阱”无视一国经济发展的艰难性。从欧美等发达国家成长历史来看，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国家成长到高收入国家，都有一个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低收入大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提出“经济增长阶段论”。该理论认为，一国从“传统社会”经由“准备起飞”、“起飞”到“成熟”，再到“大规模消费”(即高收入)，全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全程大约要6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一甲子”。而且，在具体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中，大国与小国也存在明显差异。通常大国尤其是传统包袱沉重的大国，其人均收入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非常困难，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而人口小国，相对来说要简单得多，从3000美元到10000美元，如文莱历时4年(1974-1978年)，赤道几内亚也用了4年(2001-2005年)，卡塔尔只需3年(1971-1974)，都迅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国际上很少有人羡慕这类国家成功，或借鉴他们的“发达”经验。因此，以暂时的增长停滞或缓慢增长，来断言该国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并不科学，而且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会使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发展焦虑症，将人均收入高低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导致片面追求GDP增长，甚至陷入GDP崇拜。 |
